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2001年作出一项重要调整，即改变1947年成立之后一直延续的拒绝制片人咨询请求的政策，“厌倦了在银幕上被描绘成一个充斥着流氓特工的邪恶组织”。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家情报组织将更为公开的参与意识形态宣传，扭转它认为在公众舆论中广泛存在的刻板印象。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很多影视作品中开始出现中情局前官员或者流氓特工的身影。如同美国片中对华人的一贯丑化一样，中情局官员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非常刻板。

《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

作者：（美）特里西娅·詹金斯    译者：蓝胤淇

刻板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吗？

美国影视研究专家、得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系副教授特里西娅·詹金斯长期致力于对中情局影响好莱坞问题研究。她将中情局的影视负面形象概括为五类：

——中情局是暗杀专家。这倒不算是全盘歪曲。中情局1950年代就曾操纵了对危地马拉总统雅各布·亚本兹的暗杀，之后还成功暗杀越南的吴庭艳兄弟，并一手组织了对智利的阿连德的暗杀。这些暗杀如此臭名昭著，因而大量出现在好莱坞影片中，例如《决战星球》（1973）、《秃鹰24小时》（1975）、《暗杀指令》（1981）、《周末大行动》（1983）、《谍影重重三部曲》（2000）等。特里西娅·詹金斯指出，好莱坞影片中，中情局不仅是杀人犯，而且成功营造出一种该部门毫无顾忌暗杀无辜者、杀害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或被视为损害了美国道德尊严的对象这样一种形象。影片中，中情局的暗杀对象大多会受到观众的同情。

——中情局由流氓特工组成。许多电影之中，中情局充斥着流氓特工，其职权和行动缺乏监督，经常不惜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伤害甚至杀害同事也没有顾忌。

现实中的中情局受美国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机构也定期监督中情局。但一些个案暴露出中情局拥有极大的自由度，策划暗杀、颠覆他国政权时不经监督机关许可。因而可以认为，好莱坞在电影中所描述的中情局缺乏监督，并非全盘虚构，只是在具体人物的刻画中，作了艺术上的包装。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长期以来，中情局坐视好莱坞的“艺术夸张”，跟影片描绘特工流氓化的意外效果有关。流氓特工显得野心勃勃，很有能力，看上去相当“酷”，这样一种印象有助于情报机构招募特定人群加入。

——中情局未能管好自身。电影中，特工、线人失去利用价值后，通常会被狙击杀害。中情局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杜伊莫维奇认为，这样的塑造纯属捏造，旨在让中情局的公众形象变得冷酷和不道德。

——中情局道德沦丧。中情局历史上曾在不知情的美国公民身上实验药物，以考察该药物在心理战中的应用效果。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情局分别卷入水门事件和情报门。2001年后，中情局更是频频动用水刑和私人审讯室，采用非常规引渡，引发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这些问题都戏剧化的进入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

——滑稽而无效的中情局。概括起来，就是突出反映中情局及其雇工愚笨不堪。

在《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一书中，特里西娅·詹金斯基于大量的样本分析指出，中情局在影视作品中的丑陋形象，既是媒体娱乐产业从业者从新闻、历史事实中得出的重要线索，以此为基础的艺术创作，也与好莱坞的运作方式有关。好莱坞对相关的人物、组织甚至国家进行标签化，这种“短、平、快”的内容生产很受观众喜欢。

中情局为何决定与好莱坞合作

正如特里西娅·詹金斯所说，中情局的丑陋、刻板形象，并非好莱坞编剧凭空编造。但中情局自己并不希望公众（无论是美国公众还是外国公众）这样看自己。更重要的是，中情局认识到，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民粹主义力量更强大，必须让情报经营获得公众的支持，从根本上避免公众力量推动国会监督强化，避免公众认为中情局等机构已经过时。

部分影视制作机构也迫切希望与中情局合作，以剧本审查权换取对中情局真实情报经营案例的调阅权。中情局还可以为这类合作伙伴提供后者作品根据真实案例改变的官方声明。这样的授权声明显得很有价值。

1994年，中情局为了“与美国公众围绕中情局展开一种更加友好和公开的交流”，一度制作《中情局机密档案》。但因为中情局人事变更，该剧最终未通过内部审查上映。

1996年，中情局开始设立娱乐联络官，具体职责是仿效五角大楼同行的做法，为电影公司提供咨询、建议、取景地、小道具和设备等支持，换取剧本和拍摄内容的审查权。经过几年的摸索，中情局已经能够像美国军方那样，娴熟的控制以本部门为背景的作品的内容细节和风格。

9·11事件发生后数周，中情局资助的《特务威龙》和《中情局风云》上映，这些作品不仅起到了说服美国人对后冷战时代该部门存在价值的疑虑，而且还帮助了针对中情局未能预见9·11恐怖袭击的批评。《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书中单辟一章，介绍了《特务威龙》和《中情局风云》两部作品的制作过程。

在尝到甜头之后，中情局更为踊跃的介入影视作品生产。这种介入（或者说合作）将中情局塑造为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机构的形象，跟小布什的“爱国论”结合起来，会让一些美国人认为，反对中情局就等于反对美国。接受中情局资助及其他形式支持的影视机构和编剧作家，也接受了直接或其他间接形式的审查。

自此之后，好莱坞影片中的中情局的形象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中情局官员和特工被描绘为无私的爱国者，加入其中的人不是为了名声、权力和钱，甚至也不是为了爱国，而是“相信善恶并选择了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中情局还鼓励退休特工加入影视机构，扮演这些机构内部的审查官角色。

中情局变身好莱坞制片人，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吗？

特里西娅·詹金斯在《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一书第五章中，深入分析了中情局介入好莱坞的道德和法律意义，认为这种介入是不合法及不道德的。

中情局对不能很好贯彻自己宣传、形象包装意图的影视作品，拒绝提供协助。这被认为是对影视制作机构的一种诱导和压制。美国一些法学家也认为，中情局不是私人企业，不能只向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作品及制作机构提供支持，否则就是滥用公共拨款。书作者引述了这些观点，也提出了一个设问：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五角大楼一直在以歧视性方式与好莱坞合作，并未引发太大的争议，为什么中情局的效仿却会面临更多争议？答案是，五角大楼的支持，例如提供航空母舰作为拍摄背景，选派军人充当群众演员，这样的支持更显宝贵，相比之下，中情局的财力和支持条件更显寒酸。

美国司法部曾作出过界定，政府部门可以教育人们有关它的政策和实践，但不能进行自我吹捧。特里西娅·詹金斯据此指出，中情局介入好莱坞，已经突破“教育”的层次，违反了公共宣传法的原始意图，不具有合法性。

书作者还认为，包括中情局、五角大楼等机构，利用好莱坞实现自夸，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乔姆斯基所说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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