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卫华】

随着工业革命4.0的深入发展，数字化领域逐渐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越南是较早注意到上述发展趋势，并以数字强国战略来应对工业革命4.0的国家之一。虽然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越南在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互联网和电信业为代表的数字领域里的表现可圈可点。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越南提出抓住工业革命4.0和大国竞争带来的机遇，利用本国在数字化领域的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达成其“中等强国”的战略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梦想。

越南数字强国战略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等诸方面，特别是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将数字领域作为与越南在东南亚合作的重点内容，企图拉拢利用越南作为其在东南亚遏制孤立中国战略支点的背景下，越南数字强国战略的总体目标、具体举措与未来的走向，不仅事关中越关系的大局和走向，而且更关系到中国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地缘安全和国家利益。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工业革命4.0对国际关系影响的文章虽然已不在少数，但国内的相关论述绝大部分都是从中美博弈等宏观全局角度进行叙事的，少数涉及越南数字领域的文章也仅是涉及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概况或中越之间生产链转移问题，尚没有出现专门研究越南数字强国战略的成果。

国外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也是聚焦中美在数字领域的博弈，但部分欧美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越南在中美数字技术博弈中对于美国的地缘价值。越南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虽然也聚焦中美博弈，但其关注中美博弈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思考越南的处境和政策应对。

总体而言，国内在战略层面上，专门从中美博弈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来研究越南数字强国战略及其目标、措施和影响的成果还近似空白，亟需引起研究界的重视。

资料图来源：vietnamnet.vn

一、越南对工业革命4.0的认知和数字强国战略的提出

工业革命4.0的基础是以计算机硬件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信息技术，而这恰恰是越南军方拟重点发展的“不对称”作战理念的核心技术支撑。因此，2011年4月，当工业革命4.0的概念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展上首次被提及后，很快就引起了越南军方的关注，并促使越南高层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一是加大对科工贸一体化机构越南军工电信集团（Viettel）的支持力度，加强对数字信息领域的探索；

二是组建越军首支网络特种作战部队“86号司令部”，以应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安全挑战。

这两大举措当时虽然只是基于对国防安全方面的考量，但实际上拉开了越南应对工业革命4.0和数字化转型的序幕。

2016年，达沃斯论坛将“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作为主题，在越南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对工业革命4.0的社会大讨论。越南社会各界在越南最高层的支持和推动下，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战略和安全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此轮革命对越南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诸多对策建议。

2016年12月，时任总理阮春福指示由越南科技部牵头协调各部委研究评估工业革命4.0对越南的影响，并就如何应对此轮革命制定出相应的预案，以作为越南高层讨论应对方案的基础。经过数月深入讨论，越南高层和相关专家最终达成共识，认为工业革命4.0给越南带来了深远复杂的影响，既使越南面临严峻的挑战，也为越南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总体而言机遇远大于挑战。

（一）工业革命4.0和数字化浪潮给越南带来的挑战

首先，数字化浪潮将消除当前越南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核心优势，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张明俊和邓庭天等人认为随着工业革命4.0的深入发展，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将使越南现有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优势迅速消失，造成大量人员失业，严重冲击越南社会的稳定。据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陈阮雪副教授估计，在未来十年内，大约将有86%的越南劳动力面临失业或转型的危机。同时，此次革命将加速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促使发达国家将高污染生产链向越南转移。

其次，工业革命4.0和数字化浪潮将重塑社会运行方式，对越南的国家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

2017年，时任越南政府副总理武德儋认为此次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万物互联”，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相结合使越南与世界紧密连为一体，在给越南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越南面临各种威胁。最突出的是数字化模糊了传统的陆海空间物理界限的限制，使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可以利用技术漏洞通过网络空间对越南进行渗透和破坏，不仅攻击越南的金融经济系统，还对越南实施舆论渗透、文化入侵，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越共的领导，挑拨民族关系，入侵国防和安全系统，严重威胁越南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网络空间主权。

第三，工业革命4.0将使越南国防面临严峻挑战。

2018年，时任越南国防战略研究院院长阮德海中将认为，工业革命4.0将给国防和安全领域带来全面巨大的影响：一是催生了新式武器和装备系统，二是出现了新的战争模式和作战方式，而最大的消极后果是在数字化背景下主流武器装备日益向尖端化和大型化方向发展，从而使武器装备变得日益昂贵，在经济上完全超出了越南的负担能力。而且，大型武器装备的制造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国和强国，这使得国际武器供应完全依赖大国，因此选择以装备取胜的路径不仅将使越南陷于军备竞赛而最终经济崩溃，还会使越南在武器上受控于大国。

（二）越南参与工业革命4.0的优势

首先，越南在工业革命4.0和数字化浪潮中具有后发优势，在新兴产业上与发达国家拥有近乎相同的起点。

阮孟熊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3.0，要想过渡到4.0就要舍弃投入了巨额资金的现有设备，发达国家面临抉择困境。而越南却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舍弃，可以直接从零开始，轻装上阵；也完全不需要受既有思维定势的束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奋起直追。

越南融资和技术推广集团公司（FPT）主席张家平等诸多专家也认为，各国在工业革命4.0面前的机会是“平等”的，越南在数字化浪潮中拥有巨大的机遇，完全可以在创造和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越南融资和技术推广集团公司（FPT）主席张家平（资料图/越通社）

其次，越南在工业革命4.0的核心领域里拥有局部优势。

武德儋和阮孟熊等人认为，此次革命是以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的，而这恰是越南的优势。最初，越军出于军事考量的提前布局使越南在新一轮革命中占据了先机。越南不仅是首批掌握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并投入运营的国家，而且在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研发上也表现不凡，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也颇有潜力。

张明俊认为，虽然越南科技总体落后，但在此轮革命的核心领域里却拥有局部优势。张家平认为，近年来越南在全球创造力排名方面不断提升，在东盟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已超越泰国，在数字技术，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方面都表现非常优秀，证明越南人极具创造性。

阮孟熊认为，虽然越南科技创新能力比不上中美等国，但对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却名列世界前列。通过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基于自身拥有的优势越南依然可以抓住工业革命4.0的机会并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人力资源储备使越南具有在工业革命4.0中实现技术突破的潜能和希望。

越南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较高，其适龄普通劳动者大多具有高中学历，而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也非常注重对数理和信息技术的教育，越南选手也屡次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对此，阮春福明确指出青年是越南参加工业革命4.0的希望。

越南著名经济学家黎登营认为，在数字化浪潮中，越南虽然将渐失劳动力价格优势，但会在质量上更具有吸引力。张家平也指出：工业革命4.0发端以来的标志性技术突破或创新没有一件是由所谓的科技大家实现的，而全部是由一些小群体中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实现的，越南年轻一代在相关领域里的知识储备和创造力使得他们具有在数字信息领域实现突破的潜力。张家平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参与讨论的高层和企业家的赞成。

图自越媒

最后，越南的国际环境为其从外部获取先进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017年，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认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两国为了争取战略主动均会尽力拉拢越南，从而为越南维护本国利益创造了条件。

曾任越南驻美大使和副外长的范光荣认为，中美博弈的实质是两国的世界领导权之争，美国虽在斗争中占有优势，但要想完全打败中国也是不可能的，这为越南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范光荣等人主张在参加工业革命4.0时，应首先积极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合作，确保越南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前沿技术。同时在不影响越美关系的前提下，尽力维持越中友好，借鉴中方技术，与中国在非敏感领域维持合作。

阮孟熊认为科技总体落后的越南参与工业革命4.0的进程，应主要依靠率先应用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因为这些最新技术不依赖于原有的旧技术，越南通过国际合作大力引进最新的技术将会快速缩短越南与其它国家的差距。

通过对本国优劣条件的比较，越南高层认为虽然工业革命4.0给越南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其带来的机遇远超风险和挑战。而且，上述挑战是不可避免的，拒绝或回避工业革命4.0只能使越南错失发展机遇，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只有积极参与其中，才能充分利用机遇，化解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2017年5月，政府总理阮春福颁发了“关于增强参加工业革命4.0能力”的16/CT-TTg号指示，对越南参与工业革命4.0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方案。指示明确要求要在数字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运用和人力资源方面实现突破和发展，改善营商环境，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智能治理，形成有创造力的革新性产业系统。改变教育内容和方法，培养把握新的生产技术趋势的创新性人才。这是越南政府首次将数字化作为发展方向。

2017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岘港会议后，美国先后推出印太战略，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和科技战，这对越南高层最终决定以数字强国战略应对工业革命4.0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在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中，美国凭借其霸权地位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芯片等高科技领域里与中国技术脱钩，来打压中国数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其本质就是美国以高科技为工具发动一场带有敌对性质的对华地缘角力。

例如，时任特朗普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公开称中国为敌国，而时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福特则将中国称为世界和平的威胁。拜登上台后，完全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头号的竞争对手，布林肯声称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上述政策需要越南的支持，同时也为越南在数字信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随着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日益激烈，以及美国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芯片等数字高科技领域对华日益激烈的打压，正在思考如何应对工业革命4.0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的越南高层很快就认清了工业革命4.0的核心所在和本国的地缘价值。

2019年9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主动加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若干主张与政策”的第52号决议，提出抓住工业革命4.0和大国竞争的机遇，以网络数字领域作为越南参与工业革命4.0的突破口，实施数字强国战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建设数字强国。

二、越南数字强国的战略目标与具体举措

在越共中央政治局第52号决议提出数字强国战略后不久，2020年6月，越南政府又颁布了《国家数字转型计划》，数字强国战略开始在实践层面正式付诸实施。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再次强调通过数字强国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将越南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标志着数字强国战略在最高层面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也再次突显了越南实施数字强国战略的决心。

（一）越南数字强国的战略目标

越南数字强国战略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其总体目标是利用越南在数字信息领域里后发优势，抓住工业革命4.0和中美战略竞争所提供的机遇，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重构经济基础，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争取战略突破，实现弯道超车，在技术上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成为东盟地区数字信息产业的引领者。

在此基础上，到2045年建国100周年时将越南建设成为繁荣、富强、发达的现代化信息工业强国，实现越南成为中等强国的战略目标，使越南在东盟与大国关系中发挥纽带作用，成为把握东盟航向的舵手。

越南的数字强国战略具体目标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3个方面：

首先，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为抓手，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全面转型，建设和打造数字化国家。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核心是基于网络切片的概念，不仅会大大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和网络安全性，而且与人工智能、自动化、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一系列工业革命4.0的核心技术密切相关，是未来诸多技术革命的基础和平台。

据兰德公司的研究，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技术和安全3个维度，领先者不仅将在经济上分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在国防安全领域也将占据优势地位。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恰是越南较具优势的领域，因而成为其优先发展的领域。

越共中央52号决议、《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和十三大报告均提出发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通过积极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打造和建设本国的社交网络和数字支付平台，建设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府，推动越南社会经济向数字化全面转型。同时，还要积极向国际社会推介越南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力争其保持领先地位；推动劳动力转型升级，解决劳动力与数字信息领域适配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型。

力争在建党100周年时，越南在东盟内的数字化水平和规模由目前的第4位和第2位上升到第2位和第1位；到建国100周年时完全确立在东盟内部的领先地位，跨入世界数字化先进国家的行列，使越南步入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如若实现无疑将奠定越南在东盟的大国地位。

图自congthuong.vn

其次，打造数字新边疆，建设具有越南特色的国防和安全体系，维护越南主权和国家安全，为越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环境。

作为越南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较为先进的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数据传输、网络通信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基础，在工业革命4.0“万物互联”的整体环境下，网络空间已成了越南继陆地、海洋和天空之外的第四生存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网络空间的无形力量日益渗透到3个传统的空间，对3个传统空间形成支配性优势，成为攸关越南生死存亡的领域。

越南数字强国战略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是，扬长避短，避免对大型装备和尖端武器系统的单纯依赖，充分发挥越南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信息领域的先发优势，在数字信息和网络空间作战能力方面追求相对于大国先进军事装备的不对称优势，从而达到以小制大的效果，以符合越南国力实际情况的装备来维护越南主权。

根据上述思维，阮德海中将主张越南应该扬长避短，发展网络空间作战力量、电子战力量和无人机作战模式，使越南拥有在数字化条件下随时可以破坏敌方大型武器装备系统、干扰敌方数据传输，低成本打击敌方核心目标的能力，从而对敌形成不对称优势。86号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越中少将则主张通过建设攻防兼备，精粹灵活的网络空间力量，将越南建设成数字网络强国，确保拥有威慑敌国的不对称优势，从而维护国家安全。

俄乌冲突发生后，乌克兰方面借助星链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和无人机的结合，对俄方发动的诸多精确打击的案例，证明阮德海在2018年提出的设想是极具前瞻性的。

“星链计划”示意图

最后，在东盟内部确立数字信息领域的主导权，为越南实施对外战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越南“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是在独立100周年时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信息工业强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中等强国，在东盟中发挥某种程度的领导作用。为此，越南数字强国在对外战略层面的主要目标：

一是通过树立数字信息领域的主导权为越南全面融入国际、实施对外战略和维护国家主权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国际社会对越南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将数字信息技术作为推动国际合作的纽带和催化剂，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巩固越老柬三国特殊关系，进一步增强和巩固其对老柬两国的影响力。

三是借助在数字信息领域的优势，塑造越南和平可亲的国家形象，在主权问题上争取国际社会和东盟等国的支持。

四是通过数字网络技术的扩展，巩固扩大越南在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影响，扩大其地缘政治版图。

（二）越南数字强国战略的具体措施与实施成效

从2019年9月越共中央52号文件出台至今，虽然只有3年半之久，但在这段时间里越南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机遇，结合本国的特点推出了一系列符合本国国情参加工业革命4.0的具体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显示出了越南的巨大发展潜力。

依据52号文件的精神，越南主要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

首先，将数字化转型作为越南参与工业革命4.0的主要方向，成立政府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家数字化转型委员会，重点扶持数字产业的发展。

2020年6月，越南政府颁布《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国家数字化成为越南的顶层设计。2021年4月，越南公布了推动工业革命4.0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技术清单，共包括数字、物理、生物和能源环境四大领域37项技术。其中，作为优先发展方向的数字技术领域总计占据了包括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数据传输、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计算、下一代网络、虚拟现实和智能网络安全等清单中的12项，加上与数字技术紧密相关的纳米材料、三维打印、无人机及微型卫星等领域，则清单中超过40%的技术属于数字领域。

越南此举意在集中有限资源，聚焦具有相对优势或发展潜能的领域，追求有限目标，力求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及时搭上数字快车，占领数字领域科技制高点，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而完成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飞跃。

其次，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数字强国战略提供法律保障，规范网络空间内各种活动。

2018年6月，面对外国数字信息平台的渗透，越南国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并于2019年1月正式实施的。随后越南公安部又依据该法对外国社交平台，如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传播有损越南主权、攻击越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及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或绕过越南监管在网络平台上擅自刊登广告偷税漏税的行为甚至窃取军事秘密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清理。

越共中央将数字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越南政府先后于2020年6月、2021年6月分别颁布了《关于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第749/QĐ-TTg规定》和《关于电子政务发展战略的942/QĐ-TTg号规定》，2021年8月，越南政府又颁布了第85号法令（85/2021/ND-CP），明确规定：提供电商服务是对外国投资者限制性行业，外商只有在越南境内注册才能经营。2021年9月范明政政府又提出了《关于在国家机关活动中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规定》，并提出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支柱。上述法律和法规的颁布，为数字强国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第三，发挥军方的技术优势，通过军民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国家数字化转型。

在科技水平总体落后的情况下，越南国内较为先进的技术大多掌握在军方手中。目前，越南电信集团是越南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者、最大的网络服务商、下一代互联网和越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C4ISR）系统的研发者，同时在大数据、云计算、金融、能源和物流领域也颇有建树；86号司令部则主要承担网络空间作战、反渗透及国家安全的任务。越共52号决议出台后，86号司令部又被明确赋予了管理、指导和保障国内网络信息空间正常运转，确保银行金融系统、全国政务系统和重要联网设施安全运转的职能，从而实际上成为集军事和民事职责为一体的特殊机构。

鉴于军方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数据传输、网络安全、大数据、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和下一代通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由其两个重要机构参与越南数字化转型，走军民融合、以军带民的发展路径，是越南的必然选择。

越南电信集团（图/越媒）

第四，打造本国数字网络平台，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确保网络空间主权。

目前，越南数字网络平台仍大多属于国外公司，如脸书（Facebook）、雅虎、优兔（Youtube）等。这些平台不仅收集信息，而且威胁着金融、政府、科研甚至国防军事系统的安全。为改变该局面，夺回网络空间的主导权，越南采取了大力发展本国网络平台的措施，短期内先后批准了469家本国网络平台，涉及社会、经济、电子商务、教育、娱乐等各个领域，以便从网络空间对外国渗透展开反击，维护越南在网络空间的主权，主导越南人的经济活动。

在这些平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扎洛（Zalo）、摩卡（Mocha）和莲花（Lotus），均由越南电信集团所拥有。目前，扎洛由越南网游集团（VNG）运营，用户已达4670万，除了社交，还涉及电子商务；莲花则由从事云计算高科技公司越南传媒股份公司（VCCorp）经营，约1000万用户，而摩卡则由越南电信集团直接运行，约450万用户。

同时，为进一步杜绝重要信息泄露，越南政府还打算综合运用立法和技术手段，使其境内各大网络平台用户不超出特定比列，防止任何平台收集到所有越南人的信息，从而保证国家总体的信息安全。经过3年的努力，越南本国平台已拥有过半人口的用户。

第五，提升86号司令部的地位，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型作战力量。

作为越军网络特种作战部队，86号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在网络空间内维护越南的安全。数字强国战略确定后，86号司令部角色和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介入社会管理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从单纯的网络特种部队升级为由越共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直辖，执行跨越陆、海、空和网络空间四界作战任务，适应工业革命4.0条件下作战模式的新型国防力量。

依据“不对称”作战理念，越南在工业革命4.0条件下要坚决避免自身在大型高科技装备和武器系统方面相对大国的短板，不在大型武器装备上与大国进行竞争，而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条件下大型高科技武器装备严重依赖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软肋，充分发挥越南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局部优势，重点发展既能在网络空间作战，又可以跨越网络空间对陆海空三个实体空间实施打击，随时可破坏和切断敌方高科技装备和武器系统与网络指挥中枢的联系的新型综合作战力量，通过“不对称”优势威慑和阻遏敌国可能的入侵。

第六，利用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机遇争取越南利益最大化。

中美两国当前围绕芯片、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供应链等方面的博弈，表面上是科技和贸易问题，实则乃是中美两国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地缘角力。美国将中国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芯片等领域的发展视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它通过强制清除华为等中企在美国和盟国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鼓动甚至胁迫本国和盟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生产链从中国迁往越南和印度等国家，从而达到在技术上与中国脱钩和孤立中国的图谋。

面对中美博弈带来的新的地缘格局和供应链的调整，越南虽然继续坚持不选边站的一贯立场，但在芯片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数字相关的高科技领域采取了优先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的政策，成为“东盟内部唯一终止与华为和中兴合作的国家”。

这是因为越南非常了解美国对中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和芯片产业的打压政策和防范心理，美国已经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芯片问题视为攸关美国霸权的问题，配合美国将会获得美国的支持，从中美博弈中获益，而违背美国意图，无疑会受到中国一样的待遇，而这将是越南无法承受之重。

越南在中美之间的上述选择，最终换取了美国对越南的认可，使越南成为中美围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芯片等领域技术战的最大获益方之一。

在美国强制在本国和盟国清除华为和中兴等中企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之后，越南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和数字信息产品得以进入美国和其盟国市场。这不仅使越南从美欧市场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为其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等相对具有优势产业的继续发展确保了市场空间。

同时，三星、台积电、富士康、苹果的生产线也大量迁移到越南，不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了越南在高端数字产品供应链中的地位，也为其掌握更高端的数字技术奠定了基础。例如，在美国的鼓励和推动下，韩国以越南为重点实施“新南方政策”，越韩两国在芯片、大数据、智慧城市、网络数据传输等领域的合作大大推动了越南的数字化进程。

题为“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新纪元”的越南投资论坛在伦敦举行。（图/越通社）

最后，打造东西数字走廊，巩固越南在中南半岛的地位。

利用越南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领域中的局部优势，以及控制印度支那光缆的有利地位，积极打造连接越老柬缅四国的东西数字走廊，巩固越老柬三国特殊关系，以越南为主导建立越老柬缅四国数字网络社区，扩大越南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为使四国的网络和通信真正融为一体，越南电信集团还将国际长途资费调到了大约0.135元/分钟，并可不限时上网。

目前，越南几乎包揽了老柬两国全部银行、电子政务、户籍和电信系统网络的搭建。2019年12月，阮春福访缅后，越缅两国就数字领域里的合作签署了协议，标志着横跨中南半岛的越柬老缅四国之间的“东西数字走廊”正式定型。越南电信集团更是公开宣称其使命就是要帮助老柬缅等国打造新的数字化社会，促成更加紧密的地区关系。这就表明越南不仅要追求经济目标，更要达成对其有利的地缘政治目标。

越南的数字强国战略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宏大工程，其最终目标是使越南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中等强国和现代化的信息工业强国，不仅要从现在的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的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还要使越南在东盟内部发挥主导作用，在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越共中央52号文件出台，到《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付诸实施，至今不过3年左右的时间，其最终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尚无法断定，但从近年来其利用中美地缘博弈带来的机遇与本国初步积累的技术条件，在推动国家数字化转型和实施数字强国战略过程中所显示出的潜力和取得的初步成效来看其未来不容小觑。

三、越南数字强国战略影响

越南的数字强国战略发生在工业革命4.0深入发展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双重时代背景下。一方面，越南希望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提供的有利时机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努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其中等强国的抱负和“两个一百年”的梦想。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其维持霸权地位的主要障碍，同样也企图利用越南急于实现突破的心理和中越之间的矛盾在中越间打入楔子，挑唆中越关系，拉拢越南并极力将其变为遏制中国的工具和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

越南虽然总体上坚持其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的战略，但是出于本国对中美博弈攻守之势和本国地缘利益的判断，在实际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时候又采取了向美国倾斜，试图借美国平衡中国在中南半岛影响，但同时又维持与中国合作的政策。这使得越南的数字强国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并对中南半岛地缘环境、“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与中越合作均将产生多重复杂的影响。

（一）中越两国在国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作潜力巨大

数字化是全球未来的趋势，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美国甚至将掌控核心数字技术上升到了其霸权存亡的地步，这也是其对华发动科技战的主要原因。中越两国同样也高度重视数字化问题，在越南推出《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不久，中国也提出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化成为两国共同的发展方向。在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两国均重视国际合作的作用，双方存在诸多具有潜力的合作空间。

图自新华社

首先，在国际数字领域合作的趋势上，中越两国有着相似的诉求。数字化是全球大势所趋，中越两国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经济。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在中国—东盟峰会上，习主席又与包括越南领导人在内的东盟各国领导就双方在数字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中方主张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共同迎接挑战，共谋发展，尊重各国网络空间的主权，使各国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消除数字鸿沟。这与越南主张的数字化进程应确保各国的数字主权和网络安全，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为欠发达国家和人民提供更多的服务，为所有人和所有国家建立一个更绿色、更全面和更公平的数字世界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其次，在数字化转型具体领域里，中越合作也有着深厚的基础。

第一，目前双方都在大力发展数字货币，建设国家数字支付平台，寻求国际支付方式的多元化。两国在实现数字人民币和数字越南盾对接，探索在本地区建立多元化的支付方式方面有着共同诉求。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还将进一步提高两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第二，在数字技术层面，两国在大数据、云计算、三维打印、通信、量子计算、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方面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三，在安全方面，中越两国均面临着敌对势力在网络空间的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反对网络霸权主义，确保国家数字安全成为中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第四，双方在电子商务方面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电子商务领先世界，而越南的电子商务方兴未艾，两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将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跃上新的台阶。

最后，中越两国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领域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

目前，中国正致力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越南也正在将绿色能源、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和矿产业结合发展作为越南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领域。

在能源领域，越南拟要淘汰火电，严控水电，重点发展风力和太阳能电力，成为世界上风力和光伏发电增长最快的国家，而这恰是中国的优势领域，中越合作将是越南能源需求与中国产能输出的完美对接。

在农业领域，越南成立了农业数字化转型指导委员会，提出要发展数字化农业，推进中越农业合作，作为农业技术和农产品消费大国，中国吸纳了越南近3成的农产品，双方合作有助于解决两国的进出口需求，还为越南提供了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双方合作实为双赢之举。

在交通领域，越南亟需的越欧班列，没有中国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2022年末，阮富仲总书记访华，两国就中越跨境电商合作、电子支付系统合作、农业合作、交通运输合作、气候水文资源合作，以及中国进一步向越南开放农产品市场和中方允许越方货物过境中国运往第三方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双方同意，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交流合作，打造更多中越合作增长点。尽快完成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中国标准）铁路规划评审，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动就老街（越南）—河口（中国）铁路对接。

这不仅为中越双方农业和铁路基础设施合作方面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以及交通、农业等传统产业与数字化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中美地缘博弈使数字强国战略对中越关系走势产生复杂影响

虽然中越两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着诸多相同和类似的利益诉求，但由于两国在局部领域的分歧，加之美国在冷战思维的驱动下公开拉拢越南，不断挑唆中越关系，企图将越南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这一方面导致越南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和不信任感加深，并企图借助美国制衡中国。另一方面也使越南担心与中国走的太近招致美国报复，从而导致中越合作潜力难以发挥。

在这种背景下，越南试图充分利用中美矛盾，借中美科技战从中渔利，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通过数字强国战略扩大其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上述各种因素叠加，又对中越关系的走势造成了复杂的影响。

首先，美国冷战思维作祟，对中越两国在数字领域的合作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特朗普上台后，认为中国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仅威胁到美国的信息安全，更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为此，美国先后推出印太战略、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来对中国进行打压。2018年夏，美国提出“亚洲能源促进发展和增长”倡议（Asia EDGE），鼓动越南摆脱对中国的依赖。12月，美国驻越南大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又表示美国将鼓励大型跨国公司与越南进行基础设施合作，并警示越南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落入“主权债务陷阱”。

拜登上台后，加速推行印太战略，高调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在地区间煽动对抗，制造矛盾，继续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企图排挤孤立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该问题上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政策。

在阮富仲访华和东盟三大峰会前夕，2021年3月出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克里滕布林克（中文名康达）突访越南，企图拉拢越南共同针对中国。在访越期间，克里滕布林克将越南定位为美国的核心伙伴国家，同时就数字经济、供应链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南海问题、湄公河流域问题、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与越方各部委高官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并承诺给越南提供不同于中国的选择，特别是承诺在南海保证越南的主权和安全。

克里滕布林克的越南之行虽名为越美合作，实际矛头指向中国，目的在于狙击中越合作。美方类似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对中越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其次，面对中美战略竞争，越南认为美国占据优势，特别是在芯片和供应链方面尤为如此，因此在数字化领域越南采取了优先与美国及日韩等国合作的策略。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除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电信、互联网等优势产业外，越南强调发展绿色产业，鼓励发展与数字产业有关的芯片、电脑、手机、人工智能和三维打印等高科技产业，支持可以为越南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及能够为越南培养高科技人才的企业到越南投资。上述领域多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核心领域，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越南在以芯片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数字产业中采取了规避中国企业，优先与美国及日本、韩国等美国认可的国家合作的政策。

2020年9月，越南通信传媒部部长阮孟熊在会见美国国会官员时表示：“越南愿意在符合美国安全标准前提下与美国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业务的合作，希望美国评估越南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否符合美国安全标准以便其尽早进入美国市场。”

越南的上述政策的确换来了本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进入了美国市场，虽然越南并没有完全中断与中国的合作，但对中越原有的合作格局造成严重冲击，大大削弱了中越两国在数字领域和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合作的基础，同时也给中越关系良性向好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例如，此次阮富仲总书记访华，虽然中越双方达成了广泛的合作意向，但其实都是与中国处于不可替代领域部门的合作。而在涉及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具有战略意义且美国与中国存在激烈竞争的领域，双方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合作意向，这从两国的联合公报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

这一方面反映了越南对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合作惹恼美国进而产生对本国不利影响的担心，另一方面也显示越南实际对华还有较强的防范心态。

资料图来源：越通社

第三，越南对华的防范意识和不信任感同时也限制了两国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领域的合作范围。

目前，虽然中越两国都在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但越南对华防范心态却使两国本来可大有作为的合作空间被人为地压缩。

在农产品市场、越欧班列等中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领域里，越南积极要求与中国加强合作。而在诸如风电、光伏发电、卫星、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可替代领域里，尽管中国技术领先，且性价比超高，但越南还是以反垄断或国际合作多元化为名将中国排除在外。例如与美英两国合作开发风电项目，与欧盟各国就太阳能开展合作，在卫星航天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与日本进行合作等。

在《越欧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越南高层曾公开宣称，协议的达成有利于越南降低对某个大国市场和商品的依赖，可以获得更大的出口市场，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质量更好的高科技产品。这说明越南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华偏见，不仅人为抬高了中越合作的门槛，限制了两国合作的深度，而且也不利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越南期望成为世界中等强国，在中南半岛甚至东盟发挥某种程度的领导作用。数字强国战略是越南实现该目标的主要路径。

越南南北窄长，东西最窄处只有50公里，没有任何战略纵深。越南认为在当前海上面临中国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一旦老柬两国再倒向中国，则越南除了向中国屈服将别无选择。因而，越南对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特别是老柬两国的合作颇有微词，个别高层甚至公开批评老柬两国与中国的合作，恐吓两国会陷入“主权陷阱”，指责两国损害越南的利益。

同时，越南还积极与美日韩印等国合作，积极引进这些国家进入中南半岛和湄公河流域，防止中国在中南半岛占据垄断地位。“东西数字走廊”即是在美国支持下，越南试图利用本国在数字化革命中的局部优势在柬老缅诸国确立其地缘优势，在国际上塑造有利于越南舆论环境的努力。

上述政策选择显示越南深陷安全困境忧虑之中，这不仅是影响中越在数字领域合作的关键因素，也对中国西南地缘安全和中越关系的向好发展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四、对越南数字强国战略与中越关系未来走势的思考

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越两国存在利益上的分歧和认知上的差异，而且彼此都会在对外交往中追求本国利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相反，两个国家的利益完全没有差异或对外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目标才是不正常的现象。

随着美国加速实施印太经济框架并将越南视为与其合作的中心国家，越南数字强国战略实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南半岛甚至东南亚的地缘格局，同时也将继续强化越南影响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能力。

该战略最终将给中越关系和中国在中南半岛利益造成何种影响，是带来合作契机还是地缘安全挑战，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对该战略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国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同时，这还将取决于越南如何从根本上定位中越关系，是将合作视为两国关系的主流，还是将挑战视为主流。

目前，中国官方层面的报道对中越合作的前景大多都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友好合作也的确是中越关系的主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越两国涉及国家利益的相关领域里不存在认知分歧和利益差异。

尽管从2014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已经开始强调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并将周边外交置于与大国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实际情况是，国内学界对周边特别是对于诸如越南等中小国家的关注远远比不上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注程度。在涉及数字和国际关系相结合的领域，虽然国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聚焦于中美博弈或中美欧数字治理等领域，迄今为止尚没有见到国内专门关注越南数字强国的成果出现。

而且，对越方部分高层关键人物，如范平明、范光荣、黎海平、阮德海和黎登营等人，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有关中美越关系和越南在中南半岛战略的言论和主张，更是少有人关注，以至于很多人并不了解越南实际上早已掌握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并可以制造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的事实，也并不知道越南利用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使本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设备进入欧美市场的事实。

中越之间有分歧很正常，分歧是可以化解的，但前提是知己知彼。只有了解对方，认识到双方分歧，才能寻求化解分歧的路径，化分歧为合作。如果找不到分歧之所在或不愿意正视双方的分歧，那么就不可能找到化解分歧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将原本合作的契机逆转为挑战。

越南国内部分精英阶层对华不信任感也是对中越关系走向与合作前景构成挑战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越两国建交73年来，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中方将中越关系定位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因为“两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但是，越方部分精英层不愿意使用这样的提法，此次中越联合声明没有提及这一点也反映了越方的顾虑。

资料图来源：越通社

然而，事实证明，中越两国的共同利益依然远大于彼此的分歧，也远非越美之间暂时性的利益重合可以代替。在阮富仲总书记访华前，克莱登布莱克率团出访越南大肆挑唆中越关系，即使美方开出了在南海保证越南主权和安全的条件，也没能阻止中越两国达成广泛的共识，充分证明了两国关系重要性和利益的共同性。

实际上，强调中越利益的共同性并不是要否认中越的分歧和差异，而是要将局部分歧和差异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务实理性的看待两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保持战略耐心，寻求公平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彼此的争端，不至于因为局部分歧和争端而影响双方正常友好关系的发展。将中越关系定位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来说就在于强调在审视和处理中越两国分歧时要时刻把握中越关系的主流。

越南翰林院中国所前副所长阮庭廉博士认为，可以将中国视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因为中国从来不会侵略其他国家，只要这些国家与中国没有领土争议，他认为中越之间的领土争端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全局。这是一种非常理性和值得肯定的观点。中越两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如果因为两国局部的分歧而影响中越在数字化时代合作的大局那么对两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

2022年10月阮富仲访华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两国以中国标准来升级海防—老街铁路，中越河口—老街铁路对接达成了共识，从而为通过中国领土开通越欧班列奠定了基础。

此前，越南对中越铁路对接一直怀有疑虑，这反而加速了中老泰线路的通车。《越欧自由贸易协议》达成后，越南原本希望借助该协议减轻对中国的依赖，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阻断了越南原有的交通线路，越南要想加强越欧贸易，除了借助中国已别无他选。这必将加深越南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中对中国的依赖，而上述依赖的加深又必将遏制越南挑战中国地缘利益的意愿和决心。

因此，在当前的中美越互动中，中越之间的密切程度和利益关联度还是要胜过越美之间的利益关联度。只要能够充分认识到越南的利益需求，把握住中越利益的平衡点，中越将形成事实上的安全共同体，只要越欧班列需要过境中国，越南在中南半岛就难以挑战中国的安全利益。

因此，在工业革命4.0深入发展的今天，对于中越关系要给予客观理性的看待，既尊重彼此合理的利益诉求，又要高度重视彼此存在的局部分歧，争取通过开诚布公的交流，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双赢的结果。

同时，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的深入发展，中越两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牢固树立起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数字化浪潮深入发展过程中抓住和发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才能化解挑战，甚至将原有的挑战转化为合作的契机。如此，才能使中越关系行稳致远，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

（本文原载于《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录入时参考文献部分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