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因为民进党抱持“台独”立场，其政客经常妄议大陆社情与两岸关系，许多大陆民众对民进党往往有怨气。但是从理解岛内政治的角度，我们也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对民进党的政治变化要早有所知，以把握台湾政治动向，特推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郑振清副教授文章。本文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月刊，经作者修订，授权观察者网发表全文。】

从1980年代末到2008年，主导台湾历次选举运动的政治模式，无疑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每逢重要选举，省籍、族群与国家认同观一再被炒作和操弄，塑造出台湾政治的基本面貌。不过，自2008年以来，随着台湾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中逐渐掉队，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的严重冲击，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均富增长模式在台湾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全新的经济社会格局，对台湾主要政党的政见主张和社会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野的民进党逐渐认识到，回到社会分配议题，走“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道路，才有可能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因此，从2010年底的五都选举，到2012年初的大选，再到2014年的七合一地方选举进程，我们可以观察到，虽然“九二共识”、“对中政策”以及“冻结台独党纲”等两岸关系议题在民进党内部还没有取得共识，但是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公共政策和社会动员上却形成了新的政策路线，这就是倡导社会公平分配的政治话语体系。而催生民进党这种新政策路线的人物，就是2008—2012年和2014年5月以后两次担任党主席的蔡英文。

蔡英文

同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日益绵密的经济社会交流也在倒逼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2012年大选，蔡英文以6%的得选比例差距惜败，她感叹说输在“最后一里路”，亦即两岸关系议题。不过，到了2014年，蔡英文的政治理智和领导力还得经受重要考验。一方面，台湾经济状况持续低迷，民进党的地方实力派精英不得不务实地寻求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城市交流，实际上为蔡英文推动调整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过去二十多年来片面强调“台湾主体性”和强化“国家认同”的台湾社会与教育滋养出一种激进的青年社会运动，以2014年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正在不顾一切地撕裂台湾社会，冲击两岸关系，拉扯民进党向民粹主义方向靠拢。

本文将梳理2008年以来民进党政治路线的演变，结合台湾社会分化状况与两岸关系进展，探讨蔡英文在社会分配正义和两岸关系上领导民进党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和方向。

一、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背离与回归

整个1990年代，民进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本土工农阶层和都市自由知识分子。民进党带有强烈的反国民党威权统治情绪，并且将模糊的社会公平作为政党路线。不过，由于国民党长期垄断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民进党采取了诉诸“省籍—族群”的认同动员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长期被压制的台湾本土意识，在1990年代后期重大选举中反弹，陈水扁等民进党政客利用这种形势，刻意宣扬“本土”对抗“外来”、“台湾认同”对抗“中国认同”的认同政治路线，搁置了注重社会公平的政治主张。

民进党虽然针对国民党与大企业财团“金权合流”的政商关系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照顾中下阶层利益的财经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但是，陈水扁执政八年间与大企业联手，建立政商寻租联盟，并且贪腐问题肆虐。这些问题不仅使民进党与中小企业关系疏远，也失去了很多基层社会运动团体的支持，实际上背离了早期“中间偏左”（centre-left route）的社会公平路线。

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党内青壮派人士反思陈水扁的路线错误和贪腐弊端，要求改革民进党。其中2009年罗文嘉推动“二次党外”运动和周奕成筹组“第三社会党”影响较大。罗文嘉认为需要第二次“党外运动”以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同时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 2010年“五都选举”期间，蔡英文与苏贞昌虽然在党内有竞争，但是民生议题都成为两者选举论述的主要内容，这正是民进党“中间偏左”政治路线在选举路线与动员中的反映。当时苏贞昌、蔡英文都注重社会边缘族群、弱势群体、失业群体、脆弱中产阶级等群体的利益要求，连续打出社会住宅、失业危机、贫富差距等民生议题牌，虽然最终在蓝大绿小的台北市、新北市败选，但稳固了绿营基本盘并争取到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五都选战中民进党“中间偏左”的路线基调也被复制到2012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

二、蔡英文的分配正义观与“中间偏左”路线

正是在党内青壮派积极反思和酝酿改革的背景下，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路线的改革措施。从2008年5月到2012年2月，在台湾贫富分化和民进党中生代推动政党转型的背景下，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逐渐走上“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

 

 

 

 

2011年8月蔡英文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公布，标志着她的分配正义框架的形成和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的回归。该政纲“总论”列出民进党的六项基本主张：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永续发展的安全环境、多元开创的教育文化、人民参与的民主深化以及多边稳定的和平战略。其中前两项主张成为引领民进党选举策略和未来施政重心的主轴。按照《十年政纲》的阐述，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是指台湾应进行产业结构转型，以知识、创新提升全球竞争力，并促进产业发展和在地经济与在地就业的结合。 至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是指面对台湾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组、失业增加及工作贫穷扩大等社会新风险，台湾当局必须建构“永续的社会安全网”，重视各项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及永续性，同时应维护就业稳定、所得成长与劳工权益，力行税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缩小台湾的贫富差距，营造高就业、高平等的和谐团结社会。 不难看出，这些选举政见主张正是“中间偏左”社会公平路线的要求。

2012年选战期间，民进党主动提出并且主导了ECFA负面效应论、贫富差距扩大、高失业率、军公教调薪、租税改革、工作贫穷、无薪假、老农津贴等基于公平分配的民生议题，体现了以阶级和民生问题为主的选举路线。到了选战后期，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蔡英文的选举政见集中于对社会分配端的公平正义的华丽论述，却缺乏对经济增长端的财源和产业政策的全盘谋划，而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提供财源的话，公平正义不过是民粹主义口号，无法令理性的中间选民放心。这就迫使蔡英文在选战后期提出重视两岸经贸、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论述，不过为时已晚，并且受制于在野身份缺乏“政策牛肉”，难以得到多数经济选民的信任，最终以6%的得票比例差距而败选。

到了2014年，台湾的经济状况依然低迷。更糟糕的是，台湾的社会贫富分化有增无减，催生了激进的社会运动。不过，从蔡英文最近两年来的言行来看，她对分配正义问题始终十分关注，并通过智囊人员寻找联结社会运动，推进分配政策议题的渠道。2012年蔡英文建立智库“小英教育基金会”收拢人才，培育力量。而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几位骨干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竞选总部或小英教育基金会的青年追随者，或本身就是民进党员。他们的激进行动，未必直接受民进党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划，但是从他们的很多言论中，可以辨识出蔡英文近年来政治路线和社会动员论述的痕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黑箱服贸自救宝典》（媒体称“反服贸懒人包”）的作者台大经济学系教授郑秀玲也是小英教育基金会成员。学运一开始以“反服贸黑箱”为主诉求，跟2010年蔡英文反ECFA时主打反“黑箱作业”的论述如出一辙。除了“黑箱”问题亦即程序问题外，激起更多社会民众跟着学运质疑和反对服贸的，恐怕是“批发零售生活产业将被陆资替代”、“弱势产业将受冲击”、“服务业劳工就业不保”、“两岸开放不对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点。由于马英九政府对两岸服贸协议宣导不力，这些观点谬种流传。这些都是典型的“中间偏左”论述观点和阶级政治动员话语，在台湾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经济民生连年凋蔽的时代背景下，极易激起传染性的社会焦虑。

可以预期，在分配正义方面，蔡英文将发挥过去几年的政策积累和社会动员经验，结合台湾内部分配问题进行更详细的阐述，使之成为民进党对抗国民党的选举新利器。同时，蔡英文将更加重视社会运动的力量，籍以发挥分配正义议题的选举动员效果。不过，如何与社运的激进主义路线保持距离，对蔡英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三、蔡英文的两岸观与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

蔡英文是李登辉炮制“两国论”时的重要幕僚，她的两岸观迄今仍然深受“两国论”的影响。马英九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主张“两岸同属中华民国”，但强调“维持现状”。而蔡英文回避台湾人的民族归属问题，强调“台湾主体性”，继续用“两国论”思维理解两岸关系。可以说，学国际贸易法出身的蔡英文虽然拥有经济全球化视野，深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影响，但对两岸共同民族情感的体认不足，习惯于用僵硬的“主权独立”观念思考台湾“国家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她在两岸关系上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明确表示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过，蔡英文无法回避台湾经济连年低迷而且日益依附中国大陆经济的趋势，无法阻挡台湾地方县市寻求两岸区域与城市经贸合作的动力，无法排斥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对台湾的巨大利益。因此，她在2014年1月派小英基金会执行长林全率团，以财经专业交流的名义访问北京、天津的智库机构和企业，探索与大陆建立直接沟通的渠道。这次访问是蔡英文探索两岸政策调整的重要尝试。

蔡英文不是马英九，谈不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民国”的政治理念，她也不是谢长廷，谈不出“宪法一中”之类的策略概念。但是，她一定会认识到为了突破“最后一里路”，可以不谈政治理念，但一定要讲两岸在“低阶政治”议题上的务实合作。这就涉及两岸投资保障、城市交流、产业合作、陆生陆配权益维护等议题。同时，从2014年以来的言行来看，蔡英文并不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是反对马政府在服贸问题上所谓的“黑箱操作”、违背民主程序和逃避“国会监督”，以及对《服贸协议》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担忧。为了争取台湾的经济选民的支持，两岸经济议题、两岸民生和权益保障议题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民进党领导层摸索与大陆合作的领域。

另一方面，2014年以后民进党内部派系权力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蔡英文推动两岸政策的调整。2008-2012年，蔡英文虽然身为党主席，但在民进党派系角力中很难有足够权威去主导争议最大的两岸政策，也无力突破民进党内意识形态化的反中立场。到了2014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蔡英文重新担任党主席后追随者日众，一个强大的“蔡系”俨然成型，而民进党其他派系要角的影响力加速衰退，同时党内精英要求积极参与两岸关系事务的人数增多，这些都使得她有条件在强调公平分配议题的基础上驾驭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其中，最有可能的调整路径至少有：

（1）支持民进党内地方县市长开展两岸城市交流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动；

（2）鼓励绿营智库建立两岸智库交流机制，探索两岸政策对话的可能；

（3）发出维护台湾“主体性”和“国家认同”的言论，试探大陆对民进党的政治底线和政策空间；

（4）利用一般化的“台湾意识”掩盖“台独党纲”里宣扬的“台独主张”，尽量回避“冻独”议题引发的争议，避免2015-2016年的选战再掉进过去的统独对决的老路上去。

四、余论

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具有国际贸易法专长的蔡英文，其政治出身是李登辉的“国安会”幕僚和陈水扁的“陆委会”主官，但其选举活动的切入口却首先选择台湾的分配政策议题，尽量回避两岸关系，无疑令人深思。这就是“时势造英雄”——近年来台湾经济社会局势的变化决定了蔡英文的选举策略，主打分配正义牌有利于民进党跨过陈水扁时期的贪腐无能形象，还有利于回避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但是，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虽然在2012年选战中小幅反弹，重获支持，但还是无法争取到足够赢得执政的选票。

有人说，今天台湾的民进党，和1990年代英国的工党有一些相似之处。工党曾经由于意识形态和僵化政策而连续十八年在英国政坛被边缘化。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托尼·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工党才调整政策，一方面吸取中间偏左路线的优势，提出新的经济社会政策；另一方面倡导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去除意识形态，放弃老式国有化理念。由此工党自1997年起才多次赢得选举，连续执政十多年。反观台湾的民进党，自2008年以后，在蔡英文的领导下逐步回归中间偏左路线，重视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主打促进分配正义的政策议题，在台湾选民中也拥有比较稳定的基本盘。某种意义上，民进党的起伏与路线转型，的确与英国工党有类似之处。

那么，蔡英文能否成为台湾的布莱尔呢？民进党能否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再争取比2012年大选更多的选民支持呢？无疑，两岸政策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目前最大的短板，也是迈向执政的“最后一里路”。蔡英文只有清醒认识全球与两岸形势，准确理解中国大陆全面发展的历史趋势，拿出政治勇气，集合民进党内外中道、理性、务实的力量，务实且积极地推动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调整，民进党才能得到更多选民的认可与支持。尽管蔡英文的政治生命有限，但民进党作为代表相当一部分台湾人民利益的政党的政治生命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