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硕博均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曹丰泽，一毕业就去非洲参与基建工程的建设。从2021年至2024年，其在东南非以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身份工作了3年，足迹遍布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等10个国家。3年下来，其对于非洲的社会有了丰富的观察和思考。

其正式工作之后担任实际职务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坦桑尼亚的一座水电站。本文节选自其2025年4月出版的《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一个现代化的故事》一书，介绍了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具体工作，以及与当地工人、管理者打交道的一些经历和心得。观察者网转载上版，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曹丰泽】

一

我在项目上的具体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内容。恰恰相反，这些工作很可能比坐在北京的机关里在A4纸上“雕花”还要琐碎。为了让读者更身临其境地了解海外项目上的生活，我不妨简单讲讲自己在项目上每天都干些什么。

首先是排施工计划。

简单地说，一个项目可以分解成100项工作，假如一项接着一项干，需要100年才能干完。但是我们如果对工程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会发现一些工作可以同时进行，每天同时干5项工作，20年就能干完。我们如果进一步优化计划，对一些工作未雨绸缪，使之不必被衔接于另一项工作之后，而是可以适度提前，那么我们可以做到每天同时干10件工作，10年就能干完了。

有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要完成准备工作可能需要2000个人干6个月；可是后面的工作却只需要200个人干2个月，然后再来1000个人干2个月。这样总共要干10个月，总计14400个人月的工时，但人员总不可能不用时就全部辞退，过两个月要用时再重新招。设备如果不用，也只能闲置在那里吃灰。闲置的人力和设备也一样要消耗成本。

通过优化调整工序，我可以做到始终雇用1440人，一共也用10个月把活儿干完。虽然总工时没变，总工期也没变，但是人力和设备的成本却大大降低了。

听起来，这应该是一件早在施工开始之前就做好的事情。然而现实中并不是这样。我们确实有总工程师早在施工初期就编好施工计划，而且还有好几个版本，但是随着施工的进行，这些计划早就失去了参考意义。

水电站属于巨型工程，内部的工序极为复杂，与在城市里简单盖栋楼不是一码事。随着施工的进行，工程结构的设计会不断地发生变更和优化，施工顺序也会调整。很多在建造初期没有考虑到的施工逻辑关系，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也会不断地浮现，给施工造成压力。还有很多工序在设计的时候没感觉很复杂，但是施工过程中才发现非常难做。随着施工逐渐展开，原本粗糙的设计还会逐渐细化，这些细化结构的建造也要被排进计划里。

因此，所谓排施工计划，绝不仅是排一张巨大的表，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严格按表施工。我要排剩余工程计划，从年度计划、月计划到周计划；要排粗略的总体计划，还要排详细的分部分项工程计划。这是一项看似使用计算机进行，本质上却和中世纪无甚差异的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项工作极其重要，而且无法避免。

2021年9月大坝上游方向的景色

如今虽然号称是AI（人工智能）的年代，但现实中的AI只能轻而易举地代替一名博士去做设计和计算，却很难代替一名工人去把钢筋装好，代替一名清洁工去把厕所刷干净。在未来可以预见的若干年内，这些人类社会中最基础的工作仍很难被机器代替。

我们必须依靠这些计划去管理现场的工长，给他们制定目标，发放奖金；也必须依靠这些计划去推断项目可能完成的时间，从而适当地增加或者减少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根据施工计划中的逻辑关系去调整施工方案，尽可能避免因为一项关键工作卡住全局的情况。

要想保证施工计划合理有效，就必须对现场相当熟悉，经常泡在工地。到了项目后期，我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在工地上遛达一圈，就能估算出现有这些工作面多久能够完成——说实话，这算不得什么本事，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如何有效地通过奖罚激励工人，让他们比我预想的更快完成，而我并不掌握这门核心技术。

除了排施工计划外，我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制订各式各样的技术方案。

一座大坝上，乱七八糟的“零件”实在太多，这里一个孔，那里一个阀门，每一个“零件”的规模都相当于一座建筑。这个部分要怎么建造，电从哪儿接，人从哪儿进，需要搭设哪些辅助设施，要安排多少人力、多少资源，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何保障安全，都需要提前安排。

说白了，这项工作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但是想要考虑周全并不容易，需要有丰富的“混工地”的经验。更何况，把技术方案编好本来也不是核心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让工人老老实实地按照我们的技术方案来施工，而我同样也不掌握这门核心技术。

除此之外，还有些零七八碎的技术工作，比如做几项科研课题，写个工法，申请个专利。相比于读博期间干的那些活儿，此类文字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同时也令我烦得几乎头都要炸了。我有时候也要兼顾一些现场管理，每天都要在工地待上半天，检查哪些工作没有做好，哪里的资源安排得不足，哪里的资源却在闲置；跟业主的工程师“扯扯皮”、验验仓。

坦桑尼亚的阳光极为毒辣，在工地上仅仅是走一圈就会让人变得很狼狈，哪怕裹得严严实实也难免被晒得“爆皮”，但这一点恰恰是最没什么好抱怨的：既然干了这行，风吹日晒就是默认必须被接受的，是这份工资的一部分，更何况跟每天待在工地12小时的工人们比，我这点苦真的不算什么。事实上，每天在工地爬上爬下正是我内心感觉最轻松的时光，看着大坝一天天地长高，我觉得自己的人格也在变得完整。

作者曹丰泽

真正遭罪的，是跟业主和上级承包商开会。

简单地说，我们的上级承包商是一家埃及公司，业主是坦桑尼亚的政府机关，按照时兴的叫法，他们分别是我们的“爹”，和我们“爹的爹”。总体而言，业主的领导们人都还不错，对我们这家中国企业也比较客气，不跟我们玩儿太多的心眼儿，每次结算工程款时都很爽快，从不拖欠。唯一的问题在于，他们时常会觉得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憋着坏算计他们。

坦桑尼亚的工程师们学历并不低，很多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甚至还有博士，但他们没有任何工程经验。我们提出的很多技术方案，其实都是在中国的相似工程上验证过的、非常成熟的技术，但是他们觉得这些技术和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不一样，觉得可能是这些中国人在骗他们。

他们也说不好中国人具体是怎么“骗”的，但坚信这里面肯定有点猫腻，于是就会没完没了地卡着我们的方案不给通过，有些结构就一直无法施工。其实，我们的很多方案比他们的认知还要更保守一些，成本还要更高，这显然不是在偷工减料。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仍然心存怀疑——这些中国人可能是在试图掩盖些什么，要么是弥补之前的缺陷，要么是他们所不知的、更大的阴谋。

最离谱的一次是我刚来项目上没多久的时候，业主的一位工程师指责我们的总工程师，称大坝有严重的裂缝问题，总工程师一头雾水：裂缝在哪，我怎么不知道？那位工程师指着我说：“如果你们的大坝没有裂缝问题，为什么要请裂缝专家入场？”我和总工程师面面相觑很久，终于反应过来，原来是他看了我的简历，发现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混凝土的抗裂，于是把我误认成裂缝专家了。这实在是抬举我了。

业主工程师中有一个老头最为难缠。他并不是业主的一把手，只是个普通的班子成员。但业主的管理采用的是一种“民主制度”，只要有人不同意，方案就不能被通过。然而技术上的事情恐怕还真就不太适用“民主”，它更需要技术精湛的权威的拍板和负责。一个人没完没了地不通过，最后影响的是整个项目的进度。

水利工程的施工还得考虑季节因素，有些工作如果今年旱季没干，就不得不安排到明年旱季，工期要拖一年，其间耗费的成本不但中方企业承担不起，恐怕坦桑尼亚这个国家也很难负担。拖延一年还会增加质量甚至安全上的风险，这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

中方和坦桑尼亚业主之间的分歧，总的来说还算比较好处理，毕竟我们之间隔着一层，也就是埃及的承包商，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另外，业主的团队以工程师为主，技术人员总归是比较朴素的，虽然他们挑的刺儿大都令人无语，或许也有谋私利的成分，但绝对不是主流，核心还是纯粹对技术的质疑。

从双方合作的角度讲，我们也有义务向他们传授水电站建设的知识和经验。这些技术一不涉及国家安全，二不涉及商业机密，我本人作为一名朴素的技术人员，很乐于看到这些技术在全人类范围内的扩散。我巴不得水电站在非洲遍地开花，让全非洲的小孩儿都能用上电。

我们和埃及承包商的对抗，才真算是刀光剑影。

双方之间有直接的合同关系，零和博弈的事情很多，我们多拿1元，他们就要少拿1元，矛盾冲突都很直接。

双方的经营理念也完全不同，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即使出海经营，精力也主要放在技术和生产上，认为商务合同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职能。结果就是，我们虽然能把活儿干好，但最后未必能赚到钱。大环境如果比较好，合同压力不大，还能赚到钱；随着这几年竞争激烈起来，竞争对手们在合同上的玩儿法越来越复杂，我们这种闷头干活儿的模式可就吃亏了。中东的企业则不然，在他们的观念中，合同部才是公司运转的核心，赚钱是公司运转的唯一目的，而干活儿则只是服务于赚钱的一个手段。假如不用干活儿，直接通过玩合同条款就把钱赚了，那简直再好不过了。

这两种经营理念碰撞在一起，再加上中方本来就是合同中的乙方，先天弱势，因此我们时常处于逆风之中。我们项目的合同部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而中东企业仅合同部下辖的文档部就有8个人，半栋楼的人都属于合同部。即使我们的商务经理能力超群，有时候也“双拳难敌四手”，毕竟合同是对方的主业。

除了用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合同方式外，他们还经常用一些低端的小伎俩，比如偷偷修改会议纪要的措辞和不易被发现的数字，在表格中偷偷隐藏一列对我们不利的内容，凡此种种。其实只要仔细检查，这些小学生般的伎俩不难被识破，但他们的目的本来也不在于通过这些小伎俩直接蒙骗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合同部的人少，于是故意用这些无休无止的小伎俩占用合同部人员的精力，逼我们犯错，这样我们就很难在大的变更索赔上分出精力与他们对抗。更何况这些小伎俩实在太多，稍有疏忽，漏掉一两个，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不利，就算后期能够弥补，至少也要占用很多精力。

尽管经常处于逆风，但我们的合同部还是凭借着精干的人员素质打出过一些不错的“交换比”，这背后也有不少是现场技术和生产人员的功劳。对我们而言，生产经理在工地上抢不到的工期，不能指望商务经理在谈判桌上抢到。

相比于埃及公司，我们的技术能力确实更强，工作安排更加合理高效，现场的指挥调度也更顺畅。埃及公司的厂房施工陷入停滞时，我们的大坝高度却在迅速上升，毫无疑问，在业主那里我们有着更强的话语权。假如到了预定工期，我们负责的部分按期完工了，而由于埃及公司的拖延，整个水电站没法儿发电，这一大笔损失必然要由他们来承担。到时候他们再怎么玩儿合同，想把“锅”扣到我们头上，恐怕也是很难行得通的。可见，在实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技巧至关重要；但当实力相差悬殊时，伎俩就显得有些苍白了。

尽管如此，合同管理毫无疑问是包括我们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短板，这个短板如果不赶快补齐，未来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吃的亏只会越来越多。商场如战场，抠合同，锱铢必较，甚至玩低级伎俩，这些都并不可耻，只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手段。

与埃及公司打交道的时间长了，我们逐渐发现，如果为了维护双方的关系而故意去做一些让步，他们反倒会觉得我们软弱可欺，行为不专业，进而得寸进尺，对我们步步紧逼，最终反而维护不了双方的关系；反之，我们如果据理力争，给他们有力的回击，甚至不惜诉诸仲裁“掀桌子”，他们反而会觉得我们是专业的建筑承包商，职业素养高，对我们尊重起来，最终双方的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加友好。

可见，商业竞争中有着与人际交往时不完全相同的一套道德体系，做人的道德和礼仪在这里未必适用。既然决定在国际市场上发展，就要遵守“弱肉强食”的规矩，这才是商界的道德，才是真正能够赢得尊重的方式。

二

大坝的浇筑是分块进行的。我和技术人员们会按照施工的便利和设计情况综合考虑，把大坝分成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浇筑块，每个分块必须进行连续浇筑。

碾压混凝土坝的施工有一个很有趣，也很令人讨厌的特征，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连续施工，中间不能间断。一旦间断，碾压混凝土的层面就会凝固，这叫作冷缝。如果不经处理直接继续施工，那么这一层面以上的混凝土和以下已经浇筑过的部分，就会形成两个结构。要想让它们合二为一，变成一个结构，那就必须对这个层面进行严格的处理。

这一番处理流程极为烦琐，而且需要上级承包商和业主监理单位的验仓，合格后才能开始浇筑，工期耽误十天半个月是常事。因此，一旦浇筑开始，直到达到本次浇筑预计的高度之前，我们都会竭力避免浇筑中断。

虽然就算不浇筑，我们也要每天上班，但是浇筑带给人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在海外项目上，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难以分开，要是没那么多活儿，回宿舍“划水”算不得什么大过。现场的工长和工人们偶尔也会称病在床，偷一天懒，可能只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项目管理也不会深究。可是一旦开始浇筑，情况就不同了，项目上的所有人都变得异常紧张。

首要问题就是物资供应。

我们规模最大的一次碾压混凝土浇筑，用了将近2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消耗水泥3万多吨，火山灰2万多吨。到浇筑结束时，满满当当的几座骨料山都被削平了。要知道，在碾压混凝土连续浇筑的同时，另外几个区域的常态混凝土施工也不能停止。我们的巨型混凝土拌合站满负荷开动，都快转冒烟了。水泥和火山灰这些主要材料固然有一些库存，但是如果没有新的材料持续运进，要不了多久库存就会见底。早在这次大规模混凝土浇筑前一个月，项目经理就开始四处去催材料的供应，同时必须确保供应通道始终通畅。那段时间，我们都不敢惹他。

开始浇筑的前一天，整个项目都如临大敌，生怕业主搞出点什么“幺蛾子”来不让开始，那样清理准备工作就白做了，再开始浇筑不知道又要准备多久。和承包商、业主监理的工程师们沟通好，确保他们不会突然从中作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有一次开仓浇筑前，一切准备工序都已经就绪，就等业主监理的工程师同意，这时一名工程师突然作梗，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让我们开始浇筑。“县官不如现管”，他只是业主方最低级别的工程师，但眼下他负责验仓，就有这个权力，硬生生地拖了两天时间，最后我们才弄清楚其中原因，他只是想跟我们要一双鞋……

此外，混凝土的入仓通道也要详细地安排清楚。

碾压混凝土的浇筑强度非常大，每小时的浇筑量高达400立方米。如果浇筑速度慢下来，浇筑的速度跟不上混凝土凝固的速度，就又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况，形成冷缝，导致施工被迫停止。一般来说，单一的混凝土通道很难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通常需要两三条通道同时开启。有一部分混凝土从传送带输送过来，另一部分则要由卡车装载着拉进大坝仓号内。

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就变得十分致命：随着浇筑的进行，大坝会逐渐升高，前一天进入大坝的道路，到了第二天就会比大坝低1米。就算随着浇筑不断把路垫高，一次大坝浇筑可能有30多米高，而一条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连续垫高30多米，尤其是在本来就十分险峻的大峡谷中。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提前准备多条入仓道路，当大坝上升到一定高度时，旧的低位道路停用，新的高位道路启用。留给我们衔接工序的时间非常短。

最大的一个浇筑块高达41米，整整施工了59天才浇筑完。这59天里，项目经理、生产经理、各工区负责人、技术员、试验员，还有现场工长，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经历一个微妙的过程。

刚开始是紧张，生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施工步入正轨，人们也渐渐疲惫，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熬得人们提不起太多精神，坐在车上也很少说话；随后，这种疲惫逐渐转化为麻木，打灰俨然成为大家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也不再值得紧张或抱怨。到这一仓浇筑结束的那天，食堂做了顿大餐，还给大家发了酒，但从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出高兴或难过，只觉得平平无奇。大家的情绪，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已经被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完全榨干，再也拿不出一分一毫来挥霍。

大坝碾压混凝土施工

在我们开足马力，进行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的时候，施工现场会变得极为壮观，宛如一次成体系的军事行动。

混凝土拌合站开足马力地生产，三四十辆自卸车排成队列，依次在拌合站接下混凝土，沿着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将混凝土运送进大坝浇筑面。同时，另外一部分混凝土通过传送带输送进大坝，位于传送带下方的铲运机马上做好准备，将送来的混凝土铲运到指定的位置。然后，两三台推土机将这些新到的混凝土摊铺平整，每层固定在30厘米厚。随后是七八台碾车，按照工程师提前安排好的路线对新铺设的混凝土进行碾压，直到碾压成一种表面光滑、充满弹性的状态，走在上面像是脚踩海绵床垫。在大坝施工区域的四周，还布置着四五台水炮，一刻不停地向坝面喷淋着冷水，维持坝面的湿润和温度适中，大坝两侧矗立的两台塔吊也在忙碌地向坝内运输着各种物资。

与此同时，还有几百名工人在按照分工为大坝的上升提供辅助。他们有的在铺设冷却水管，这些冷却水管会将大坝内部因为混凝土硬化而释放的热量带走，防止大坝开裂；有的在给大坝切缝，这对大坝的受力结构至关重要；有的在提前架设混凝土模板、安装止水；有的在大坝的上下游附近新铺设的层面上抛洒水泥浆，提高大坝的抗渗性。

在大坝外面，试验室在持续监测混凝土的各项性能是否达标；采石场在昼夜不停地爆破采石，并将砂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拌合站；坦赞铁路上，一列列货车也在不断地向项目上输送着水泥和火山灰。坦桑尼亚的国家财富忙碌但有条不紊地向这处深山里汇聚，这些分散的营养被拌合楼与推土机组成的庞大器官转化成实体的血肉，一点一滴地凝固在峡谷的中央，变成坦桑尼亚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让这个瘦弱的孩童一天天长高长壮。

我就是这座庞大器官中容易替代却真实有用的一个忙碌的细胞。

三

我一直认为，能让这个由来自不同国家的5000多人组成的团队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最后生产出一座大坝，是一项非常神奇的组织学秘术，而其中的“秘中之秘”就是中国工长与当地工人沟通的这一步。

可想而知，这些坦桑尼亚工人的学历不可能很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说英语。因为坦桑尼亚未曾有过很多建设项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施工经验，对工地上的事情一窍不通。而这些中国工长，尽管他们在国内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建筑工人，但显然，他们的学历也不可能很高，别说英语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跟我交流都很成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每个中国工长要带至少30个当地工人一起干活，他们究竟是怎么交流的？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专门在工地上盯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工作面研究多日，逐渐弄懂了他们的工作模式。弄懂了之后，我不禁感慨，生命果然永远都能自己找到出路，不需要外人去“瞎操心”。

首先，为了解决“每个黑人在中国人眼中看起来都差不多”这个问题，这位中国工长会询问每个坦桑尼亚工人的名字，然后写在他们各自的安全帽上。当然，工长不会斯瓦希里语，也不会英语，他在安全帽上写的是当地工人名字音译成的汉字配合几个英文字母，像什么“K马路”“硬搭理”。人均顶着一脑袋无意义汉字组成的自己的名字，乍看上去实在有点玄幻。但是人家在一起其乐融融，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我自然也没资格妄加评判。这样一来，工长就能很容易地分清手下的每个工人，然后为每个工人布置具体的工作。

其次，肢体语言永远都是工程师最好的语言。当然，这里的肢体语言并不是指打骂。工地上师傅打骂徒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工人都很有法治精神，如果挨了打，被打者一定会把打人者告上法庭。这里说的肢体语言，指的是工长的亲自演示。一个工作面的工作虽然复杂，但是如果将其拆解成许多道工序，那么每一道工序其实都很简单。

非洲的工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他们对“本职工作”的理解极其狭窄，绝不会去完成“一项工作”，而只能干“一道工序”，或者说某个固定的动作，一点儿也不多干。只要闲下来，他们就聚在一起聊天“扯淡”。因此，同样一个工作面，在中国只需要10个工人就能干完，在非洲至少需要30个人。

但这种缺点又恰恰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布置给他的这道工序，只要他学会了，就一定会按照你的要求原原本本地把它干好，不管是重复100次还是200次，他都不会趁你不注意而偷工减料。因此，只要你能够把工作分解好，分解得足够简单，然后确保他们都学会了，还真就可以信任他们，你只需要偶尔检查一下即可。

曹丰泽在非洲一个工地上的照片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人在一起相处久了，总能找到效率最高的语言交流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十分古怪。很多中国工长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是来坦桑尼亚干了几年之后，居然“学会了”斯瓦希里语。

这里的“学会了”并不是指真的融会贯通，他们看不懂任何的斯瓦希里语文字，也不懂得任何斯瓦希里语语法。他们所谓的“斯瓦希里语”，其实就是拿一些斯瓦希里语单词和简单的英语单词，用汉语的语法和连接词串联在一起，句尾还要添加汉语的语气助词诸如“呀”“哇”“啦”或者表达语气的脏话。遇到专业性的词语还会自动切换成汉语（准确地说是河南话）。他们的语言古怪，但极为流利，与他们相配合的当地工人也从来不会提出任何疑问，他们使用的仿佛是一种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极其成熟的语言。

有一次，一名中国电工让当地工人看管好配电箱，但是那个工人技术不行，没有看管好，漏电了。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有一条狗路过旁边的水坑被电死了。那名中国电工发现配电箱漏电，跑过来气急败坏地责备那个工人：“You see see you, dog 都×× finish了！”

在中国管理者眼中，这些老师傅是最基层的工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没有正式的“编制”，签的是劳务派遣合同。但是在当地工人眼中，这些老师傅享有很高的权威。一方面，作为工长，他们是当地工人的直接管理者。机关的人事部门很难直接管理几千名当地工人，他们的考勤、表现，很大程度上捏在这些中国老师傅手里。另一方面，这些中国老师傅也是直接向他们传授技术的人。他们在眼下的工程上学到的技术越多、越复杂，将来到了下一个项目上，他们能胜任的职位就会越高，赚得也就越多。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权力关系好像很容易导致寻租，但是现实中，据我观察，施工项目的高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种寻租，大多数中国工长并没有利用这种权力来谋取私利。除此之外，“高薪养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项目上，一个技术纯熟的现场工长，每个月工资、奖金和各项福利加起来，到手收入有人民币2万多元，年收入将近30万元。考虑到食宿、生活费用全包，这30万元是他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尽管如今国内的建筑工人工资也不低，大城市的工人每个月的全勤收入普遍也有1万多元，但国内的雇用远没有海外这么稳定，每年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找活儿中度过，辛苦一年攒下的钱也并不多。如果从结余的角度来看，同样一名工人，在国内和国外的收入差距高达三四倍。因此，大部分中国工长非常珍惜海外的工作机会。

对当地工人而言，这份工作也十分值得珍惜。

在坦桑尼亚一般的建筑工地上，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40万先令，约合人民币1100元，如果按坦桑尼亚最低工资标准则只有30万先令。同时必须注意到，大多数坦桑尼亚人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正式雇用，相应的也就没有稳定收入，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部分人而言实则是难以企及的上限而非下限。

而在水电站，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全勤的工资是60万先令。随着技术的精进，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可以提高到90万先令。特别优秀的工人，或者平地机、推土机这些高难度施工机械的驾驶员，工资最高可达120万先令。如果说在项目上一个月可以赚到外面一年赚的钱，这是毫不夸张的。

大多数坦桑尼亚工人并不像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那样不靠谱儿，比如拿到钱之后就立刻消失不见，挥霍一空之后再回来上班。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会攒钱的，至少不会随意地透支消费，很多人甚至还有稳定的家庭，会拿着自己的收入去养家。诚然，相比于拥有勤俭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他们没有那么勤劳，也没有那么热爱储蓄，也有更多的娱乐需求。但是，假如非要拿着中国人这套标准去比较，那全世界其他种族恐怕都要被说成“懒汉”，这样的比较没有任何意义。按照非洲的标准，坦桑尼亚的工人已经是相当勤恳可靠了。

有一次，一位中国师傅去找项目人事部门，申请给他的坦桑尼亚徒弟涨薪。他是灌浆工区的一名工长，这个工区的主要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将水泥浆按照一定的规律注入大坝以下的地层中，提高大坝与地基之间的联结程度，并且增强防渗性，防止上游水库中的水渗到下游来。这份工作非常辛苦，因为他们通常是在幽暗狭小的大坝廊道内进行施工，里面闷热潮湿，噪声巨大。而且因为工作的可调整性强，如果与其他工作面发生工序交叉，通常延缓施工的都是灌浆工。用我们项目经理的话说，“灌浆队都是老实人，你们不准欺负他们”。这位灌浆工长的徒弟已经在项目上干了两年多，中间几乎没有回过家，完全按照项目上的高压作息坚守岗位。两年多下来，他的技术已经远超一般的坦桑尼亚灌浆工，可以当半个中国工长用了，再拿和其他坦桑尼亚灌浆工一样的工资已经不合理了。老师傅说得十分恳切，他对徒弟的关爱完全出自真心。

这些中国老师傅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也很难对半个地球以外的、与他从小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文明做到多么的开放包容。但是人都有感情，与坦桑尼亚徒弟朝夕相处两年多，每天在同样幽暗艰苦的廊道里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就算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他们之间也必然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这处与世隔绝的水电工地对中国人而言是异乡，对坦桑尼亚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异乡”？大家都是跨越千山万水来吃这份辛苦，所求的同样都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共同的目的必然创造共同的记忆，而共同的记忆也必然带来共同的情感。极度艰苦中凝成的友谊是无法磨灭的。

曹丰泽 著，东方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