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长庚）

自韩国新冠疫情蔓延以来，韩国新天地教教主李万熙终于在3月2日下午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3月1日，首尔市以杀人罪、伤害罪、违反传染病预防管理相关法律为由向首尔中央地方监察厅起诉李万熙。隔天3月2日，李万熙召开记者会，当场下跪道歉。

只不过，李万熙的这个行动的公关效果如何，仍需打上问号；而且，对教会内部的公关意义无疑大于对外界公众。

更要紧的是，这场原本由一个“邪教”引发的疫情危机，将在韩国政治角力场造成更大回音——4月15日，韩国将举行国会改选。同时，在一部分韩国民众（也可以说是部分选民）看来：如果疫情被扑灭，那是上帝拯救了我；如果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就是文在寅政府失职。

各股势力“来势汹汹”，无疑让韩国总统文在寅头疼。要知道，若回溯至疫情初期，文在寅政府不仅国内应对及时，还为中国送来大量援助物资。事情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大概文在寅没想到，李万熙也没想到。

口罩之下众生相

先从将近一个月来身边发生的故事说起。不久前，碰到一件事，有人拿着某省商务厅的文件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忙弄点物资。因为我并不认识他，而且疫情爆发那段时间，我也确实没办法帮忙弄到货，所以就没理会。后来再看到他的微信时，开始卖口罩了。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能在朋友圈看到他发一些韩国的情况。

我后来咨询过相关人士，他们的解释是，公函其实是发给各企业的，类似于请求配合的意思，而且公函上没有注明具体时间或具体公司。所以，可能公函本身是真的，但有人通过某些途径弄到手后，借此做一些代购生意，当然现在肯定是涨了不少价出售的。

其实，国内一直缺物资，现在可能有所缓解但并不充裕。而且韩国标准KF94口罩，武汉前线是收不了的。关于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过武汉那边的相关人士，因为国内有医用口罩检测标准，但韩国对口罩检测标准没有强制规定，所以武汉前线不敢收。

不过问题是，一些小地方医院物资极其匮乏，收到的捐赠物资也没有武汉那么多。国内某一线城市的一个区，有30多个护士集资购买韩国口罩。另外还有一线工作人员，比如公安、公务员等等，起初也缺口罩，因为当时大多首先保证医用，所以这些群体购买韩国口罩的情况也会比较多一些。

2月27日，大邱市民众排队购买口罩。韩国中央政府27日称，自28日起，每天向全国的药店、邮局供应350万个口罩。图自韩联社

韩国口罩流通结构是，从工厂到零售商，中间大概有一至两层代理商，而这些代理商在中间搞了不少鬼。所以，日本和韩国的区别是，日本口罩断货主要断在零售端，很多中国代购去商店抢购；但韩国更严重，在韩华人是直接到工厂买口罩，不走零售端，几百万几千万现金砸你桌上，把货全部抢过来。

韩国某机构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韩国当地一家口罩工厂，生产原料主要来自中国，因为目前中国有一些保护措施、不让出口，所以这家工厂的生产很艰难，一天产量大概是两三万个。他们早在春节前就签下了一批订单，后来疫情爆发，就加紧赶工，优先供应。其实，当时很多小的口罩厂已经开始毁约，因为有中国人都拿着现金过来抢货，量非常大。但这家工厂可能觉得毁约不太好，还是和以前一样做，该卖多少钱还卖多少，而且工厂自己留了大概一万个口罩，准备捐赠给中国。

因为要办理通关手续等等，工厂一般都凌晨出货，结果有华人带着一群类似社会混混（对方形容），直接把装载捐赠货物的车截了，强行把货带走；当然钱是给了，但要是你不同意，他们就把车子围住，不让你走。后来，口罩厂的韩国人还一脸纳闷地问，这些口罩本来就是要捐到中国的，你们中国人怎么还拦着我呢？我这都有捐赠证明。

可能我们不时会在社交媒体看到一些代购哭惨，诸如今天口罩被扣了、明天又拿不到货了、口罩被海关征用了等等，一边又是一口一个“XX加油”，但认真问他们一些实际情况时，又处处回避。此前，有卖韩国口罩的人自称口罩被海关征用，我就给他们发私信询问，但没有人拿出一些海关征用单之类的证据。后来，通过朋友辗转问到海关工作人员，他们的说法是绝对不可能征用韩国口罩，因为韩国口罩不符合国内医用标准。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白了就是为了涨价。比如，代购10块钱买进13块钱卖出，下完单后发现市场都卖20块了，就跟买家说口罩被截了，让退款；等退完款过段时间，价格就调成20块。因为现在口罩算特殊物资，某电子商务平台对此有特别规定，卖家不发货或退款无需负责。国内很多口罩厂确实都被征用了，所以才出了这条规定，而有些代购就利用了这一规定。按理来讲，如果这么随随便便大规模毁约的话，平台官方早就出面干预了，但就是因为特殊时期，平台就不管了，投诉也无效，个别卖家更肆无忌惮。

目前，韩国已经是中国之外确诊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但让韩国人感到不满的有两件事，一是，中国人抢口罩导致韩国本土无法供应；二是，为什么我们往中国捐了那么多口罩，结果中国舆论只感谢日本，却没有提到韩国，觉得寒心。中日韩关系一向很微妙，现在中日两国走得这么近，韩国民众确实会有些心理不平衡，甚至怪怨文在寅政府太软弱。

图片来自中国驻韩大使馆官网

激进的新天地，别的宗教见了也怕

就在韩国疫情突然爆发时，亲朴保守人士照常在首尔光华门举行集会游行，高喊“病毒的罪魁祸首是文在寅，越反文在寅越健康”。本来首尔市政府宣布，首尔市区禁止游行示威，但游行者毫不理会，直指首尔市长就是文在寅的人。

而就在这一天，韩国新冠病毒肺炎确诊数累积433例，新增229例。从韩国整体状况来看，这一新增数字中有270多例都和一个宗教——新天地教有关。

新天地教是韩国的一个宗教，势力很大；虽然自称是基督教的一支，但其实非常极端。这次疫情从新天地教徒中爆发后，教主李万熙对教徒们说，这是魔鬼对我们的考验。

新天地教有很多致命性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新天地教徒要么拒绝隔离、要么隐瞒病情，主要有两个原因，在韩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第一，新天地教的传教方式非常具有攻击性，比如教会在培训教徒传教时公开声称，为了传教，你可以尽情撒谎，上帝会原谅你的。再比如，新天地教有时可以不将自己教主看做太绝对性的人物，碰到有人反对新天地教时，为了传教，可以在这些人面前说自己的教主是傻子。

新天地教对于基督徒的传教方法是，渗透到普通教会，找到教会的攻击点，把人抽走。对于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如大学生，这些人群年轻有精力，拉拢后就以作为免费劳动力使用，主要通过心理测试或渗透到大学社团的方式。有些学校社团的学姐学长可能就是新天地信徒，他们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自己是新天地的，久而久之就会进行渗透拉拢。针对这些情况，韩国政府确实很难管控，因为宗教内部太封闭，外界有时根本搞不清他们内部具体在做些什么。

其次，按理来说，新天地教徒都应该被隔离观察，但事实上政府真的很难做到全员隔离，因为他们拒绝隔离。韩国第31例确诊病例就是新天地信徒，当时医院发觉症状不对，劝说其检测，但对方根本不理会，照常参加礼拜。新天地教内部甚至流程一种说法，因为和基督教不共戴天，所以基督教的牧师信徒，会把他们强制隔离，要求他们改变宗教，所以对隔离增添莫名的恐慌和排斥。

新天地教聚会场景

再者，新天地教的很多规定也很极端，比如做礼拜时，全员不能坐着而是跪着，前后左右紧挨，面部不能遮挡，否则就是对上帝不敬，进场前连眼镜也要摘掉，所以这意味着信徒聚众礼拜时根本不可能带口罩。3月14日是新天地教诞辰日，全韩新天地教徒都会聚集到总部做礼拜，而总部距离首尔江南区也就5公里，现在正是他们做准备动员活动时期。

最近，当韩国很多大的教会开始呼吁信徒在家礼拜、教会直播时，新天地虽被要求关门却又下了另一个指令，允许信徒继续渗透，鼓励信徒去其他教会活动。说到底，也是一种甩锅方式，如果造成其他教会也出现感染，舆论就不会只骂新天地。毕竟事发后，韩国民众把“新天地教”骂上社交网络（SNS）热搜榜。

新天地教的很多激进方式，甚至让其他所谓的邪教或是基督教派感到害怕。出去传教，只要听到对方是新天地教徒，就不会再继续传教，因为很怕被对方渗透到自己教会，反而把自己的教徒“策反”。韩国很多宗教内部有一条准则：不对新天地教徒传教。就连东正教都曾发过通知，抵制新天地教。

出事以后，新天地教试图甩锅给中国。起先说是朝鲜族的信徒传染开来的。但如果说是在韩朝鲜族感染肺炎、假设韩国政府的数字是可信的，那么感染者首先得有中国旅行史或接触史，况且在中国朝鲜族的聚居区域——吉林省延边州到现在确诊人数也只有5个，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接着，新天地教又在一份相关报纸《天地日报》发布一则独家报道称，大邱疫情传染是因为1月12日-14日有一批来自中国的小学生到大邱旅游参观。（不过，新天地教不承认《天地报社》与自己有关，号称这是一家独立媒体。）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学生并非来自武汉，他们是在大邱参观停留两天，但他们也去了首尔，为什么最先在大邱传染开来？为什么就是新天地教出现了这么多确诊病例呢？总不至于小学生去新天地教会礼拜了吧。而且，小学生是1月12-14号去的大邱，但大邱的第一例确诊是2月19日。按照这个时间算，潜伏期长达一个多月，目前就医报告来看超长潜伏期案例微乎其微。再说，就算潜伏期有一个多月，为什么大邱的大多数感染者都与新天地教有密切关联？

新天地这一系列操作，无非是希望利用韩国某些反华舆论来为自己开脱。但讽刺的是，新天地教又很热衷传教给中国人。我刚开始在韩国时，也经历过类似情况。西方人是不太愿意给中国人传教，语言不通，社会观念相差比较大。但新天地教开了一个坏头，拉拢一批中韩大学生和在韩的中国朝鲜族，热衷对中国人传教。2019年，新天地自称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当然这是非法的。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民政局、民族事务办公室等部门曾多次发文，声明新天地未经许可非法传教、将其取缔。

韩国不少宗教的传教方式很激进，不怕惹事。最著名的例子是，2007年23名韩国信徒去阿富汗传教，被恐怖分子劫持，两人被杀。最后，韩国付出的代价是，从阿富汗撤军、支付大笔赎金以及承诺不进入阿富汗进行“攻击性传教”等。这个代价韩国政府也难以启齿。这起事件引发韩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的冲突，社会上也对国家与国民应承担何种责任爆发大讨论。

但是，这些教徒抵达韩国机场后，第一句话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回来；第二句话是，韩国政府为什么没拦住我们。所以，在这次人质事件后，韩国专门修改《护照法》，将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指定为禁止旅行国，并规定如果在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前往这些国家并滞留，将被判处年1以下有期徒刑或最高300万韩元罚款。2011年，再次修订《护照法》，仍在条款中注明如果国民在海外的违法行为导致国家形象受损，将暂停发放护照等。

韩国有一个很极端的问题，他们对法律上所谓的宗教自由贯彻得太彻底。通常所谓的异端或邪教，要么是各大宗教下的定义，要么是国家政府定义，但韩国法律规定不允许政府给宗教派别下这类定义、扣邪教或异端帽子。还有法律规定，韩国法院想要解散一个宗教法人，至少是因为后者犯下叛国、内乱等罪行。

现在出于公共卫生安全考虑，韩国有些地方政府严令新天地教关闭教会，禁止聚集，民众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可以举报。但这些禁止措施，也只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工作而已。关于这一点，这两天的最新消息是，首尔市以杀人罪、伤害罪、违反传染病预防管理相关法律为由起诉李万熙。

随后，李万熙本人召开记者会，公开下跪道歉。不过，就我自己在观看当天记者会全程后的感受是，李万熙的言行举止，更像是“磕头、卖惨、躲责任”。

当天记者会开始之前，韩国京畿道政府不允许在室内举办记者会，因此记者会场所变更至新天地教一所宗教设施门口。现场，除记者外，还有很多看似反对邪教、或被新天地洗脑的信徒家属高喊口号游行，全程嘈杂，其中有人喊“立刻逮捕病毒元凶”、“李万熙马上把我们的女儿送回父母的怀抱”，等等。

李万熙在记者会中，磕头道歉，向政府及国民谢罪，表示这次疫情是“未曾料到的巨大灾难”，并不知道怎么事情会到这个地步，表示自己的组织也有责任；并再次敦促新天地教徒，全力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新天地也将继续配合。

到了记者会后半部分，李万熙“卖惨”，并试图模糊责任。他声称，所有教会都关门，配合了政府的政策，现在所有教徒都在家里；灾难之下，责任在哪里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应当联手解决。

此外，李万熙表示，自己已自费接受新冠肺炎检查，结果为阴性。但是，新天地教会总部所在的京畿道知事表示，无法相信新天地方面的检查，将要求李万熙重新在政府官员的注视下再次接受检查。

同时，全罗北道政府表示，对比新天地提交的数据后，发现其在信徒和设施数量方面，似乎有瞒报嫌疑，政府发现了至少两所教会没有上报提供的宗教设施。

最后，李万熙发表完言论后，草草接受了两个提问，便匆匆结束记者会；现场的韩国记者一片抗议，甚至有部分人员爆粗。

不过，截至目前，针对首尔市长告发李万熙一案，首尔中央地方监察厅方面尚未立案，因此还无法逮捕李万熙。

新天地教主李万熙在记者会下跪道歉

事实上，就韩国中央政府层面来说，最初阶段应对疫情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当国内有确诊病例后，就提出应对举措，比如不久前刚立了一个新法案：如果在隔离期间拒绝隔离，可处以罚款或有期徒刑。韩国政府吸取了2015年“中东呼吸道综合症”（MERS）传染病的教训，所以初期物资储备很充足。其实，中国有不少物资是从韩国来的，韩国给湖北提供了很多援助。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队长陈尔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了武汉后发现，很多海外物资都是来自韩国。而这批捐赠物资基本都是韩国政府储备物资，并非市场征用或购买。

不过，韩国国内有人想借此攻击文在寅对中国软弱示好。来自敌对政党或团体的抨击很棘手：为什么不学美国，为什么不禁止中国人入境，为什么拿一个宗教说事，文在寅这是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当然，一个宗教让国内事态发展急转直下，更是文在寅政府所没有预料到的。

4月的国会改选

从某种角度而言，大邱似乎成了“韩国的武汉”。

稍早前，大邱市政府对当地新天地教徒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且不论数据真实度如何——因为政府做调查的信息肯定是通过教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15%的大邱新天地教徒表示自己有新冠肺炎的一些症状，大概1000多人。而另一个数据是，韩国全国负压隔离床位数量为1027张，其中大邱为54张。（此外，首尔383、京畿道143，釜山90、庆南71、仁川54。）

韩国已经宣布大邱是传染病指定区。2月25日，文在寅前往大邱主持疫情对策会议，强调要最大程度阻断疫情扩散。

但，有些韩国政客还是趁机利用疫情进行政治操作。因为4月15日韩国将举行21届国会议员选举，这是除总统大选以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国内政治斗争已经白热化，偏偏这时疫情爆发。所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把政治掺和防疫，内部有点乱套了。

例如，此前在首尔市区，不顾首尔市长劝阻、强行游行，并喊出“参加游行不会得病”、“哈利路亚”等言语的全光勋牧师，他是代表韩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某组织的领头人，也是狂热的极端右派支持者。

就当前民调等一系列数据情况来看，4月的国会议员改选，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应该不至于大败，但也不乐观，毕竟，文在寅任期内发生大型传染病事故，文在寅本人及其政府确实难逃其咎。

大邱是在野党自由韩国党的票仓。有共同民主党人士说，这是对大邱的惩罚；自由韩国党则反驳，还不是因为文在寅不重视大邱。

面对突然爆发的社区感染，韩国政府要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上作出强有力措施来挽回局面是有难度的。

2015年“MERS”之后，韩国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防治体系和医院的防治体系，因为“MERS”的大规模传染是出现在医院的交叉感染。所以，这次疫情刚开始时，韩国政府确实是控制住的；但一旦出现社区感染后，就有些失策了。记得有一位韩国专家说过一句话：就算政府备足口罩，如果大家都相信不戴口罩也没关系的“歪门邪说”，那么政府备再多也没用，以此强调民众意识，以及制度的重要性。

尽管是新天地教引燃韩国疫情，但韩国政府要在现有制度下推出新政策卡死宗教，也很难办；除非最终调查结果显示，责任明确就是新天地教的，那么韩国政府可以趁机查他们的一些账目等，若证据确凿，那也许可以制裁这个宗教。

韩国检调机关是可以查，但现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在寅上任后力推检察制度改革，所以和检察系统的关系并不好。稍早前任命的法务部长曹国，也是因为各种爆料匆匆下台，所以当下希望检调部门“配合”调查，估计很困难。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目前检方还没有对首尔市长起诉李万熙一事立案，所以正式调查没有开始，也无法逮捕李万熙。

还有一个不容小视的关键因素是，新天地教徒有20多万，从选举角度考量，一人一票，就是20多万票的大票仓。而且很多新天地教徒是盲目信仰，如果教会干预投票，外界毫无办法。这也是韩国民主制度最大的不利因素之一。除非韩国基督教徒能全都团结起来，一致针对新天地教，估计能给韩国相关部门施压，毕竟基督教徒肯定比新天地教徒数量多，盲从的人相对较少。

《天地日报》设有专门版面发布参选人消息；图中大意为，“对文在寅的经济失误，不能再坐视不管”。

此外，疫情甚至蔓延到韩国军队，军队中的感染者不是和新天地教有关，就是去过大邱。很快，军队下令，从22日起，全军禁止休假、外出、探营。过去文在寅政府上台时，是提倡增加军营福利的，包括休假等。但这样一来后，有韩国网民说，服役士兵肯定反感政府取消福利，4月选举大概会逃掉不少选票。

当然，普通民众中也有一部分认为，当前局面是文在寅的责任；在野党的政客还是盯着文在寅政府没有及时禁止中国人入境。相比日本，禁止湖北和浙江两省护照，韩国确实更宽松一些，只是禁止湖北护照。但其实从某种角度讲，禁止某地护照所起的作用并不绝对有效。

比如，大概一个月前，韩国医师协会发起过一项倡议，要求文在寅政府禁止所有中国人入境。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韩国医师协会会长骨子里是一名亲朴人士。

另外，我所了解的来自青瓦台的消息是，当时文在寅手中有三个禁止入境方案，第一是只禁湖北，第二是禁止疫情严重程度排名前十的省份，第三是禁止全部中国人。最后，文在寅选的是第一个。据悉，当时开会时，保健部和外交部也有争议，保健部拿出的是第二个方案，但外交部认为，禁十个省和禁全体中国人入境没什么区别。最后文在寅听取了外交部意见，选择了第一个方案。

所以，文在寅现在很被动。韩国对中国捐赠大量物资、释放善意，首尔市长（亲文人士）录视频表示支持中国，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文在寅对中国的一种表态，不可否认希望能有助于中韩关系。但是，韩国的这些举措并没有在中国舆论场上激起太多回响，反倒引来了国内一些势力的不满。当然，韩国自身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民间外交就做得很不好，尤其和日本相比；韩国人的思维里，似乎没有细水长流这个词。

不过乐观一点看法是，福祸相依，新天地教也许可以分散文在寅的一些压力。因为现在几乎所有舆论火力马上逆转，攻击新天地教，当天韩国SNS热搜榜第一就是“新天地滚蛋”、“李万熙去死”。有些大邱当地的咖啡店，甚至在门口挂出牌子，“新天地教徒禁入”，但有韩国网民嘲讽，这么做没用，因为新天地教徒撒谎不眨眼。

无论如何，眼下飘荡在文在寅周围的关键词，都没那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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