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云汉】

非常感佩姚中秋老师和杨光斌院长的行动力，几个月前我们还停留在以清谈的形式来讨论历史政治学，而今日已经开始将其建制化。谢谢鼎新兄的提醒，他希望“历史政治学”的倡议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这个草创的阶段，我们有九位学术委员，面对这个仍待开展的主题都还是“半瞎半聋”的，大家都来摸这头叫“历史政治学”的大象，每个人都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感触和学术直觉来给大家提供建议。我今天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提供一些自己的浅见。

我想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历史政治学需要新的社会科学哲学作为它的基础，这样它才会走得更远、更牢固。美国主流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已经全面松动了，或者说它的立足非常不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一旦借鉴了当前科学哲学领域一些更成熟、更精致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它的指向也会是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历史视野的政治学研究，这是不谋而合的。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特别倡导历史政治学？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比较精简而具有权威性的提法，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比较正式地用这样一个提法，是他在2018年6月召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讲的，后来在很多其他更重要的场合也都提过。其实，在此之前，我用这个提法已经很多年了，大家可以去看我十年来的演讲，我都有在提。我常常费很多唇舌去谈为什么我们需要历史视野的政治学研究，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权威性，所以并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

我在演讲中常提到，作为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知识准备，要迎接这个历史剧变时代的到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变化，以及蕴含未来可能的剧烈变化，这是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大家心里都有这种振荡的感受：过去的十几年，特别是过去的十年，一连串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眼前惊心动魄地展开，而且此起彼伏，让我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然而，我们的知识架构、知识积累能否应对这样一种剧烈变动，及在此背景下能否回答我们面临的各种巨大的问题和困惑呢？我过去也常说，什么是我所谓的历史剧变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剧烈变动，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开始逐渐模糊甚至消失，新的历史坐标还没有确立……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然，中国自身就更不用说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剧变。例如，古时候人们感叹“蜀道难”，而现在，早上可以搭高铁从成都到贵阳吃中饭，晚上又能回到成都，这在十几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高铁让天堑变坦途，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个“大变局”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大家都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居然开始松动，大家都认为无可逆转的趋势居然开始逆转。我由此勾勒出四个脉络，我认为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第一，“冷战”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变成唯一超强，大家都相信这个单极体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这个结构的基础已经全面松动了，历史的脚步走得真快。

第二，第三波民主化，70年代末开始，80-90年代则势如破竹，席卷发展中地区几乎所有政体的演化；然而，进入21世纪后它开始失去动能，最近十几年已经开始进入退潮。我的老朋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讲，从他的标准来看，现在全球都处于民主萧条之中。

第三，战后七十年，从战后秩序重建开始，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往自由化的方向演进，而且其吸纳的地区、覆盖的人口不断扩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趋势，现在资本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自由经济秩序也面临巨大挑战。

第四，过去三百年西方国家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主导历史的前进方向，他们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戏规则，主导话语权，但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是三百年历史潮流的反转。

这些都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知识体系的时代关联性在哪里，我们过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径能否回应这样的知识挑战。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议题对话“慕尼黑安全论坛”使用了一个主题——"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肢解的过程，零部件掉了满地，谁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办者为会议选这么一个主题，是无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坏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中国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设性的。然而，西方国家不这么看，这一点我们暂时不理会。

西方国家当前面对的困境是极为深刻的，而且来自方方面面，他们过去所自信的每个环节都出问题了：

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战后多边机制，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

第二，原来一般认为整个战后体制的主轴是美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就是大西洋联盟，美国和西欧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胁的特殊伙伴关系，但这居然也开始裂解，欧盟本身能否维续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特别是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到巨大反弹，反全球化与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在崩解。

第四，民主体制本身也出现合法性危机，治理失灵，这在美国和欧洲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而我认为问题远比我们看到的还更严重，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财政危机、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经济停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分配冲突也几乎没有解药，只是在拖延问题。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现有的、熟悉的，特别是我们过去经常借鉴移植的、高度美国化的主流社会科学、主流政治学，以及它的那套理论范式、研究方法，还有它所设定的议程？是不是要通过这种检讨，我们才能比较从容、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否则我们将非常困惑、非常彷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至少我认为，过去太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美国式的，我们沉溺于假定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状态，所以误认为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些参数性的变化，如什么样的群体投左翼政党的倾向更高，阶级投票倾向随着不同的时代会减弱或增强等。我们不会去思考大的结构转型与解体、体制合法性基础全面松动之类的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跳脱出来，不能再假定这个结构是牢固的、秩序是稳定的了，因为这个前提已经被挑战了。

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以一个跨度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今天世界的大趋势了，比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当然这个杂志经常会妖魔化中国。它在2018年10月的这一期杂志刊登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专题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很醒目的历史地图。这张地图最早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采用，它是根据著名的世界经济史专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领导的研究团队提供的历史估算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了过去两千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的空间移动。

该图从公元元年(1AD)开始绘制，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的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西边古有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以及环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等，后有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在它的东边与东南边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型的古文明，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非常重要位置，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于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包括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到天文。所以把各地区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世界经济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长期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往西北移动，到1820年以后，也就是19世纪初开始，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加速，一直往西走，这就是体现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地往西边牵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达到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分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间。那么接下来又开始起变化了，战后西欧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从1960年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东移动。80年代之后中国快速崛起，中心开始快速向东方移动，且其速度超过前面三百年的变化，这张图也预测到了2020年世界经济中心几乎要回到两千年前的原点了。

中国在2001年才加入世贸组织，18年不到就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对此，很多人觉得非常惊讶，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2018年10月《自然》(Nature)刊出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an)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有一个图表，提供类似的长程历史视角。这篇文章回顾了过去260多年(1750-2016)制造业活动的全球分布板块的起伏。在18世纪中叶中国还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里面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铁器、药材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大量出口；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4。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工业产品兴起，欧洲也掌握了茶叶与瓷器的生产要诀，中国传统制造业就节节败退。到了20世纪初，基本上英国、西欧与美国垄断了全球的制造业活动，合计比重超过60%，后起之秀的俄国与日本也勉强占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角色微不足道。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制造业快速追赶，在20多年里就一举超越美国与西欧，又再度回复到将近1/4的份额。

两年前，《自然》(Nature)的一篇文章也有一个图表提供了类似的视角。

最近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用一些视觉方案来描绘与理解未来的世界秩序，认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情况必然会出现剧烈的变化。

大意是说，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2050年全世界的经济板块比重大致是这个样子，当然这是以购买力等值作为标准。最左边的大气球是中国，再过来是印度，再过来是美国，气球的面积等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今天的七国集团(G7),只有一个国家会进入全世界的前五大。今天七大工业国所主导的一些多边组织平台都已经撑不住了，已经没有办法扮演一个关键性的协调者角色或者是找寻共识的机制，北约、七国集团(G7)、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都是如此。最关键的政策协商平台必然会转向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参与的新平台，比如二十国集团(G20)。

在我看来，今天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比我们还要尖锐，为什么呢？第一，它很难预见和理解当前的历史趋势，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到今天还在蔓延，并没有真正恢复。日本是第一个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经济体，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整个欧洲几乎要进入负利率时代，这对一个常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美国现在也正在往这条路走。这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谜，它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

西方民主体制从三十年前历史终结的自信变为现在的不自信，这让政治学者们非常彷惶，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没有什么新的建设性的东西去应对它现在深层次的冲突和矛盾。战后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困境，也让自由派经济学者非常惶恐，他们很难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国的整个现代化道路和经验，特别是过去四十年的道路和经验，所以他们也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如何带动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兴起，以及它接下来可能会带动世界秩序重塑。

这些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更牢固的科学哲学基础做支撑，需要一个宽广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

我对美国政治学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隐而不喻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比如西方中心、个人主义等，只有少数人能够跳脱这个局限，但他们在美国学术社群里都被边缘化了。另外，我觉得主流政治学在过去六七十年所依赖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是“问道于盲”，不是说那些基础产生的知识完全没有用，而是说它只是工具性知识。如果你想解决操作性问题，这种雕虫小技是有用的，如预测下一季的股市是涨还是跌，又如用什么样的广告词可以打动选民。但要想回应我说的历史剧变时代的结构转移问题等巨型历史变化问题，它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有这种反思和呼吁的政治学者在美国也是有的，我就很喜欢耶鲁大学的学者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他前段时间出版了一本很发人深省的书《脱离真实的人文科学》(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对理性选择学派进行了非常彻底深刻的批判。

他在这本新书中指出整个美国的社会科学战后的走向越来越偏离现实，是孤芳自赏、象牙塔式的知识建构。他呼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个实存主义或实在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的这个看法与我相同。他非常反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解释方式，即回到以个人作为基础单元和解释起点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他说这完全是误入歧途，因为学者们至今都不敢放弃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信奉的逻辑实证论，即便逻辑实证论在科学哲学领域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尤其是在库恩(Thomas Kuhn)之后的科学史研究完全颠覆了逻辑实证论对科学知识活动的一些纲领性理解，但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方法论教科书还在用这些纲领，如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源于逻辑实证论的原子论的本体论这种基本立场。可是后实证论的科学哲学理论早就说过，真正能够正确反映自然科学家基本立场的，绝对是非原子论的本体论。在自然世界也是一样，会有更高层次的结构不断聚现(emergence)出来，它的属性和因果作用不能被化约成它的组成部分，更不能被化约成它自己最小的基本构成单元，面对自然世界的科学家也并不接受这一套简单的机械式原子论的本体论。这种错误的理解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然科学家的知识活动本来就不受科学哲学家的学说影响，只有社会科学家才会在乎，因为社会科学家很担忧别人认为自己的学问不科学，他们急需寻找一种方法和程序的纲领来引导自己从事科学知识的建构，所以他们容易被科学哲学理论所引导甚至误导。

还有经验主义认识论，它把科学知识的范畴完全局限在经验世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不符合自然科学知识活动的基本知识论的。对于这一点，从科学史的证据来看会显得非常清楚。经验世界只是科学家研究对象中的一个非常小的范畴，只是表层的，经验世界后面的真实世界才是他们探索的真正对象。因此，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完全不能说明科学家知识活动的最核心主张。另外，过去，在逻辑实证论的引导下，我们都认为科学就应该追求法则式的解释，依赖一种所谓的经验性规律为解释起点。比如，要研究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就要先找出帝国衰落的普遍适用规律，让它来解释个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太荒谬了，荒谬到可笑。除非把它抽象到已经没有太多内涵的东西，否则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折腾。但是，这居然成了引领两个世代、三个世代的学者的指导性原则。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早就告诉过我们，科学真正追求的不是这个，它认为好的解释或者有效的解释都是一种所谓的结构性的解释，回溯到现象后面的结构前提或者它的产生机制，而不是用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经验规律去解释特定事件的发生和循环。

此外，否证主义也是极为天真的，因为它的前提是事实命题与理论命题可以明确做区分，这样的话，事实就可以作为独立支柱来验证理论的真伪了，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后库恩时代，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理论都认识到，所有的观察（以及记录观察的叙述）都是受理论框架引导的，在对经验现象的任何一种描述或测量背后都夹带或蕴含着理论。在某个阶段的某个学术社群里，的确可以暂时做这样一种区分，但这完全只是一种共识，这个共识是可以不断演进和修改的。当然，也正是因为逻辑实证论的引导，很多学者认为研究自然世界和研究社会世界可以用完全一模一样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程序，这个纲领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可以完全照搬，这就叫作无条件自然主义。其实，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前沿理论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社会世界的时候，应该做一种有条件的而非全盘的移植。这个有条件的自然主义立场也反对把社会研究完全等同于人文学的做法，如只做诠释、解构或者文本分析。它认为，社会科学可以是一种科学知识的建构，但并非机械照搬自然科学的指导原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

第一，人类社会所建构的这些结构、制度，各种不同的机制，都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比如赵老师写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理论》，这个结构只有在中国才出现过，但其中的某些性质或某些机理跟一些其他政治文明之间有些可比较性，即使儒法国家这个结构有其独特性，但仍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客体，因为它延续了很长时间，相当稳定，也有一些演进，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真实存在的结构。

第二，所有社会结构对社会现象的支配和影响，必须通过行动者的意识才能实现。意识是物理世界里没有的东西，有意识就意味着人会学习，知识可以对行动者产生引导与启蒙作用，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与相互影响。

第三，不同的行动者的历练与禀赋差别也很大，如何利用结构赋予自身的各种行动可能性和社会力，有巧有拙，差别非常大。所以，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要处理的，这两个起点都不能偏废，其中，结构的作用更关键。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开展历史政治学，那么，重新建构科学哲学基础也是值得做的一项工作。虽然很多人的知识活动有时也不见得一定需要这些形而上学的指导，很多人凭直觉也能做类似的知识工作，但我觉得有了它也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和判断知识建构是否符合科学方法论所要求的严谨性。

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主张，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即过去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解释往往会引导你往个体层次找到解释源头，其中，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论都要有个体基础。但如果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没有与生俱来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只有社会结构才能赋予它这种可能性。每个人都由于隶属于、参与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关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种角色，才具备了社会行动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很多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该用总体层次的回归作为解释的源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新起点，而且我认为历史研究也是一样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帝王将相，这并不是说个人不起作用，而是说他的作用其实是很局限的，当然，他能成就的事情有时也会具有偶然性或运气。

所以，马克思提醒我们：人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事实上，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条件往往占了80%-90%。因此，所谓的“英雄造时势”的“英雄”的独立作用，可能只有10%甚至是个位数。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做研究时要把不同层级的行动者和结构条件都考虑进去。不要觉得这样的理论不够漂亮、不够精简，这并不重要，简洁而漂亮的理论虽然有感染力，可它是唬人的，因为太容易有例外，太容易被推翻。

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想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太多的结构前提要确立。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而且要先做好一个非常深刻的个案研究，再去做比较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点。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很多可能性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会找到答案，你会有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知识地图。如果我们要重建历史政治学的科学哲学基础，我觉得这会是非常重要的起点。

所有的政治学研究或者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以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为基础。而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或者政治学都倾向做广泛性研究(extensive research),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个案多、样本大，而且它通常是某一个时点的横切面研究。并不是说那些研究没有用，而是说这样是本末倒置，主从之间的关系没搞清楚。我们做结构分析，也不能完全陷入结构决定论的偏差，这是另外一种矫枉过正。另外，对社会世界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或者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要想实现完全解释，那必然要将唯心论和唯物论相结合，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比如生产关系既涉及技术、生产要素，也涉及产权安排和阶层组织；国家结构既涉及物质条件，例如地理空间、强制力，但也有心理层次的，例如认同与合法性，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当然，在特定的研究里你可以有偏重，你会有你想切入的角度。

虽然历史政治学这个提法过去很少，但是已经有一些跟它类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径，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制度论，它们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都有一定的地位，这些都是历史政治学的先驱和重要基础，我认为是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现在不是另起炉灶或者重新设计车轮，上述这些研究途径都是一样的，都排斥绝对唯物论和绝对唯心论，而且都力图实现结构和行动者分析之间比较好的结合。

我没有把政治学放在一个很固定的框框里说它一定是什么，政治学是非常多样的，在不同时期它的特征(identity)也不一样。但我认为批判实存论可以作为指导社会科学或者未来历史政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新哲学理论和纲领，它与过去很多的历史社会学及历史结构分析的先驱学者（包括马克思）以及他们的知识活动实践存在一种很强的亲近性。即使这些先驱学者可能没有读过批判实存论的任何著作，但是他们所进行的知识工作完全可以在批判实存论里找到注脚。在批判实存论的学术圈子里有一句名言：“在批判实在论诞生之前，卡尔•马克思就是一位批判实在论者(Karl Marx was a critical realist before critical realism was even bo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