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西方为什么一边妖魔化蒙古人,一边崇拜元朝?

来源:观察者网

2021-11-22 07:55

保尔

保尔作者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不久之前,电影《图兰朵》在国内上线,虽然演员阵容强大,场景国际范儿十足,就连宣传海报也炫丽耀眼,但许多观众显然很不买账,以至于网络上的评价相当不理想。

就剧情故事而言,这部电影主要受同名歌剧的启发。然而,与电影的风评截然不同,在过去的将近一百年里,这部歌剧在欧洲长盛不衰、好评如潮,甚至于被评论家称为“世界十大歌剧之一”。

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为什么外来的经典《图兰朵》到了中国就不香了呢?中外观众的审美,为何在这部作品中变得不一样?是电影的艺术水平有问题,还是另有更深的原因呢?

鉴于《图兰朵》的原型故事建立在蒙元帝国的时空框架中,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为现实找寻答案。

《图兰朵》片段

欧洲人的蒙古知识

西方文学中有很多经典的爱情故事,尤其多见公主、王子的故事。但有别于欧洲的王室、贵族,《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遥远东方的蒙元帝国,主人公是元朝的公主。最早把这个故事创作为剧本的,是意大利人贾科莫•普契尼。简单地说,这是欧洲人创作的蒙元宫廷爱情故事。

编写剧本当然要有故事源头,意大利人写元朝的爱情故事,还是让人颇有些意外。那么问题来了,欧洲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何种渠道了解有关蒙古、元朝的故事呢?

考察文字材料,西方关于蒙古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世纪初,来自于传教士的报告。不过,没等这些消息传开,蒙古人的战马就踏上了东欧平原,用血与火给欧洲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东欧的贵族、领主们根本就不知道蒙古是何方神圣,就被按在地上一通暴打。不过,蒙古人来的快,走得也快,几乎兵临维也纳的蒙古骑兵迅速后撤。当惊魂未定的西欧人想搞清楚情况的时候,蒙古人早已跃马扬鞭离开了。

这场极度血腥,却又很短暂的碰撞,让西欧的封建主们无论如何不能忘掉蒙古,但又搞不清楚蒙古究竟是什么来头。于是,一些与战争有关,却又模糊不清,甚至充满了敌意的传言,成为欧洲人对蒙古的初印象。

比如,欧洲流传着一种说法,蒙古部族所在地方环境恶劣、土地贫瘠,所以他们才会到处扩张。至于蒙古人,则是脑袋大、脖子粗、胳膊长、腿短,最重要的是力气大的惊人。蒙古人的生活就更令人骇然了,欧洲人说蒙古人茹毛饮血。至于信仰,那就跟不用提了,蒙古人当然是冥顽不灵的异教徒。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蒙古西征再也没有发生,往返于东西方的商人、传教士,为欧洲人带来了有关蒙古和元朝的新鲜故事。这其中最有名气的,当然是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几乎塑造了几百年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东西方交通中断,西方一度失去了有关蒙古的消息。直到16世纪之后,耶稣会士向欧洲传回了许多有关东方的知识,这其中有不少与蒙古有关。比如传教士南怀仁曾经跟随康熙巡幸,写下了《鞑靼旅行记》,传教士安多和张诚更是跟随康熙出征噶尔丹,记录了清朝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

南怀仁画像(资料图)

这些留心于中国事务的传教士搞清楚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他们注意到,蒙古之内存在不同的群体,于是有了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和蒙古人三种分类。但是,传教士能够接触的信息毕竟非常有限,其认知必然存在狭隘之处。比如他们认为蒙古人性情温和,但生活肮脏贫穷,都是很难感化的异教徒。

总而言之,自从蒙古人从天而降,与欧洲打上交道以来,尽管印象深刻,但欧洲人视野里的蒙古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混杂一起,很容易产生了迷幻的故事情节。作为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元朝更是套上了神秘的色彩,成为欧洲人眼中一段风格另类的“中国故事”。

恐惧与敬仰并存

对于外国人创作,并且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文艺作品,中国观众常常有“这根本不是中国”的批评,曾经的《花木兰》如此,如今的《图兰朵》更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缘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的历史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

《图兰朵》的原始作品渊源于短篇故事《卡拉夫和中国公主的故事》,作者对这位中国公主,以及相关人物描绘,完全建立于欧洲人对蒙古、元朝的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首先源自于蒙古人带来的冲击。

如果蒙古第一次西征毁灭中亚城市,西欧还只是略有传闻,那么在第二次西征时,基辅、莫斯科等东欧城市的陷落,则给西欧带去了关于蒙古人的可怕描述。后来的第三次西征,虽然与欧洲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斯兰文明几乎被摧毁的事实,足以让欧洲的封建主们不寒而栗。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蒙元占据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蒙古带给他们的冲击力却远超汉唐宋明。蒙古军队的恐怖屠杀,让沉浸在宗教中的欧洲人想起了“上帝之鞭”,蒙古二次西征也被欧洲人称作“上帝的惩罚”,以至于东欧联军与蒙古军队的战场都有了特殊的名字——“上帝选择的地方”。

被妖魔化的蒙古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欧洲人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成了魔鬼撒旦的化身。“恐怖”成了欧洲人对蒙古,乃至于对东方文明的最直观印象。

《元世祖出猎图》

然而,人类文明总是有着对强者的崇拜,蒙古西征固然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难,但其释放的强大能量,又不能不让后人赞叹。基督教传统对于苦难、罪过有着别样于中华文化的理解,更促成了欧洲人对蒙古认识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流失,对蒙古军队的恐惧逐渐散去,反而是蒙元帝国的辉煌壮丽随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传到了欧洲,此种情形下,曾经带给欧洲以苦难的蒙元帝国,又具有了新的特质。

作为欧洲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最重要的读物之一,《马可波罗行纪》毫不掩饰地称元世祖忽必烈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书中更是连篇累牍地描述了元朝的强大、繁荣与富庶,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记的内容当然真真假假,但当时的欧洲人大多无暇辨别,在蒙元帝国的无限光芒下,欧洲人开始对蒙古产生了特殊的敬仰之情。

比如“鞑靼”这个词,曾经是魔鬼撒旦的代名词。而在后来,却具有了一丝特殊的寓意。文艺复兴时期的名流但丁、薄伽丘用“鞑靼绸”、“鞑靼布”来指代精美的布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特别要求,吊袜带要染成鞑靼蓝。显然,此时的“鞑靼”,已经成了一个具有高等级象征的词汇。

这种具有敬仰的蒙古情怀,也渗透到了文学家的笔下。比如18世纪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的作品《忽必烈汗》,以“宫殿”、“少女”和“大汗忽必烈”为要点,用诗人对蒙元帝国的想象,以及他对于东方元素的理解,将宏大肃穆的元朝宫殿描绘成了人间的伊甸乐园。《图兰朵》的创作时间虽然更晚,但其文化根源并未脱离于西方对蒙古的传统认知。怀揣着对蒙元帝国的恐惧与敬畏,笼罩在神秘恐怖的氛围下,欧洲人创作的艺术作品自然迥异于中国人认知的历史世界。

蒙元正统在何方

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想象,向来带有其臆测的“东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看《图兰朵》觉得很有东方韵味,中国人却看得一头雾水,甚至不太高兴。其实,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少,比如《图兰朵》电影的演员之一,法国影星苏菲玛索,就曾经因为穿中式服装比划眯眯眼,遭到网友的批评。

苏菲·玛索《图兰朵》剧照

某种程度上,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就历史而言,蒙元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蒙古民族的走向颇为复杂,别说是外国人,中国人也未必能说得清楚。时至今日,对于谁能举起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精神大旗,始终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我们不妨借此机会,略加梳理元朝结束后蒙古的部落动向,以便正确探查蒙元的政治与文化脉络。

明军北伐,攻克大都,元顺帝带着太子逃奔上都。元朝的历史虽然就此结束,但黄金家族在草原的统治并未终结,因而有“北元”之说。此后,退回草原的北元政权接连遭受明军的进攻与内部的动乱,处境极为狼狈,作为成吉思汗嫡系后人,黄金家族一度权势沦丧。

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间,达延汗重新统一东蒙古,黄金家族得以振兴。按照蒙古的传统,达延汗将漠南漠北的大小部落合并为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分给了儿子们。六万户中最为重要的是是察哈尔万户,这里是大汗所在,也是黄金家族的嫡系血脉。

与成吉思汗轻重有别的分封不同,达延汗的分封比较平均,在他去世后,诸部落各自为政,大汗难以控制其他部落,导致蒙古再次分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原属左翼的喀尔喀万户又分成了两股,内五部活动在喀尔喀河以东,后来逐渐南迁,到清朝初年被编入内札萨克旗。

外七部留在漠北,仍以喀尔喀为号,后来形成了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汗等大部落,成为外蒙古的雏形。

众所周知,清代推行满蒙联姻的政策,但清朝联姻的对象是有选择的,主要集中在传承黄金家族血脉、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漠南蒙古。在击灭末代大汗林丹汗之后,清朝册封林丹汗之子额哲被封为和硕亲王,视漠南蒙古为清朝统治全国的重要依托。

影视剧中的满蒙联姻

相较之下,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态度就没有那么热情了。至于源自瓦剌,本来就不是黄金家族的漠西蒙古,则成了清朝百年征战的对象。雍正年间,清朝用兵西北,世宗向蒙古各部发令,提醒他们准噶尔本来就是元朝的臣仆,作为蒙元正统,漠南各部此时理应跟随大清,征讨准噶尔。

总而言之,无论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还是黄金家族延续的传承,蒙元帝国的正统都在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当我们谈论蒙元帝国时,文艺作品当然可以创作,但要尊重历史,还是要找准空间、找对人群,这样才能讲出让大众信服、令观众满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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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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