导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北京对话特约专家赵华胜近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官网撰文，深入分析俄美关系的潜在转向及其国际影响。

赵华胜指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俄美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其速度和力度超出预期，也打破了俄乌冲突以来的战略僵局。美国不再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开始主动向俄罗斯释放和解信号：俄罗斯最关切的安全问题被降级为“欧洲事务”，而“价值观外交”所施加的意识形态框架，也被特朗普的现实主义风格弱化。

与此同时，核军控谈判重启、欧洲驻军调整被提上议程，俄美关系从“准战争状态”逐步回归对话与合作。这一趋势不仅动摇了传统美欧联盟，也挑战了冷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逻辑。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试图“甩掉”俄乌冲突包袱的过程中，客观上为俄美关系缓和创造了空间。

然而，俄美“破冰”仍面临诸多挑战：乌欧强烈抵制，美国内部亲乌势力与共和党鹰派持续掣肘，特朗普外交风格多变等。三十年对抗的历史遗产仍在发挥作用：俄罗斯对美深层疑虑难以消除，美国的霸权思维与俄罗斯的“主权至上”理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尽管在能源、北极开发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仍需以结束“代理人战争”和解除制裁为前提。“联俄制华”设想缺乏现实土壤，中俄之间高度互信的战略协作难以动摇。

这场转折也暴露出西方内部的深刻裂痕：北约凝聚力减弱，美欧互信滑坡，欧洲或被迫进一步推进“战略自主”。国际格局悄然生变：如果俄美继续靠近，全球可能从“美欧对中俄”的对抗格局，演变为“美中对峙、俄欧博弈”的新动态。大国关系重组正加速推动多极化进程，但特朗普“交易式外交”背后的霸权本质，仍为全球局势带来高度不确定性。

赵华胜指出，中国需警惕俄美互动对全球战略平衡的冲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为不确定时代中的国际秩序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赵华胜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表题为"The new 'Reset' of US-Russia Relations and Its Possible Prospects"的文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

【文/赵华胜】

尽管对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俄美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有普遍的预料，但转变之剧烈和迅速还是超出了所有的想象。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加深的危机通道中，这种状况被认为将保持长期“稳定”，甚至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也不会改变。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预热，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开始与俄罗斯对话，迅速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此同时，美欧关系破裂，乌克兰被美国事实上抛弃。在大国的历史上，在基本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颠覆性地突然改换国家外交轨道的事例极其罕见，虽非绝无仅有，它超越了国际政治的一般规律。美国政策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形势，也大幅度转变了俄美关系的走向。

俄美关系在过去30多年里曾有过多次起伏。俄罗斯独立之初，在叶利钦和克林顿总统的热心推动下，俄美关系开始了“蜜月时期”，1993年两国宣布为战略伙伴，美俄关系达到高峰。但此后不久，由于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朗、伊拉克、军控、车臣等问题，美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

2000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别就任总统，两国对改善关系重燃希望。2001年“9.11事件”后，美俄关系迅速升温，达到了近乎于“同一战壕的战友”的水平。2002年5月，小布什访俄，两国宣布将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但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也不长，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关系再次转冷。

2001年6月16日，普京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市郊的布尔多城堡举行会晤

2008年美俄总统换届，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出任总统。美俄关系又出现乐观期望。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启”战略。美俄关系稍有起色，但动力不足，踟蹰徘徊，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即已难以为继，到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重启”彻底结束。随后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一系列冲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关系跌入低谷。

2017年被认为对俄抱有好感的特朗普成为美国新总统，舆论曾普遍预测他将会给美俄关系带来新局面。但与预测相反，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限制，美俄关系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愈加恶化。美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2025年2月28日与泽林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争吵中，特朗普骄傲地宣称他的前任给乌克兰的是破布（sheets），而他给的是导弹。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

那么，这一次俄美关系改善会走多远？它将重复以往失败的宿命、还是会打破走不出去的历史怪圈？它将长久持续还是昙花一现？

与以往相比，这次俄美关系变化有着一系列重要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弱化了后冷战时期困扰着俄美关系的一些症结性矛盾。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北约东扩是俄美关系最大的问题。从冷战时期起，北约就是苏联的最大安全威胁和头号敌人。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政治上与西方和解，而国内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国家衰弱不堪，对西方已构不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不仅没有降低对俄罗斯的安全威慑，反而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利用俄罗斯无力阻拦的形势，开始向东不断扩大。俄罗斯也曾试图以加入北约的形式改变与北约的对立结构，事实上，苏联在1955年就提出过加入北约的提议，是由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苏美维也纳会议上提出的，在叶利钦和普京时期，俄罗斯也向北约表达过这一想法，不能排除其中有策略的成分，但北约也都没有做出回应。

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对西方深深的怨愤和不信任，不断刺激和激化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成了阻碍俄美关系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是北约东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它表现得比欧洲还激进。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是小布什总统提出邀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只是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由此开始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

现在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排除了在可见将来接纳乌克兰的可能性，虽然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俄罗斯认为它还需要国际法层面的保证，需要写入到最终的和平条约中。2025年2月，北约在纪念成立75周年的华盛顿峰会上，已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过程不可逆转。在俄罗斯看来，对这些政治立场也需要有正式的纠正。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新政策大大缓和了俄美关系的紧张，使消除两国关系中的这个最大刺激因素出现了希望。未来如果乌克兰加入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其它形式的军事联盟，它引起的冲突将主要是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而不是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如果北约滑向内部破碎松散、甚至解体，则北约扩大问题在俄美关系的议程上将自然消失。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 金桥智库

安全问题始终是俄美关系中的焦点。美国把俄罗斯定位于安全威胁和对手，这一点被写入了美国的官方战略文件，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2018），也写在了拜登任职期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2021）和2022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

在重新执政后，特朗普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对俄罗斯的担心明显降低，现在他认为俄罗斯主要是对欧洲的威胁，但不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而且，与美国的北约欧洲伙伴相反，他宣称北约没有遭受俄罗斯入侵的可能。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赛斯（Pete Hegseth）在2025年2月乌克兰国防联系小组会议上表示，美国对安全的注意力将从欧洲转向亚太，欧洲的安全将主要由欧洲负责。

这表明，虽然特朗普政府还没有就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威胁做出新的正式定义，但它的趋向已经很明显，就是认为俄罗斯对美国的直接安全威胁降低，美国不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如果俄乌冲突和平协议能够达成，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想法将进一步发展，因为虽然中俄都是美国官方定义的安全威胁，但性质和特点有很大差异，中国被定义为全面持久的威胁，是世界上唯一能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乃至取而代之的国家，而俄罗斯只是一个紧迫的威胁（acute threat），它的国力太弱，完全没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实力，更不用说替代它。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强化了俄罗斯威胁的紧迫性，如果战争结束，它的尖锐性和迫切性会大大减轻，它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程度自然会随之降低。

特朗普抛弃了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这是一种“离经叛道”，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中绝无仅有。价值观外交是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一个传统支柱，它也是后冷战时期俄美关系紧张和冲突的重要来源。从价值观外交出发，美国和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线，把国家分成所谓民主和极权两大阵营，把自己列入民主国家，自然带有了政治上正确和道义上高尚的性质；把对手定义为极权国家，被打上反民主和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烙印。俄罗斯自然在极权国家之列，甚至被称为是独裁政权。

价值观外交超越了传统的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法，它为干涉他国内政，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他国合法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价值观外交与俄罗斯的外交理念完全对立，而且俄罗斯自身也价值观外交的受害者。美国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周边推动“颜色革命”，支持俄罗斯的反对派和各周边国家的反俄力量，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威胁俄罗斯的政权安全。俄乌冲突的发生也与美国推行价值观外交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2013年，乌克兰发生了“迈丹革命”（Maidan revolution），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亲西方政权上台。“迈丹革命”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推动，甚至有美国高官直接参与、现身于示威人群中。俄罗斯把“迈丹革命”称之为国家政变。以这一事件为拐点，形势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乌克兰完全倒向西方，确定了加入北约的国家战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断升温的火药桶，最终以俄乌军事冲突的形式激烈爆发，乌克兰成了牺牲品。应该看到，美国的价值观外交不是纯粹的，它也受地缘政治利益的指导，服务于地缘政治利益，“颜色革命”所推翻的往往都是西方不喜欢的政权，而美国支持上台的基本是亲西方的政权。

2015年8月，反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自治的抗议中，一名斯沃博达党向警戒线内投掷手榴弹 法新社

特朗普的商人习性尽人所知，他看重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对意识形态不甚在意，或者说完全没有这种意识，自由民主等口号很少出现在他的词汇中。只要有实际利益可图，特朗普可以与任何国家发展关系，不管它属于什么阵营，同样，如果他觉得占了美国的“便宜”，或者说他想占别国的便宜，那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它是所谓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不管它是盟友还让敌人，它也都“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这一点在他对加拿大、墨西哥、丹麦、欧洲的态度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这不是通常理解的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它更多是出于一种极端和没有规则底线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而且是霸权的行为。这也不是新的孤立主义，它并不拒绝插手国际事务，以利益为导向的布局，既不是退回美国，也不是退回美洲。但无论如何，特朗普的这一做法至少降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俄美有了重启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可能。核军控是俄美安全关系的重要基石之一，START-3将与2026年2月到期，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美关于新条约的谈判无法进行，如果在条约到期后没有新条约接替，俄美的核武器发展将失去任何法律的限制，核竞争和核战争的风险都将上升。如果俄美能够恢复谈判，并进一步达成新条约，对于俄美关系的缓和也会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同时，美国减少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可能对俄美关系来说也是向好的预期。美国是北约的主要作战力量，是对俄罗斯北约军事对峙的核心。美军在欧洲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军在欧洲有8万多人的驻军，有200多个常驻和临时军事基地，配备有海陆空重型武器，美军已经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接近俄罗斯的前沿国家，美国的战略轰战机也会随时进入欧洲。美国在2019年退出了中导条约，可以在欧洲重新部署针对俄罗斯的中短程导弹，这尤为恶化了俄罗斯的安全环境。

特朗普政府目前还没有做出减少在欧洲驻军的决定，但表示在考虑对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进行调整，不过，在安全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背景下，在要求欧洲承担起更大的安全责任的想法下，降低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应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形势真能向这一方向发展，俄美在欧洲军事安全上的对峙可有所缓解，并且进一步为俄美讨论形成新的欧洲安全格局和机制创造条件。

1987年12月8日，美、苏两国首脑在华盛顿签订了《中导条约》维基百科

概括地说，特朗普外交强烈冲击了美国外交一系列重要观念和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他改变了由乌克兰决定战争进程，美国无条件支持的政策，对泽林斯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和接受和平协议；在对俄关系上，他大幅度转弯，实施对俄和解与合作政策，在“大棒”中增加了“胡萝卜”；在战略思想上，它背离了大西洋主义，疏远了联盟政策，减低了对北约的支持，与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欧关系的严重分裂；在思想体系上，它抛弃了自由主义，放弃了价值观外交，不以民主还是集权确定对外政策；在安全战略上，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俄的双重抑制，更突出了中国威胁，淡化了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在外交政策排序上，它以经济利益为优先，把外交变成生意，以贸易战代替枪炮战，急于在乌克兰实现和平，不管是以什么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重大转变，那就是美国对多极化问题上的态度，这个问题还不确定，暂且不论。

不过，这还不意味着俄美关系由此将顺利地和持续地向前发展，它仍有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许多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

从当前形势的角度看，俄乌冲突是绕不过去的第一道门槛，如果俄美不能迈过这道坎，俄美关系后续的发展就无法顺理成章地接上。就现在的情况来说，特朗普的目标明确，就是尽快拿到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对特朗普的动机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商人天性，不喜欢战争，他在其第一任期里没有发动过战争是很好的证明。这种观点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在特朗普一边急切结束俄乌冲突的同时，美国放纵巴以冲突的继续，对也门胡赛武装实施最严厉的空中打击，对伊朗进行战争威胁，这表明特朗普也不是和平主义的信徒。也有人认为特朗普是觊觎诺贝尔和平奖，以满足他的虚荣心。特朗普自己则说，他的动机一是因为太多人在战争中死去，二是因为使美国花了太多钱。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长卡罗琳·莱维特2025年3月20日对外宣称，总统特朗普“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重启的军事行动

不过，从实际的结果分析，特朗普更可能是把俄乌冲突看作是拜登留下的烂摊子，他显然不想继承拜登的这份“遗产”，要与它做出切割，表明拜登制造战争，而他结束战争。这还能使美国尽快从俄乌冲突中摆脱出来，以便全力投入“使美国再次伟大”的任务，否则他短短四年的任期将被消耗在这种战争中。实际上，拜登上台后就急忙从阿富汗撤军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但考虑的草率和混乱的组织使美军阿富汗大撤退变成了一场大溃败，成了特朗普用来嘲笑拜登愚蠢的素材。

特朗普的政策显然有利于俄罗斯，它可以接受俄罗斯保有控制的土地，并压乌克兰做出妥协。特朗普“不站在任何一边”的政策只能是表明不再站在乌克兰一边，因为美国本来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这实际上等于是向俄罗斯的靠近。不过，这还不意味着最终的和平协议会就会达成。乌克兰当局不会同意割让领土，那等于对国家民族的背叛和政治上的死亡；它也不会同意去军事化，那意味着它将在俄罗斯面前被解除武装；即使现在不能加入北约，它可能也不会接受中立地位，那等于放弃与西方的安全合作和安全保障。虽然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手里缺少有力的谈判筹码，但它仍有能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力量，在它的背后有欧洲作它的战略后盾和大后方。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条件尖锐对立，双方相互都不能接受，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将困难重重。特朗普的目标是迅速结束战争，达成和平协议，不管是什么条件下的和平协议。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不得不同时或轮流对俄乌都施加压力。谁成为和平协议的主要矛盾，谁就是他打击的主要对象。

俄罗斯明确表示，和平协议必须考虑它的要求，它不会接受一个不符合它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和平方案。如果俄罗斯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妥协，如果特朗普认为俄罗斯变成停火的主要阻力，使他提出的和平协议无法落实，他会将矛头转到俄罗斯身上，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对此特朗普已说过多次。如此，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必然受阻。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有机会达成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协议央视新闻

不过，如果出现和平协议无法很快达成的情况，特朗普将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继续把签署和平协议作为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前提条件，还是知难而退，改变思路，在战争仍然进行的状态下继续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出于特朗普的战略设想和个人喜好，他选择后者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

俄美还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美国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援助国，它向乌克兰输送飞机、大炮、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为乌克兰提供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卫星侦查情报，为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提供方位和导航，美国实际上也成为乌克兰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这些无疑都是战争行为。同时，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经济制裁，力图扼杀俄罗斯财政和经济来源。

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承认这是美国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但按照传统的理解，俄美现在事实上是处于“准战争”状态，或说是非正式战争状态。在结束这场“代理人战争”之前，俄美关系不可能正常化，更不必说发展友好关系。而结束它的唯一途径是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支持，开始改变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政策，并逐步解除大部分制裁。现在看来，这也不会是一个简单和迅速的过程。

2019年6月28日，日本大坂，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G20领导人峰会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并尝试与对方握手 路透社

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关系仍是一个迷。关于特朗普与俄罗斯交好的动机和原因有许多猜测和分析。解读五花八门，各色各样。有说是因为他与俄罗斯源远流长的关系，对俄罗斯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两任斯拉夫裔夫人也影响了他；有说法是俄罗斯掌握着他不能见光的材料，他被俄罗斯要挟；有评论认为是因为他崇拜强人，尊重普京，与普京有特别的友好关系；有判断是他要与拜登反其道而行之，实现他竞选期间夸下的海口，最耸人听闻的是说他是俄罗斯的内应，是长期隐藏的俄罗斯的间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最终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美关系，这些很难为外人所知。他想与俄罗斯做“大交易”，他准备出什么价？他要从俄罗斯得到什么？不能确定他是准备重构俄美关系、使其成为一种战略性合作关系、还是只是因为他对俄罗斯和普京总统充满好感，因此愿意与俄罗斯发展关系，但无任何战略意图和目标。不同的思路也会影响俄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特朗普决策快速、突然、急剧，但改变起来同样是快速、突然、急剧。换句话说，特朗普外交不循常规，不按常理出牌，受即时性事件和情绪影响大，极易朝令夕改，突然转弯，难以预知。简单说，特朗普的个性就是变化莫测，他的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没有保证，发生政策反转的可能性会一直与他同在。

2019年6月28日，日本大坂，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G20领导人峰会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并尝试与对方握手

美国国内反俄亲乌的力量依然强大，共和党人、国会的反对派、精英阶层、一些大利益集团仍坚持它们的立场，在特朗普就任后并没有任何改变。在最初的震惊和沮丧过去后，它们会重新组织和重新集结，伺机发动反攻。反对派力量对特朗普是有力的制约，而且不仅仅是对他的对俄政策，也是对他的整个外交政策，乃至对特朗普政权本身。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不仅不可能得到它们的支持，反而更加刺激了它们的反对态度。

因为立场相反，特朗普与对俄政策进展得越顺利，俄美关系越发展，它招致的抨击可能就越激烈，而一旦对俄关系遭遇挫折，更会遭到强力反攻，要求改变对俄政策的压力就会更大；换句话说，不管俄美关系发展得顺不顺利，特朗普的对俄政策都会招致反对派的攻击。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特朗普可能转而对俄罗斯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显示他不仅不亲俄，而且对俄更强硬，以弥补在国内政治上的失分，扭转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局面，事实上，特朗普为了自证也经常说他是对俄罗斯最严厉的人。

从更宏观一些的视角看，俄美要发展战略性合作关系，它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相互的负面认知。这是过去30多年俄美关系给两国留下的沉重负资产，两国相互的形象都是负面的，没有基本的信任。这种认知是长期积淀而成，难以很快改变，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之后又大大加深。负面认知对形成高层次国家关系是无形的藩篱，导致对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缺乏信心，并且对政策的形成产生影响。

这次特朗普对俄的有利举动虽在美欧引起哗然，但俄罗斯从领导层到精英界都反应比较冷静，并没有过分的欣喜之色，从俄主流学术界的认识看，多数观点对两国关系改善的前景持谨慎态度，有所保留，有的观点还比较悲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提醒不要用玫瑰色来看待俄美关系的变化。这与过去俄美关系出现升温时舆论的热情洋溢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不表明俄罗斯不希望与美国发展关系，精英界主张与美欧和解的大有人在，这只是由于过去多次的痛苦教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使俄罗斯不敢再轻易地对美国加以信任，对俄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信心不足。

假使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和平协议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俄美关系还将面临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它们在国际秩序建设上的原则性矛盾。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实质也是一种霸权，是一种更加唯我独尊的霸权体系，美国欲对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半岛、乌克兰矿产、加拿大土地的强取豪夺，都说明特朗普之下的美国仍是霸权。霸权与俄罗斯所追求的多极化世界观不能相容。美国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多元化的世界，国务卿鲁比奥已谈及这一点，俄罗斯外交和学术界也有判断认为特朗普已经接受世界多极化的事实。不过，这还是一种尚在发展没有定论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承认多极化的事实不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在对多极化的理解和政策上一致。

《慕尼黑2025年安全报告》以“多极化”为标题，承认多极化已是世界的现实，但它以消极和负面的眼光看待这一变化，认为这一国际权力转移过程有可能带来更大混乱。美国对多极化的理解更可能与欧洲相似。俄罗斯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立足之地还是多极化、全球南方、金砖集团、上合组织等，它们是反映俄罗斯利益和追求的基本平台，只要有可能，俄罗斯与美国发展深层合作，但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外交框架去追随美国，它仍将以继续推进多极化、金砖集团、上合组织、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为其外交的基本方向。

2024年2月18日，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闭幕致辞

俄美关系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即它将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两国是平等的关系还是从属的关系。美国即是霸权，也就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它能否降尊纡贵，对俄罗斯以平等伙伴待之还需验证。尽管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比拜登时期有很大改变，使俄罗斯有了平等对话之感，但制裁的大棒仍高高悬在俄罗斯头顶，这还不是真正的平等。而不论是美国的霸权体系、还是从属性的国际地位又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俄罗斯外交的核心概念是主权，这是它外交政策的基石，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把主权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受到特别强调。从主权出发，俄罗斯坚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屈从于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因此它不可能在特朗普的霸权体系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俄美在地区问题上的关系比较复杂，它是两个利益体系，有相容的利益，但比较少，合作机会也少，相异的利益多，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也多，特别是在中东、西亚、东北亚地区。这仍将是俄美关系中的经常性矛盾，只是有时会和缓，有时会尖锐。

美俄高官2025年2月18日在沙特首都会谈，商讨推动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拉夫罗夫各率领美、俄代表团会谈

从更长远一些的视角看，假如说，特朗普的对俄友善政策能够跨越各种障碍，顶住压力，保持到他的任期结束，那俄美关系是否会突破大起大落的宿命还得看特朗普之后的政府及其政策，毕竟特朗普的对俄政策有较强的个人色彩，未来白宫的新主人能否会继承下去现在不得而知。

特朗普外交使得西方内部大乱，造成了西方集团自形成以来最大的内部危机，它的前景不明。美欧的分裂或是越来越深，无可挽回，但也可能跌落到一定程度后再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弥合，这种可能性也许更大，当然旧日也不会再来。欧洲或是由此加速衰落，一体化走向松散，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逐渐边缘化；但危机也可能给欧洲带来强有力的刺激和动力，迫使它独立自主，更加凝聚团结，谋划新的发展格局。

北约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在北约的核心力量美国准备减少对北约的责任、甚至威胁退出的情况下，北约的前景被蒙上了阴影。它成立之初有三大目标，即“留住美国、压住德国、挡住俄国”，德国早已不是北约压制的对象，现在美国又要远离，三大目标只剩其一，即“挡住俄国”。

这将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在俄乌和平协议达成之后，随着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双方有可能将探讨形成新的欧洲安全框架，俄罗斯对欧洲安全威胁的严重性会逐渐减低，这将使北约的发展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北约为了存在下去，也为了保持凝聚力，它需要不断强化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持续地把俄罗斯作为欧洲的敌人，使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一定的紧张度。从这一点说，北约本身又成为危险的刺激源。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1日，美国已就乌克兰问题提出一项联合国决议草案 央视新闻

俄美关系面临着崭新的形势，踏上了一条没走过的新路径，这个过程能走多远还不能确定，并且现在也不能断定它一定是不可逆的。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过程仍有回头的可能，或是由于俄美发生冲突，或是因为特朗普政策调整，或是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动摇或改变。但毕竟这个过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快速发展，现在应面对的是这一现实，以此为出发点，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可能发生的逆转。

总体而言，现在的形势对俄美关系有利。特朗普是造成这一形势的关键因素，所有的变化都与他有关。在冷战之后的俄美关系中，从未出现过北约东扩、安全威胁、意识形态这三大矛盾同时缓解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对多极化等重大问题上的认知上也出现松动。俄美开始恢复在一些传统领域的合作，如削减战略核武器、防扩散、反恐等，在原来被认为是竞争和冲突的一些领域，如北极、能源开发、天然气管道等，两国也开始探讨合作的可能，并且合作的领域会继续扩大。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主要矛盾在俄美关系中都分量不重，不会成为尖锐矛盾。特朗普特别关注贸易赤字，他认为美国的贸易伙伴都占了美国的便宜，因此对它们大幅加税，引发与多国的关税战，导致双边关系受损。这个问题在俄美关系中也会发生，但后果不至于太严重，因为俄美贸易额太小，2024年仅剩微不足道的35亿美元，这对当年美国4.9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对俄罗斯加税对美国经济意义不大，特朗普可能更多是把加税作为向俄罗斯施压和惩罚的手段，比如他威胁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二次加税，但针对的却是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国家，因为俄美直接交易实在太少。

美国特朗普要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认为他国的制造业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俄罗斯的制造业不强，不是特朗普泄愤的对象。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俄罗斯不是美国的主要竞争者，不对美国技术霸权构成严重挑战。在对美国社会危害严重和特朗普十分敏感的芬太尼问题上，俄罗斯也基本沾不上边。

在俄乌冲突之后，未来俄美矛盾可能将主要表现在军控、战略安全、国际秩序、地区问题等领域，这些问题多为宏观性质，它们对双边关系也有重大影响，但主要是对国家关系的整体性影响，相对来说直接刺激性小，不太容易导致两国之间发生剧烈的直接冲突。

另外，未来欧洲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国，成为对抗俄罗斯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俄罗斯也会把欧洲看成更大的挑战。拉夫罗夫说，过去500年来所有的悲剧都与欧洲有关，不管是十字军、殖民化、还是两次世界大战，而美国并没有煽风点火，这已经有点从历史观念上贬欧友美了。这也为国际格局可能的大变化埋下伏笔，从美欧对中俄的格局转变为美对中、俄对欧的格局，这又将为美俄和中欧关系提供某种变化的空间。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2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了三位美国博主纳波利塔诺、约翰逊和瑙法尔一个半小时的采访 法新社

综上所述，在新的形势下，俄美之间的重大碰撞点有实质性减少，发生严重冲突的机会降低，出现了多方面的双边合作议题；主观上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尤其重要的是美国更加主动，特朗普的对俄政策虽然不是单一的，但总体上是以与俄罗斯和解合作为主。因此，从理论上说，向前发展将是未来俄美关系的主路径，或说是它的基本方向。当然，当今的俄美关系如同整个国际政治一样，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的偶然性事件发生的可能，太多难以预知的“黑天鹅”，就像这些年国际社会所一再经历过的。特朗普因素的加入使已经扑朔迷离的国际政治更加变幻难测，因此，预测俄美关系的前景只能是根据已知事实的一种判断，而不是一种确定。

对于未来俄美关系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层次：恢复接触、选择性合作、正常化、战略伙伴关系。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美恢复接触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行为。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美欧与俄罗斯的外交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不仅没有外交往来，甚至学术、文化、体育往来也几近于无，这被西方作为与俄罗斯势不两立的政治姿态和外交惩罚，偶尔有欧洲政治家访俄或与俄领导人通话都会引起欧洲内部的激烈抨击。而美国突然与俄罗斯进行接触，而且开始就是在最高外交层次，这不能不引起极大震动。这是美国重大的外交转向，并且带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在欧洲看来，这是向俄罗斯“投降”和对西方世界的“背叛”。俄美恢复接触虽然简单，但对俄美关系来说，它打开了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道门，没有接触也就谈不上其他。可以认为，俄美关系现在正处于恢复接触的阶段。

恢复接触可以迅速实现，但这不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自然到来。俄美关系积累了太多的沉疴痼疾，特别是俄乌冲突造成的严重障碍，使得国家关系正常化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来化解问题。这个过程或许较短，但也可能很长，在这个期间，也就是在双边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仍可能在某些领域和某些项目上开展合作，这可被称为“选择性合作”阶段，因为它基本是某些单项的合作，而且是在非正常的国家关系之下。选择性合作是俄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可能形式，并且有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2015年9月29日，普京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70届联大会议期间会晤 法新社

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一般国家来说是自然的，但对现阶段的俄美关系来说仍是并不容易达到的高目标。正常化的国家关系不仅是指在外交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性质上。正常的国家关系可以是热烈友好的，也可以是平平淡淡的，但不能是歧视和敌对性的。俄美关系之所以不正常，根本症结在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因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就是要消除敌对状态，它最主要的标志是两国结束“代理人战争”，美国逐步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解除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政策（不一定是全部制裁措施）。在俄美还处于“代理人战争”的情况下，在美国对俄保持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两国关系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在2025年3月18日普京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都表示了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考虑到对俄美关系有利的形势变化，如果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下去，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有较大可能。

战略伙伴关系是俄美关系的最高阶段，现阶段这个目标可以想象，但可望不可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具备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现实环境。俄美曾经的两次战略伙伴关系都有特别的政治背景或现实需求，第一次是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浪漫思潮影响之下，第二次是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崛起为美国最危险敌人的恐惧中，现在俄美既不再有浪漫的幻想，也没有需要共同对付的巨大危险。

俄美也缺乏共同的重大战略目标。中俄美关系是现在的一个热点，出现了所谓尼克松2.0概念，也就是美国重拾尼克松大三角模式，但逆向操作，改为拉俄罗斯站到美国一边，共同针对中国。在现今的条件下，这个模式已经无法奏效，难以再现。中美苏大三角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苏联对中美都是最严重的安全危险，而且中苏关系对中国没有现实利益的牵扯，因而在冷战的大环境下，中美能够实现战略联合，共同抗衡苏联。现今中美俄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既不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共同敌人，而且中国在安全、外交、能源、经济诸领域对俄罗斯有重大利益，是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还比俄美关系更好、更密切、更牢固。

当地时间2025年4月7日，美国纽约，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交易大厅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照片摆放在桌上 视觉中国

特朗普政府确实准备改变对中俄“双重遏制”的战略，转而寻求联俄抑中，对此包括特朗普本人都不掩饰。但这一策略成功的机会很小，因为看不到俄罗斯有接受这一模式的充分理由，而不接受的原因有许多。任何理性的思维都会认识到这一点。这不是说俄罗斯不会与美国合作，相反，发展对美关系不能不为俄罗斯所热望，特别是在当前俄乌冲突僵持不决的形势下，它可一举大大改变俄罗斯的处境。但俄罗斯不会愿意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并且是以牺牲自身的重大利益为代价，当然，俄罗斯也要承受住特朗普的利益诱惑和极限施压。

在对中国的战略问题上，俄美可能有一些契合点的主要是在核军控问题上，美国主张把中国拉入俄美核裁军谈判，俄罗斯尊重中国的立场，但也不反对美国的想法。事实上，美国也认识到大三角2.0模式难以重现，因此目前它只追求有限的目标，即尽可能使中俄拉开距离，重点是阻扰中俄在军事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最主要的防止俄中结盟，同时拉近俄美的距离，特朗普对此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但对与俄罗斯结成针对中国的统一阵线并不抱太大期望。

随着俄乌冲突开始接近谈判阶段，雅尔塔模式的概念在学术界也重新浮现，可将其称之为雅尔塔2.0。雅尔塔模式的核心是二战之后三大战胜国分配战利品，划分势力范围，确定战后的国际秩序。雅尔塔2.0只是取雅尔塔模式之意，而不是复制其形式，它的实质就是大国政治。但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无清晰的图景。

一种想象是把俄美假定为战略合作的一方，两国合谋决定乌克兰和欧洲的未来。显然，现在已经是不同的时代，俄美两个大国无法安排欧洲和世界命运，它们也无法瓜分不属于它们的利益。退一步说，即使置道义于不顾，回到蛮力时代的规则，美俄也没有这样的实力。而且，美国并没表示要与俄罗斯共享特权，或给俄罗斯某种“势力范围”。

另一种想象是欧洲和乌克兰也参与其中，形成俄美欧乌四方机制，它们既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而是针锋相对的两方，欧乌与俄阵线分明，但美国的角色并无一定，它也许会与俄形成默契，但更可能是选择坐在“主席”的位置，操控各方。还有一种想象是中国入场，形成以中俄美为主的国际政治框架。

2025年4月7日，特朗普在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见记者时再次表态说，欧盟对我们很糟糕，指责欧洲国家没有购买足够的美国商品 美联社

俄美的国内政治条件也达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客观地看，特朗普与俄对话与和平努力在国内政界和精英界也有支持者，包括在民主党内，但这不等于它们会支持俄美战略伙伴关系，那意味着与俄罗斯结成战略统一阵线，与欧洲和乌克兰形成对立，这是它们难以接受的。

而对俄罗斯来说，在与美国有过两次失败的教训后，对再次与美国结为战略伙伴会比较谨慎，特朗普的政策对俄罗斯是意外之喜，超出了俄罗斯的最好预期，受到俄罗斯的赞扬和鼓励，但合作伙伴关系是现阶段俄罗斯可追求的最现实目标，战略伙伴关系是以后的事。俄美也许能够在战略合作上取得某种程度的推进，但它的可持续性要在特朗普之后才能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