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伟民、吴铮强】

一、与士大夫治天下

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构成宋朝的统治阶层，两者之间形成特殊的政治文化关系。熙宁四年（1071），赵顼与王安石共同主持的变法运动进入第三年，文彦博反对变法，向赵顼抱怨“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赵顼困惑地问，变法对于“士大夫诚多不悦”，但对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纠正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言下之意，文彦博认为皇帝应该首先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从而与赵顼的观念产生了差距。

“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宋朝政治的基本格局。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拥兵自重，割据地方，战乱不断。宋代统治者以史为鉴，建国后很快解除武人节度使的行政权与兵权，将中央和地方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形成了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作为禁军统领机构的三衙只有管理军队的职能，不得参政议政，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作为中枢机构、握调兵权的枢密院，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少有的几次例外，如宋仁宗时行伍出身的名将狄青进入主枢密院，遭欧阳修、文彦博等文臣极力反对与压制；南宋初年韩世忠、张俊和岳飞进入枢密院，成为赵构剥夺大将兵权的阴谋对象。赵宋王朝将长治久安的期望寄托于文臣，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大批文人充实官僚队伍，将武人排挤出权力核心，形成宋代政治所谓的“重文轻武”局面。

赵宋王朝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首先是因为文臣比武将容易控制。大量平民士人进入仕途，他们的权势完全依赖朝廷的提拔，除了依附皇权，别无政治资源可言，对赵宋王朝自然感恩戴德、誓死效忠。范仲淹倡言“是进亦忧，退亦忧”，既体现士大夫自负天下的精神，也是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反动，是宋代士大夫依附皇权的反映。

“与士大夫治天下”，还能有效限制后妃、外戚、宗室、宦官对皇权的威胁与侵蚀。后妃在生活上与皇帝最为亲近，在政治上最容易接近权力核心。宋朝号称消除女祸，但太后临朝称制或者裁决立嗣的现象持续不断，真宗皇后刘娥、仁宗皇后曹氏、英宗皇后高氏、神宗皇后向氏，分别在仁宗、英宗、哲宗、徽宗初年垂帘听政，神宗皇后向氏、高宗皇后吴氏、宁宗皇后杨氏，也在徽宗、宁宗、理宗的继统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为防止后妃势力威胁皇权以及士大夫的统治，禁止后妃与外戚、大臣交结，宋朝建立后妃叙迁、俸禄、门荫的严密制度，更严格限制称制太后权力的膨胀，如仁宗初年太后刘娥称制，参知政事鲁宗道对刘娥评价说武则天“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反对立刘氏七庙，又以“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反对太后辇乘先于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英宗朝赵曙因病不能理政，韩琦先请曹太后听政，赵曙病有好转，韩琦便强行撤帘，逼曹太后还政。

刘娥 《清平乐》剧照

宋朝对外戚、宗室、宦官同样严加防范，一般只授予寄禄官或闲散官，不得任侍从与宰执，不准领兵。即便如此，宋朝仍有宦官王继恩、李宪、童贯领兵，外戚韩侂胄、贾似道与宗室赵汝愚拜相的情况出现。徽宗朝以来至于南宋，权相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出现，多数权相出自士大夫阶层，代理皇权而行专制，意味着“与士大夫治天下”体制出现变异并存在危机。毕竟赵宋政权本身出自武人集团，与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基础并不重合，两者的联合统治主要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二、独具特色的设官分职制度

宋朝通过极为复杂的职官制度管理文官武臣，以确保官僚系统为皇权服务。

宋朝职官制度形式上承袭晚唐五代旧制，实际上陆续有诸多重要变革。宋朝官员一般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员还加有“职”衔，此外，还有一些荣誉性的虚衔。“官”指正官或本官，用以标识官员的官阶级别，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宋初以唐朝三省六部等官称定品秩、俸禄、章服、序迁，如仆射、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等，这些官名与官员的实际职务无关，只表示他们的级别。“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常带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也有不带上述诸字的差遣，如县令、安抚使。阶官按年资升迁，如不担任差遣，一般不能领取俸禄，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与升降，决定官员实际职权的是差遣而非阶官。

宋神宗元丰时期，以《唐六典》为蓝图，重新设置官署以及官员的编制、职权、官阶，以使官称与实职统一，另以旧文散官的名称确定文臣25等官阶，徽宗时又有增设，北宋末年文臣的寄禄官共有37阶。“职”一般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的职称，如大学士、学士、侍制等，又可作为高级文臣的兼带，称“贴职”。元丰改制，撤销三馆及秘阁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皆称馆职。

宋朝文官按官阶分为选人、京官和朝官三等。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北宋前期又称幕职州县官，官称比较混乱，徽宗崇宁年间改为选人七阶，即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将士郎，此后名称又有变化。选人经过考核（磨勘），有5位官员的推荐，并符合其他条件，才能升为京官、朝官。选人改京官、朝官，初任一般担任知县。京官比选人品级略高，未必在京师任职。朝官是可以朝见皇帝和参加宴坐的中高级官员的总称。武官官阶则分使臣、诸司使、横班三等。

宋朝官制又有爵、食封、食实封等虚衔。爵，从王至开国男12级；食封，从1万户到200户分14等；食实封，从1000户到100户分7等，可按实封1户每月领取钱25文。此外，又有勋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12级；功臣封号，有推忠、佐理等3类40种；检校官，有检校太师以下共19级；宪衔，有御史大夫以下共5级，等等。

过多的虚衔使宋朝的官称非常复杂，高级官员的官衔往往由寄禄官阶、散官阶、差遣、封爵、食封等按规定顺序组合而成，如《资治通鉴》第一百卷司马光的系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封四百户、赐金鱼袋”，分别是司马光的贴职、文散阶、寄禄官阶、馆职、差遣、勋、爵、食封、食实封、赐的官衔，其中只有差遣“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是司马光的实际职务。

宋朝官员的除授有三种形式。最重要的官员由皇帝亲自任命，称为“特旨除授”，其对象包括宰执、台谏、侍从官，三司、三衙及开封府长官，在内诸司如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皇城司的长官，以及一些重要监司、州府的长官等。高级文官由中书门下（政事堂）除授，称为“中书堂除”，主要“为官择人”。大量中低级官员则由吏部注拟差遣，称为“吏部差注”。此外，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允许川峡、广南、福建及荆湖南路等八路转运司比照吏部差注条法，自行除授本路州县幕职官，称“八路定差法”。有些事务繁杂的部门，也允许自行辟置职员，然后上报朝廷备案，称为“奏辟”或“辟差”。

宋代官员的俸禄，可以分为本俸、添支与其他。本俸包括俸料、衣赐与禄粟。俸料是月俸钱，又称料钱；衣赐是春冬衣料，每年一给；禄粟则是粮食，每月一给。添支是按差遣及贴职增添支给的钱和米、麦等，又称职钱、贴职钱。此外，在京差遣有餐钱，外任地方官有职田，无职田地方官有茶汤钱，各级机构有用作招待费的公用钱。

高级官员又有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等。如宋仁宗朝，宰相、枢密使的俸禄包括：每月料钱300千，每年衣赐春、冬服绫各20匹、绢各30匹，冬绵100两，每月禄粟100石，随身衣粮70人，每年薪1200束，炭1600秤，盐7石，还每月提供纸、马料等。一个不满3000户县县令的俸禄则有每月本俸10千，无衣物，禄粟月给3石，职田4顷。

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员退休制度，一般文臣年七十、武臣年八十便主动请求致仕，因此有宋真宗时知苏州孙冕官厅题诗：“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湘山野录》卷上）官员致仕一般都升转一阶，致仕官员据此领取半份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