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193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她第一个十周岁生日时，她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位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尚未正式成立）被蒋军团团包围、道路阻隔，无法召集新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潜伏在上海的“六大”选出的临时中央，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之下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大搞飞行集会、城市暴动，将大量优秀的城市工人和学生党员无谓葬送在黑暗中。

在那一年的三年之前，除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外，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广东“猪仔”的孙子、当时许多在美国西海岸讨生活的广东苦命人之一——谢创，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随后当选为美共旧金山华人党支部书记、美共加州州委委员。

谢创 资料图

1930年，由于美共领导的旧金山华人罢工大获成功，代表唐人街企业主阶级的国民党和黑帮润人们惊慌失措，勾结美国当局绑架了谢创，以他没有入美籍手续（当时《排华法案》理论上仍然有效）、是“非法移民”为借口，要把他“引渡”回“中国”——蒋介石军警宪特集团——手中。消息传出，加州各族人民群起抗议，一些看不下去的美国知识精英也为他打抱不平，要当局至少允许他自由离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加州州委请示美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后，决定送他赴苏联学习。谢创离开美国时，警察恐吓他：“你以后再敢来美国，就判你五年苦役，罚款五千美金！”（当时5000美金按CPI折算约合现在的16.3万美元，是一笔普通工人一辈子挣不到的巨款）谢创严正回答道：“我再踏上这里的那一天，就会是美利坚人民政府的上宾了！”

1931年初，谢创来到了当时欧洲的通衢大港、荷兰城市阿姆斯特丹。他按照美共中央的指示，寻找荷兰共产党接头，以在他们帮助下转道苏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年前他加入美共同时，荷兰党组织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曾参与筹备和主持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就背叛组织，转投了托派。谢创按约定前往接头地点，等了一天，却没有找到应该前来接头的荷共交通员，他丢失了组织关系！

一个只会英语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的荷兰举目无亲，找不到同志。这该如何是好呢？

等等，“同志”这个词，在荷兰的语言里应该怎么说？

大同平等——“同志”的初心

“同志”，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之间亲切平等的互称。在我国的通用语言——现代汉语中，“同志”这个词由“同”和“志”两个自由语素构成，它既可追溯到近代文言，继承了古汉语中“同袍”、“同窗”、“同年”等一类传统称谓语法结构，避免了生硬音译；又超脱了旧文化中的“敬语”、“平语”和“谦辞”范畴，打破了旧社会基于血缘、辈分、人脉和等级地位区分的旧称谓体系，理想地塑造了建立在共同觉悟和理想信念认同基础上的、作为先进的革命组织——共产党所必要的新型关系，是现代汉语引入先进概念的成功典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西欧社会形成了超国家的天主教会等级（教皇、枢机主教、主教、司铎等）和森严的世俗贵族等级（皇帝、国王、公、侯、伯、子、男直至最低的骑士等），各有各的称谓。

以革命前的俄国为例，沙俄文官分为14品，各有官定的标准敬称，例如九品以下须称为“出身优渥的老爷”（Ваше благородие），六至八品须称为“出身高贵优渥的老爷”（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родие），五品须称为“出身高贵的老爷”（Ваше высокородие），三四品须称为“杰出的大人”（Ваше высокородие），一二品则须称为“出身高贵优渥又杰出的大人”（Ваше высоко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о）；而神职人员又有另一套称谓，一二品（大牧首）须称为“至高的圣座”（Ваше высокопреосвященство），三品须称为“圣座”（Ваше преосвященство），四、五品须称为“上师”（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六品须称为“高尚的大师”（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在“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理念下，这些社会的各等级间泾渭分明、互无交集，每个人的尊卑贵贱被用等级头衔绑定在自己的传统称谓上，称谓成了塑造和维护阶级意识的沉重枷锁。例如，今天英语中通常只使用简写形式“Mr”的“Mister”——近代汉语译者将这个词取“老师”的古白话说法翻译为“先生”，但它实际上源于古英语中拉丁语借词“Master”即“主人”的弱化。

因此，当贵族阶层被推翻的时候来临、革命者需要将“平等”被树立为社会的正理时，需要诞生这样一个破除阶级观念的新称谓词。欧洲最早的这种尝试是在“革命老区”，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引入了“公民”（citoyen），作为无论城乡贫贱一切人等的平等称呼。

值得一提的是，citoyen一词在法国直接取代了原本最接近的法律术语bourgeois，这个词当时的法语含义是“享有王国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城镇居民”；熟悉党史的同志应该已经认出来了，这个词连带它的贬义感情色彩后来被引入其他欧洲语言，并最终固定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封建体系的合流告终，对他们来说，“公民”（citoyen）这个词显得“过于平等”了。虽然一个统一尊称取代了繁复的头衔体系，但这个尊称最终落在了一个贵族术语头上——Monsieur（源于中古法语mon sieur“我的主人”），这个词现在我们翻译成“先生”，但它在古中国文化中定位最接近的类比可能是“皇叔”。

站在当今法国男性的视角，他们的互称，观感大概相当于：“邓蒂斯皇叔！”“维尔福皇叔！”“各位皇叔，大家晚上好！”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期间，瓦尔兰、布朗基等主要领导人之间也互称“皇叔”，直到起义失败。公社时间太短暂了，而且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中，各方面上层建筑都跟不上，来不及考虑这种细枝末节。然而，当公社的火焰在俄国重新燃烧起来时，新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解决了这个问题。

达瓦里希，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终会升起；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醒来……

——普希金

“达瓦里希”——Товарищ这个词原本是“商业伙伴”、“工友”的意思，但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已经逐渐成为各种左翼思潮持有者的互称。在普希金写诗的时代，“达瓦里希”相对符合实际的翻译可能是“盟友”。这个词没有阴阳性（其实原本有阴性，但实际上即使称呼女子时也使用其阳性形式），不分性别、地位、资历、民族、宗教信仰，成为“天下大同”左翼理想在革命队伍中很好的体现与承载。

二月革命后，繁琐的宫廷礼仪和称谓敬语被一律废除，在礼貌称呼陌生人时，俄语“先生”的原型Государь源于“господами”（农奴主），比法语的更反动，而“公民”Гражданин已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支持者占据，于是“达瓦里希”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残酷的内战岁月里，它成为人民区分阶级敌人和阶级弟兄的试金石。

“道友”和“战友”

早期与俄国一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拥有相似的、工人阶级占据绝对主力的革命队伍，德语中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使用的“同志”（Genosse，源于古高地德语“分享利益的人”）在当时也具有接近“工友”的意思。

1920年代，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许多中东、远东国家，但只得到了文化界或当地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理解。这些人在出身上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寻找“同志”时，与其说是寻找“工友”，不如说是在寻找“有同样理念的人”——在土耳其语中，“同志”叫做“Yoldaş”，字面意思是“道友”，或者“在道路上同行”的人。突厥语言中的“道路”Yol也可表达类似汉语“道”的抽象引申含义。

在波斯语中，由于存在不同历史渊源的共产党，“同志”有不同的标准说法。在一些共产主义组织中，“同志”读作Hamqatar（罗马化），字面意为“在同一条路线上”。

在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中，“同志”是从英语音译的。但卡拉奇的统一民族运动（MQM）有一个意译的“同志”称谓——“Saathi”（罗马化），意为“并肩的人”。

在远东的汉字文化圈，这个词都是“同志”——“有共同志向的人”的相同汉字的发音变体。唯一的例外是朝鲜半岛，由于有着根深蒂固的敬语文化，原本是为破除等级观念的“同志”在当地自己分出了等级：동지 (Dong-ji，“同志”)成为仅用于对年龄职务高于自己的同志的尊称。平辈或对下时，在朝鲜语中称为동무(Dong-mu，“同务”)。

匈牙利曾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个全国性苏维埃政权，但很快就被推翻，没来得及考虑称谓问题。在苏联解放后，确定了“同志”的官方匈语说法——Elvtárs，“elv-”前缀可以理解为“原则上”，“társ”是“同伴”的意思，整个单词字面意思大概为“因原则而在一起的同伴”。

“同志”的另一种词源是“战友”，最初源于西葡语Camarada。英语、法语、荷兰语等诸多日耳曼和罗曼语族语言均有这个相似形态的同源词，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后，由于英语和法语是当时主流欧美世界最流行的语言，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各自语言中的这个词作为俄语中“达瓦里希”称呼的翻译。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奇怪于英语文献（及由它们粗暴翻译的中文资料）中为什么经常在美军士兵甚至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主题的内容上滥用comrade——同理，曾在纳粹德军（并至今在德国联邦国防军）中广泛传唱、二战后被东德禁止的悼歌《Der gute Kamerad》，并不是什么“好同志”，其中的Kamerad按本意译为“战友”就行了。

“我召唤你在美国红十字会中的战友情！”

自从格林纳达人民政府被美国摧毁后，目前没有英语国家拥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但南非共产党作为非国大的长期独立合作者和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南非并排坐江山；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历史上深受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念影响，信奉“津巴布韦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员今天仍互称“Comrade”。津巴布韦还规定了这个词的英语简称Cde，例如“姆南加古瓦同志”写作Cde. Mnangagwa。

虽然西班牙语是各种“Comrade”同源词的源头之一，主流西语中，对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也确实译为Camarada。但在古巴西语中，表示“同志”的词是Compañero（直译为“伙伴”）。古巴原本有一个知识分子形成的合法共产党——人民社会党，而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人乘“格拉玛”号在马埃斯特腊山打起游击时，并没有打出共产党旗号，对内也没有展示任何共产党军队和组织特征，互称“伙伴”而不是西语共产主义者常用的“同志”、大肆宣传“古巴革命不是红色而是绿色”等，以此成功麻痹美国记者和政府当局，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直到古巴革命政权已经完全站稳脚跟的1965年，整合了人社党和革命军力量的古巴共产党才组建完成，革命军互称“伙伴”的传统也被一直沿用下来。

除了comrade这个词源，还有一些语言孤立地使用了“战友”来意译“同志情谊”的概念。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上，“同志”除在华人圈中直接使用中文外，在马来语中被叫做Rakan seperjuangan，意思是“共同战斗”（seperjuangan）的“朋友”（Rakan）。

“诗化的朋友”

在捷克语中，“同志”的官方术语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定为soudruh（阴性soudružka）。这是一个取自古捷克语的高度文学化的说法，sou-前缀可理解为“共同的”，而druh意为“同伴”，合起来被重新赋予了“平等的同伴”这个勉强沾边的意思。

在上世纪中叶共产主义理念流传到当时发展程度更低、既缺乏机器大工业又缺乏较大规模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时，“同志”往往被更加简单地翻译为类似“朋友”或“伴侣”的意思。例如阿尔巴尼亚语中，直接用“朋友”（Shok）代替“同志”；这在二战时导致了“斯大林同志是我们的朋友”这种句子几乎翻译不出来。为了避免类似情况，许多民族的共产主义者翻译“同志”时，会刻意选用较为诗化的版本。

“同志”一词在欧洲的称谓方式一览表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同志”是“尼赫拉”（нөхөр），大意是“深交的朋友，已经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这个词似乎还有“丈夫”的意思。在现代希腊语中，“同志”术语被定为Σύντροφος（罗马化Sýntrofos，阴性Συντρόφισσα），其源于古希腊的字面意思为“一起吃过饭的人”，同样可以表达“配偶”和“伴侣”。希腊共（KKE）在二战中组织了强大的军队——希腊民主军，战后几乎夺取政权，后因苏联出卖而失败，目前仍是西欧动员能力最强大的共产党，在本国和欧洲议会中均占据相当数量席位。

在威尔士语（Cymraeg）中，“同志”的用词是“Cymrawd”，是威尔士国号“Cymru”的变体，最接近其本意的汉语概念可能是“同胞”。有趣的是，“圣诞老人”在威尔士语中被称为“圣诞大胡子同志”（Cymrawd Nadolig Barfog）。

在阿拉伯语和波斯系诸语言（例如塔吉克语、帕米尔语等）中，“同志”被译为رفيق（Rafiq），本意为“伙伴”。在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组成国家，“同志”均被译为Drug（读作“德鲁格”，阴性Drugarica）——“朋友”的古斯拉夫语说法，“铁托同志”就是Drug Tito。。

在印度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南印度喀拉拉邦，当地土著一直抵制德里政府的印地语同化运动，使用自己的马拉雅拉姆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使得马拉雅拉姆语发展出了一整套共产主义政治术语，其中“同志”写作“സഖാവ്”（罗马化Sakhavu），本意也是“朋友”/“同伴”，如今已经成为喀拉拉邦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们专用的互称。

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

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在前一节已经提到了，荷兰语中的“同志”是Comrade的低地德语变体，写作Kameraad。

1931年，迷失在异国他乡的谢创，想起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名言：“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不管他来到哪一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在异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故土；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于是，他穿行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不停寻觅，终于在一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中听到国际歌声，找到荷兰共产党的同志——Kameraad——接上了头。

谢创后来志愿回到故乡参加中国革命，解放后成为第一任广州侨务局长。他的一生，先后成为Comrade、Kameraad、“达瓦里希”和同志，不变的是对人类解放理想信念的忠诚。

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民族界限、国家界限的共同理想。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较长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聚焦并仍将继续聚焦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对前一个时代支援世界革命超出国力情况的回调，也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符合理性的顺应。

然而，当前世界形势正在进入一百年来最大的变局，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被福利收买政策长期安抚的阶级矛盾正在重新激化，阶级斗争有趋向显化的趋势；随着开放的中国走向全球，它的前途命运也越来越与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笔者在国内考上一所211高校，并在其中通过党校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出国读研，依规提交了停止党籍申请，拟待归国后申请恢复。笔者很清楚，在这个时代，出国留学尤其留美，既不会再有舒适性明显改善的生活，也不再是一种安全的镀金；在美国现行政策和言论环境下，甚至笔者这篇文章也冒着一定程度的人身风险。然而，中美民间交流总是要有人去做的，除了免签政策等的“引进来”，我们仍然要有人“走出去”，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需要去实地接触、调查了解，不能重蹈西方“中国专家”的覆辙。

今天是党的生日，笔者独自在海外，没有组织，举目无亲，远离故土。然而，笔者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大洋彼岸繁荣富强，笔者的许多同志们在辛勤地建设她，笔者知道存在的另外许多同志——他们拥有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与我们素不相识——在海外默默地支持着她。有这样的支持，无论怎样感到自己在异乡，都不会迷失方向。

（本文感谢来自五洲四海的多位同志提供的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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