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如果没有这样的气度，单靠军事力量，是难以达到这种状态的。从曹操建安十二年以前那些令和作品，可以确认曹操真是当时难得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东汉末的那么多群雄，让曹操出人头地，不是偶然的。此后的十多年时间，由于胜利多了，骄傲也多了，其光辉则逊于前期的曹操。人是会变的，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研究曹操后期反常的各种矛盾现象，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纵观曹操一生，大体上可以建安十二年为界，此前为他的前半生，此后到建安二十五年他去世为其后半生，终年六十六岁，建安十二年时他五十三岁。他打败三郡乌丸，袁尚、袁熙授首，他东临碣石，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进入事业的顶峰。此后的十三年时间，就没有前面那么辉煌了，有一点起起伏伏，遭遇了赤壁之战的失败，统一全国的理想受阻，内部矛盾重重，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也不那么妥当。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了，人也容易骄傲，容易自以为是，任性而为，所以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多。建安十三年开始的事放在下一讲说，从他的前半生看，他二十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做事那么认真，得罪了人，迁顿丘令。他二十九岁便参加皇甫嵩对颍川黄巾起义的镇压，三十四岁时，与袁绍一起成为西园八校尉之一，次年即起兵于己吾，讨伐董卓。可见他在二、三十岁时便崭露头角了。兖州是他的根据地，建安三年他四十八岁时，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万，青州兵成了他的基本部队，曹操的军队中，出身于农民军的比例相当高。讨伐袁绍时，他收编了黑山黄巾张燕部，也是黄巾军中能征善战的部队。在这段时间，他主要作战的对象是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先后打败了陶谦、张邈、陈宫、吕布，迎天子汉献帝于许昌，最终打败袁绍，占有冀、并、幽、青四州，打败了三郡乌丸。这是曹操事业进入顶峰的阶段。

从曹操发布的一些命令来看，如在《封功臣令》中显示，他还能与他一起共同奋斗的将领和谋士保持同舟共济、互相团结的状况，从《求言令》可以知道他那时还比较谦逊，听得进大家的不同意见，用现在的话讲，他作风还比较民主。对民间的疾苦还比较了解，华北地区经过那么些年的战乱和灾荒，在建安七年的《谯令》中讲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他所描述的现象，还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如裴松之注引《魏书》讲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那时人吃人的情况相当普遍。他的乐府诗《蒿里行》最后几句讲：“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如他采集民风民歌作的《谣俗词》云：“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可见那时民间穷困的状况。所以他能注重减轻农民的负担。建安九年定冀州时，颁布《河北租赋令》，免掉了河北地区当年的租赋。他的《收田租令》的第一句话便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便有裁抑豪强的氛围。他明确公布每亩每户租调的负担，其他不得擅自兴发。要地方官“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裁抑豪强的倾向非常鲜明。早在建安元年，他便接受枣祗、韩浩的建议兴屯田，恢复农业生产。在这一点上，曹操比当时其他割据势力要高出一筹。《三国志•任峻传》曰：“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於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这大概也是曹操得以战胜其他割据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用人问题上，曹操的胸怀还是比较宽广，敌对阵营的人材，只要过来，他都能重用。他打败吕布时，吕布手下的张辽，他不仅接纳，而且封侯拜将，委以重任，在讨伐三郡乌丸时，正是张辽斩单于蹋顿。如果曹操不推诚待人，何以得人之力。如张郃本来是袁绍手下的大将，郃归操，操不以降臣待之，而把他的归附比之于“微子去殷，韩信归汉”。张郃后来在西北战场上起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对武将是如此，对谋略之士曹操的态度也是如此。如郭嘉先见袁绍，认为绍未知用人之机，所以转而投奔曹操，经过荀彧的推荐，召见论天下事，曹操讲：“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经过这次谈话以后便说：“真吾主也。”在乱世，君择臣，臣亦择君。在先征刘表，还是先征袁尚与袁谭的问题上，郭嘉主张待机而行，作南征刘表的姿态，待谭、尚内斗谭乞降时，乘机而入，乘势攻定了冀州。在征讨三郡乌丸的问题上，他认为刘表是坐谈客，不可能主动有所作为，且刘表与刘备面和心不和，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应该乘胜追击三郡乌丸，彻底解决北方边境的安全。在如何打击的问题上，他提出兵贵神速，轻兵兼道以出，突袭柳城。所以曹操称“唯奉孝能知孤意”。郭嘉因病死在柳城回师途中，曹操对荀彧讲：“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之败，曹操在回邺的途中讲：“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可见曹操对郭嘉的看重。人才要靠自己鉴别和发掘，要靠自己去用，靠学历、职称，是假的，靠不住的。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大家读《郭嘉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求贤心切，同时也是鼓励大家要时刻把天下事放在心上，要多谋善断，别总是盯着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唠叨个没完没了。如许攸，本来也是袁绍身边的人，他倒到曹操这边来，对曹操在官渡之战取得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谋不一定都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有时从敌人阵营过来的谋略之士，由于了解敌情，反而能起到关键的作用。用人一定要五湖四海，不要只用同乡的人。到一个地方，便要用那里的贤能之士。如他用崔琰，他是袁绍那儿士子中的领军人物，他曾反对袁绍南下进攻官渡。曹操定冀州，召他谈话，曹操讲冀州按户籍有三十万众，可谓大州。崔琰一开口便讲：“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刚见面一张口便针锋相对地向曹操提意见，曹操在冀州这几条命令，若《整齐风俗令》、《选举令》的出台，也许与崔琰的这次谈话有关。曹操在冀州既注意用文人，如陈琳，文才高人一筹，尽管在檄文中骂了曹操祖宗三代，给曹操涂了一脸污水，但曹操还是用了他，让他为曹操起草檄文，曹操读了他的作品据说偏头风也立即好了。曹操在冀州还看重和表彰那里有学问的经学大师，他在《告涿郡太守令》中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幹也。”表彰了卢植，实际上招揽了他的一帮弟子。曹操每开辟一个区域，就吸引那个区域的精英。田畴是右北平人，他在那里聚族据险而居，熟悉那儿的道路地形，与乌丸鲜卑多有交往，曹操就启用他作为引路人，出卢龙，登白狼山，便是田畴引的路。如王脩是北海人，属于青州，袁谭曾征辟过他，闻谭死，他曾下马号哭，称“无君焉归”。诛袁谭时，曹操曾下令：“敢哭之者，戮及妻子。”王脩到了曹操那里，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乞收葬谭尸，曹操不应，他继续说：“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曹操见他如此忠于故主，也就听之了。当时冀州诸郡皆定，唯乐安之管统不从命，曹操让他去取统首级来见，“脩以亡国之忠臣，因解其缚，使诣太祖，太祖悦而赦之。”在辽东，曹操用邴原，东汉末邴原与郑玄齐名，裴松之引邴原别传云：

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魏太祖为司空，辟原署东合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单于，还住昌国，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邺守诸君必将来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言讫未久，而原先至。门下通谒，太祖大惊喜，揽履而起，远出迎原曰：“贤者诚难测度！孤谓君将不能来，而远自屈，诚副饥虚之心。”谒讫而出，军中士大夫诣原者数百人。

从这个故事一方面可以看到曹操虚怀若谷，以诚对待当地之士大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平定三郡乌丸以后，曹操确实已取代了袁绍对冀、青、幽、并四州的统治。北方地区的统一可以确认无疑了。曹操如果没有这样的气度，单靠军事力量，是难以达到这种状态的。从曹操建安十二年以前那些令和作品，可以确认曹操真是当时难得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东汉末的那么多群雄，让曹操出人头地，不是偶然的。此后的十多年时间，由于胜利多了，骄傲也多了，其光辉则逊于前期的曹操。人是会变的，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研究曹操后期反常的各种矛盾现象，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选自朱永嘉《论曹操》第十一章：《给曹操前半生的为人行事作一个小结》，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