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无法回避边疆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时，既有历代得失经验可资参考，又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局面尤为复杂。清王朝治理边疆的得失，不仅在当时关系到王朝利益，还因为历史的延续性，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对应于乾隆朝及其之前的清代前期。在这段时期，清代的治边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边疆思想的一部分，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内边”与“外边”之分。

近代以来，边疆的重点在于防范“外边”，即外来势力的入侵。而在传统时期，防范的重点常在于“内边”，即居住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清前期边疆治理虽然卓有成效，但其归根结底是传统的重“内边”，也正是由于长期防内而不防外，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疆域的辉煌很快消散，边疆政策近乎全面破产，直至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毋容置疑的功业

在今天，主权国家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线，然而在古代，国界线的概念往往没有那么精确。澶渊之盟后，宋朝与辽朝划分疆界，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的国界区分。而在大多数朝代，特别是大一统王朝，国界线往往是一个动态概念。王朝的力量推进到哪里，国界线就在哪里，是动态且弹性的。

清朝入关后，基本继承了明朝的疆域，经过百年的征战与维护，到乾隆朝呈现出鼎盛之势。《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当时的疆域“北自大青山左右为蒙古诸部，至喀尔喀地……西南自四川境外为云南及青海、西藏地……其在天山北路则有伊犁等地，天山南路则有喀什噶尔、和阗等地。”清朝在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疆域，可以比肩于历代之盛世，更超出于明朝。

在历史上，汉唐等王朝也曾将大漠南北纳入帝国版图，但往往顾此而失彼，全盛局面的维持往往非常短暂。对于遥远边疆地带的损失，中央朝廷有时并不在意。清朝起家于东北，定都北京，却能够长期重视西北边疆。从康熙中叶统一准格尔部开始，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苦心经营，先后平准、平回，在乾隆中叶实现了疆域版图的最终底定，并在此后稳定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就此而言，清朝疆域之广阔、维持之长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有一种论调，将清朝的一切历史经验都与满洲贵族挂钩，进而予以评判，这显然是很不客观的。在平定准格尔的战争中，清朝大军中既有满洲八旗，也有绿营汉军，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骑兵。比如在著名的昭莫多之战，孙思克统率的绿旗汉军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哪一个方向上，清朝疆域的扩展与巩固，都是多民族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

清朝能够长期维持辽阔的疆域版图，关键因素之一是有效的镇戍。早在新疆初定之时，就有数千绿营汉军在乌鲁木齐附近屯垦。此后，清朝持续从甘肃、陕西等地招募百姓开垦屯田，成为稳定新疆的重要力量。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在中央的统一调派下，原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部众数千人，整体从东北迁移到了新疆，从此成为抵御外敌、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

虽然皇帝是满人，但清朝能够维持辽阔且稳定的疆域，却是各民族艰苦努力的结果，其中的功绩绝非一家一姓所能独揽。后人审视清朝的疆域，也绝无必要掺杂民族主义的因素。

木葡萄纹桦皮雍正帝御用弓，图自故宫博物院。

超越“羁縻”的政策

单纯就疆域面积而言，清朝虽然算得上幅员辽阔，但肯定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极值。不过，如果考虑到国家对边疆的实际控制力，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首屈一指的。其中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清朝治理边疆的政策，较之于前代有了明显的改变。

至少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就以“羁縻”政策为主，特别是对于远离王朝核心区，且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的地区，中央对地方很少直接施加控制。比如明代在东北、西北以及西藏广泛设立羁縻都司卫所，授予边疆部族首领都督、都指挥、千户等官爵。

这些地域固然属于明朝的版图，但明朝中央对当地的事务极少发布指令，也不向这些地方摊派赋税、派驻官员，一些被羁縻的部族甚至长期与明朝为敌。在当时的环境下，羁縻政策有利于地方稳定，也能够加强边疆与中央的联系，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羁縻始终只是中央政府对边疆部族的笼络，距离真正意义上，能够上传下达政令的有效治理，还有很大的距离。

清朝初年基本延续了明代的羁縻政策，只是将许多都司、卫所改换为其他名目。但自康熙年间开始，随着边疆问题的酝酿，当时的政治家和学者开始反思羁縻政策的弊病，并寻找新的政策方法。

从雍正四年起，主政云贵的鄂尔泰连续五次上疏，要求改变西南地区长久以来的羁縻政策，施行改土归流，彻底解决屡服屡叛的土司问题。鄂尔泰以明朝为例，指明了羁縻政策治标而不治本的弊病，由于中央无法有效统治地方，每隔若干年，必然会发生动乱。

经过反复讨论，满汉君臣共同决定标本兼治，不惜用一二十年的时间，也要一劳永逸解决土司问题。历史证明，改土归流之后，困扰历代王朝的大规模土司叛乱，再也没有发生，边疆治理之成效，由此可见。

较之于“新辟苗疆”，新疆距离中原更为遥远。自汉唐以来，中央王朝大多只向西域派遣少量高级官员，辅之以有限的军队，通过羁縻城邦、部落首领实现在地方的统治。乾隆年间彻底平定准部、回部之后，清朝并没有沿用羁縻之策，而是设立了伊犁将军，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分驻于天山南北，管理各地的军政事务。

作为支撑，清朝在重要地区设立军府，设官驻军，直接统辖地方。军府之外，清朝又在新疆东部设立州县，在北部施行札萨克制度，在南疆施行伯克制度，总归于伊犁将军。通过更为细密的统治，朝廷虽远在万里之外，政令仍可顺畅下达到新疆的基层地方，有力的保证了边疆的稳定。

在人口稀少，军队粮饷供给又极为困难的西藏，清朝也努力维持中央的军事力量。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意欲反叛，驻藏大臣就是依靠为数不多的驻军将其诛杀。直至清朝灭亡前夕，驻军西藏、控制藏区仍然深为朝廷所重视，光绪末年整顿藏区事务，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派川军驻藏。

较之于历代，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最为积极。特别是西北战事结束后，清朝对边疆的治理思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超越了长久以来“羁縻为治”的间接管理政策，转而派遣官员、驻扎军队、整顿地方，积极主动治理边疆。也正是由于这些更为有力的治边政策，才奠定了此后百年大一统疆域的稳定，其中许多历史遗产，更是遗留至今。

五世达赖喇嘛画像，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贡入清宫。图自故宫博物院。

清王朝的治边理念

当下探讨清代的边疆问题，一个难以回避的热点是“新清史”。最近二、三十年来，“新清史”发明了诸如“想象共同体”、“国族目的论”等词语，为许多学者所反感。由于海外某些人妄图将他们所阐释的清代历史平移至当下的民族与边疆治理，“新清史”又遭到了国内舆论的猛烈抨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对“新清史”的批驳虽然言辞激烈，却掉入了对方预设的“陷阱”。特别是带有民族情绪的反击，对清朝边疆治理的彻底否定，因为“汉族中心主义”的嫌疑，嗓门很大，在事实上却没有说服力。许多社会舆论看似热闹，其实是在给学术辩台上的中国学者“帮倒忙”，甚至是拖后腿。一些不怀好意的“海外学者”，早就已经把中国舆论场上的“热评”当成了扣帽子的绝佳弹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清史”对于清代边疆、民族的解释，归根结底是以西方历史既定的发展框架，来评判中国历史上的威权倾向。在别人精心预设好的框架里，无论你是要辩论“威权”，还是争辩“发展”，哪怕是探讨什么是“中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重要是“破局”，而不是在别人预设好的陷阱里回怼。

学术框架是一个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内。具体到清代边疆的治理问题，一种可能更为合理的思路，是从中国历史发展延续出发，解释清王朝治理边疆的理念，进而阐释清代的边疆和民族问题。

在先秦以来的传统观念中，边疆意味着“华夏”与“夷狄”，但早在唐宋时期，这种观念就已经出现了变化。比如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初期他们自认为“蕃”，但宋辽议和前后，契丹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夷狄”，到辽后期，他们更认为自认为是“诸夏”的一部分。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四夷，就引起了辽朝官方的极大不满。

到了清代，这种“华夷之辩”的观念更受冲击。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着力于洗脱“夷狄”的痕迹。与“华夷融合”的统治思想直接关联，“夷狄”所居的边疆，也在清朝得到了高度重视。清朝初年设立理藩院，显示出了要认真治理“藩地”、促进边疆与内地一体治理的倾向。

历代王朝大多袭用“以夷治夷”的思路，以本民族治理本民族事务，所谓“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即是如此。这种思路虽然有利于减轻中央的负担，但却放弃了国家对边疆的有效治理。在处理西南土司问题时，清朝君臣充分体会到了“以夷治夷”的弊端，他们的选择是回归“大一统”，将“夷狄”融入“诸夏”，从而实现更大的一统。清代中叶的许多学者、官员都提出了“以汉化夷”的办法，包括改土归流、兴办学校、以汉人充实夷地等一系列举措。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廓尔喀使臣至京》，图自故宫博物院。

在以往羁縻政策的治理下，边疆地区即便稳定，也往往是暂时的。诸葛亮平定南中，也不过是“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康熙、雍正、乾隆君臣所追求的，显然不是“粗”。在西北，三朝耗费巨额军费，历时半个多世纪，彻底结局了准部、回部的问题。在西南，雍正朝同样做好了持久斗争的准备，鄂尔泰说“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以“永安”取代“粗安”，可谓是清代治边思路的重要变化。

总体而言，清朝统治者有意逐步破除“华夷之辩”，但其终点绝不是建立一套所谓的“内亚”体系，而是实现更为广阔和强大的“大一统”格局，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因此，阐释和理解清朝的边疆政策、治边思路，本就无需建构新的架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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