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言】

4月8日武汉“解封”，本次新冠病毒带来的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中国对抗新冠病毒开始转为以防止输入性感染为主。此前的4月7日，日本宣布7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此后的4月9日，美国一天新增确诊患者38788人。中外疫情紧急情况泾渭分明。

周二早上的东京新宿车站（资料图/纽约时报）

最近几天，中国舆论对国际经济的关心较为集中。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4月9日的发言——“对于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所有支出，美国政府给与100%直接报销”——在网上引发热议。

且不说是不是真正准确地翻译了原文，也不说库德洛是否能让美国政府这么做，美国在每天新增将近4万新冠肺炎的时候，不是去专心治病救人，反而进一步煽动与中国的脱钩，这太不可思议了。

关于日本的传说也立即传了出来。4月10日，“日本政府出巨资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文章出来，在网络中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波澜。

美日先后向中国出手，中国已经岌岌可危？美国的事，不是笔者的专业范围，这次这里就不谈了。日本到底会不会撤资？撤资之说来自哪里？本文想谈谈这个问题。

1.日本对中国抗击疫情理解上的误区

查了一下4月10日的文章，开始时觉得已是旧闻，不想写什么，但看到问题在网上开始发酵，觉得还是需要写一篇。

笔者认为，日本“撤资”的决定来自一个月前的对中国抗击疫情结果的误判，这种误判源于日本对中国理解上的误区。

3月5日，日本首相官邸召开了总理大臣及所有内阁大臣参加的日本经济再生本部的未来投资会议，讨论了产业链问题。会议内容是公开的，在网上可以查到；会议上使用的相关资料，在会后也已经公开，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谈日本产业链问题时，会议提到过分依赖中国，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希望能够一定程度分散风险，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国“撤资”。其后日本的相关部门为分散产业链过分集中在中国，给出了2000亿日元（约20亿美元）的财政补助的政策。

日本政府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减少对某个国家在产业链方面的过度依赖，这无可厚非。加之保守是日本现任政府的主旋律，在意识形态上要保持和美国的全面一致，在5G等方面对华为的严厉设防做得比美国更加严厉，显示出与中国绝对不肯“守望相助”的态势。合理的经济行动与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对立在这里有着高度的统一。

那么为什么在3月5日，日本会突然来这么一手呢？可以想象的是，3月5日，我们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能否打赢这场战“疫”，日本是很不看好的。以日本对中国的理解，中国该是难以取胜。日本自己则隔岸观火，虽然有从武汉回来的侨民，有“钻石公主号”数百名感染者就在横滨码头，但国内没有几人患病，天下太平。

不看好中国战“疫”结局，在“钻石公主号”出现了如此高危险情的时候，不认为中国以外的地区会有病毒肆虐，所以日本能得出从中国迁出部分产业，分散产业链过于集中的风险这些决议，会做相关的财政补助。

其实4月以后，在世界已经很难找到比中国更安全的地方。美国失控，日本宣布紧急事态，都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判断存在较大的误区，误导了其经济政策、防疫对策，现在该是追悔莫及。

截至4月14日，世界各地疫情情况（图/凤凰新闻）

2.国际供应链确实会发生变动

到2020年1月流行新冠肺炎前，供应链概念中追求得最多的便是“最佳化”。利用最低廉的劳动力、最廉价的原材料，实现零部件成本的最低。将零部件运送到距离市场最近的地方，经过组装工序后，生产出产品。产品主要在当地市场销售，剩余部分通过出口来实现商品价值。

新冠病毒让供应链出现了多重断裂。人员交往的停滞带来了工人的不足，物流的中断带来了产品生产的停顿，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放空，另一方面产品销售困难。出现地震、台风等短期自然灾害时，这种短时间的断裂，用现代的工业管理方式是可以弥补的，但出现全世界范围内长期流行某种传染性疾病，以目前的供应链概念则无法应对。今后对供应链概念进行全面整改已经刻不容缓。

我们这里且不说2000亿日元是否足够让日本企业用三十多年时间在中国构筑的价值数百万亿日元的生产体制发生变化，也不去比较本次疫情带给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只看日企在华生产销售体制，就能发现2000亿日元撬动日企在华产业链的说法几乎不值一提。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日企在华的产业投资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过去在中国生产，向世界销售，转变为以中国市场为主，在中国本地生产。原材料主要取自中国，加工厂、组装厂、总装厂都在中国，最后市场也主要在中国。用日语说，日企实现了“地产地销”的转型。这样的工厂如果撤回日本国内，不仅是失去了中国市场，也是企业自己失去了存在意义。

其次，中日贸易中，按日本财务省提供的数字，2019年日本对中国的中间财（intermediate goods and services）的出口为991亿美元，主要是集成电路·半导体、化学制品、钢铁金属、汽车引擎等一般机械、汽车零部件等运输机械及其他，从中国的进口为544亿美元，主要为电子零部件等电气机械、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制品、电脑等一般机械、钢铁金属、汽车零部件等运输机械及其他。日本对华出口多于进口。

中日中间财的贸易已经很不均衡，日本政府想再从中国转移产业链，转移哪些具体企业，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一个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从中国的转移意味着日本进口、出口的全面减少。

第三，汽车市场具有特殊性。本次武汉受到的新冠冲击最大，日系汽车的一个重要据点就在武汉，整个2月和3月，受到的影响很大。日本的重要汽车零部件不能出口到武汉，而很多企业需要武汉提供的汽车零部件，也在疫情期间不能顺畅从中国出口到日本。

我们可以看几个数据。日本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中，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比率在2005年为18%（738亿日元），但2013年以后突然增加到了35%以上，2019年更增长到了37%。从金额上看，2013年（2580亿日元）、2015年（3238亿日元）、2018年（3526亿日元）、2019年（3285亿日元）。2013年以后占有的比率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的进口金额出现了较大增加。

如果说日本在本次新冠冲击之后，调整其产业链中的汽车零部件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可能是日本政府动作的大致方向，但让全产业链从中国的撤离，这不可能，也无必要。

汽车零部件方面的调整，大致走“地产地销”的途径，也就是说在日本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主要在日本生产，在中国及美国生产的汽车也主要在当地生产。如果中国汽车市场今后继续发展，日本现有的汽车零部件产业会调转方向，为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产品。如果市场出现了较大的过剩，日本国内不扩大对中国产零部件的采购，中国的这部分产能就会出现剩余。

日本在“中国能否及时治理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是否会在世界各地发生巨大影响”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出现了较大的失误。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日本今后可能不再更多地从中国市场采购相关零部件。至于说日企从中国撤资，笔者认为那只是个炒作。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人民中国”，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