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临近农历新年，按惯例此时电影票房应该预热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很有机会“大卖特卖”的时间，电影《张之洞》遭遇极端冷遇。据媒体报道，上映首日其票房竟然不足百元。

张之洞有晚清“中兴名臣”的美誉，为何关于他的电影却无人问津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对大众而言，张之洞恐怕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试想一下，如果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李鸿章、曾国藩，感兴趣的人肯定要多不少。

抛开影视艺术，即便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张之洞的出镜率也远远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同样位列晚清名臣，为何张之洞的知名度比较低？为什么没能在今天像其他三位那样仍有一票粉丝呢？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略作分享。

从清流名臣到洋务殿军

张之洞籍贯直隶南皮县，虽然他自称天资只是中人水平，但从科举成绩看，绝对是少年天才。14岁时，张之洞以县试第一考中秀才，16岁又以乡试第一中举，进士之路虽有坎坷，但也还是在27岁金榜题名，不仅年龄远低于清代进士的平均值，而且高中第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

出色的履历为张之洞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清流”之列。在京城翰林院，张之洞赢得了“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与张佩纶同为“翰林四谏”之一。

在外官任上，张之洞仗义执言、为民做主，担任四川学政时，张之洞为一桩官兵滥杀平民的旧日大案连上三折，力促朝廷清查此事，最终严惩酷吏，还百姓以公道。在诸多政绩的“加持”下，在光绪初年，张之洞逐渐成为了颇有声望的清流领军人物。

不过，在晚清的时局中，清流的操守显然救不了清帝国。从富国强兵的现实目标出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名臣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出身清流的张之洞也渐入其中。

光绪七年，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三年后，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开启了洋务事业。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他大刀阔斧兴办工厂、筹建铁路、创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在张之洞的精心布划下，湖北的洋务事业大有发展，武汉三镇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的又一洋务重镇。由于在洋务方面的出色表现，出身清流的张之洞又得到了“洋务”的标签，被誉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洋务殿军”。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破产，李鸿章等洋务名臣黯然离场，张之洞这位“殿军”却迎来了新的政治光芒。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情绪正在激荡之时，张之洞卡准时机，发表了阐述变法思想的《劝学篇》。在他看来，新、旧两派都不甚妥当。旧派以为一切不可变，将导致中国无法富强；新派主张一切学习西方，则是“不知本”，菲薄纲常名教会动摇国家之本。为此，张之洞提出了“汇通中心、权衡新旧”的持中变法之道，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与《劝学篇》（资料图）

此说一经提出，随即得到了光绪帝的高度赞赏，被列为“钦定教科书”，颁行全国。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不下两百万册，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之洞主张的稳健之路更受人推崇，他的政治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声名为何难传世

就思想而言，张之洞的《劝学篇》仍是在宣扬最传统的忠君理念，与维新变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他所谓的“旧学”、“新学”，只是换了一副样貌、加了若干因素的“新洋务”罢了。

正因如此，尽管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盛赞张之洞“有天下之望”，但维新派并未真正指望过张之洞。张氏固然借维新之机扬名天下，但要盘点他的历史功绩与名望声闻，还要回到洋务运动。

张之洞着力于湖北，特别是武汉的近代工业建设。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后来，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说的就是汉阳铁厂，以及此后诞生的汉冶萍公司。

张之洞也在湖北发展了近代轻纺工业，比如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厂和制麻局。在他主政期间，一批民营工商业也在武汉三镇蓬勃发展，出现了早期的民营水电公司。进入20世纪，经历了庚子事变的冲击，张之洞认为铁路极为重要，是国家富强之根本，以高龄奉旨督办粤汉铁路，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之洞在文教方面的作用也值得重视，担任督抚期间，他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今日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追述校史，都会关联到张之洞创办的学堂。

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奏请变革科举，此后又多次建议减少科举名额，多开新式学堂。1904年，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得到批准，清朝根据张之洞的计划，逐步减少科举名额，改由学堂取材。一年后，由袁世凯带头上奏，清朝最终决定停止科举、推广学校，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宣告终结。

《张之洞》剧照

张之洞的业绩固然不止以上几点，但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业绩，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特点。一方面，可以看出，张之洞在发展洋务、兴办教育等方面颇有贡献，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有资格位列“中兴名臣”之列。但另一方面，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张之洞并不是这些事件中的唯一重要人物。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粤汉铁路贯通时张之洞早已作古，意义非凡的废除科举也被袁世凯摘了桃子。

或许正因如此，后人审视这些近代化事件，无论好坏，都很难把张之洞视作唯一的“责任人”，对他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太深。

就人物形象而言，张之洞也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庚子事变结束后，中外合议，李鸿章任“全权大臣”，张之洞受命“会办”。两人讨论议和条件，意见多有不和。李鸿章向中枢抱怨张之洞不懂变通、不明实事，“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得知此事，对自己的“书生习气”不以为然，表示“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

李鸿章（资料图）

这场口舌纷争呈现了张、李二人在性格与气质方面的差异，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实践之人”，“最不好名”，张之洞则是“浮华之人”、“最好名”。在后人眼中，李鸿章是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专业户”，自然“大名鼎鼎”。但同时，李鸿章也是顶住压力，力促洋务的中流砥柱，同样名声显赫。反观“书生之见”的张之洞，虽然也做了不少事，但因为缺少性格色彩，反而难以留下印象。

晚清渴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名臣，即便是“风雨糊裱匠”李鸿章，也能多少顶用一会儿。此等，张之洞似乎难以承担。清末有种说法，李鸿章是“开目而卧”，意为他了然时局，但困顿于现实，终究无能为力。对比之下，张之洞则是“闭目而奔”，说他名曰维新、改革，其实一切茫然，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

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评论张之洞是“儒臣”，曾国藩、李鸿章是身系国家的“大臣”。因此，虽然同为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名声逊色于曾国藩、李鸿章，可以说不足为怪。

“改革”的另一面

看起来，张之洞的“书生之气”造就了他的人生，但事实上，张之洞绝非单纯的“儒臣”，只不过相较于八面玲珑的李鸿章，张之洞多了几分书生气罢了。我们必须意识到，张之洞是一个浸淫官场数十载，长期担任封疆大吏的清朝高官。只有如此，才能超脱于进步、改革的所谓“积极面向”更全面、更清楚地看清楚张之洞这个人。

张之洞在晚清政坛很有名望，却一直未能进入中枢政坛，这绝非因为他无意于此。恰恰相反，张之洞极有政治野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失势，张之洞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提高，为了掌握舆论动向、把控政治风向，张之洞大笔投资，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他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安排了可靠的联络人，与自己密切沟通，传递有价值的政治情报。在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能够踩准时机，抛出自己的《劝学篇》，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张情报网必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电报费非常昂贵，即便是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公文电报也惜字如金，张之洞就曾经因为电报字数过长，被朝廷专门批评。但在传递政治情报的时候，张之洞从不吝啬费用。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方便与驻俄公使许景澄联络，张之洞一笔就汇出三千两白银，专门做为电报费使用。容闳在美国搜集情报，张之洞出手阔气，给了一万两白银，作为托人、车船、电报的费用。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的精神尤为紧张，当他得知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赶忙向亲信发电报，要求搜集相关消息，用加急电报发送来。张之洞叮嘱“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学者研究张之洞档案，发现戊戌期间的许多电报都冠以“急”、“千急”、“万急”等字样，想来耗资不少。

就生活作风而言，张之洞向来本人以清廉而闻名，他做了几十年督抚大员，去世时却没留下多少财产，连丧葬费用都是门生、同僚资助的。晚清在华的洋人普遍痛恨清朝官员贪污腐化，但对张之洞却颇多好评。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夸赞张之洞从不贪污，说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了。

张之洞不贪污或许是真的，但钱是否都用在公共事业上，恐怕就未必了。在晚清的官场中，张之洞能够连任几十年的封疆大吏，自然少不了上下打点。只从张之洞自己的记录中，就能看到很多痕迹。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提醒派到京城的亲信，要给同乡京官送礼。第二年开春，张之洞又让侄儿给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补送“炭敬”。诸如此类的“常规孝敬”，显然是不少的。

对于赏识的人才，张之洞也不吝啬花钱。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就从张之洞那里拿过每年600两白银的礼金。朝廷里的同乡、亲友、清流同党，还有中枢官员，都是张之洞的重点送礼对象。遇上慈禧太后的寿诞，张之洞更要精心准备贡品，绝不落于人后，更不可能在乎银两。

影视剧中慈禧太后的奢华生活

张之洞广收情报、大把撒钱，虽然未能把他送入中枢，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南洋华侨邱菽园，曾经全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但在张之洞的策反与收买下，最终不仅与康有为绝交，而且公开刊文，大骂康有为。

成就是相对的，张之洞的“书生之气”、廉洁自律也是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与李鸿章的本质差别并不大，都是渴望权势与地位的帝国官员。在后世，他们的影响力之所以存在差别，主要源自处事风格、性格气质，以及各自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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