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陶立烽】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也成了业界普遍共识，而绿色金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日，观察者网与绿色金融6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杜克大学教授张俊杰就绿色金融相关话题进行了对话。

对于我国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张俊杰在对话中指出，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绿色金融投资的标准化尚未统一，缺乏一个广泛认可和遵循的框架。此外，第三方监督核查机制尚未完善，这导致碳核算信息的质量有待提高。为了确保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必须保证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二是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目前主要依赖于政策驱动。在气候投融资的过程中，市场的自我调节和驱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不利于气候领域的创新。

此前，电力行业已被纳入碳排放市场，今年2月生态环境部表示碳排放市场将会扩容，至于哪些行业会被纳入，张俊杰认为，贸易依存度大、受国际供应链影响大、和有国际融资需求的行业，应优先纳入全国碳市场，因为他们的外来竞争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面对碳边境调节机制，急需建立有效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以便确保这些行业在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时能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对于今年11月将在阿塞拜疆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张俊杰表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技术的来源和创新，二是资金的筹集与分配。为了有效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希望推动低成本减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实现这些技术在全世界的大规模部署。然而，当前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气候合作构成了障碍，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因此，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大会应当致力于更好地协调这些问题，避免地缘政治的干预，确保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1、您认为当前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增长趋势如何？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什么位置？

张俊杰：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可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大类。在债权融资方面，全球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在近年来持续扩大，目前已达到4.4万亿美元，较往年增长了3%。然而，在绿色股权融资方面，情况则不容乐观。一级市场针对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的气候投融资规模为320亿美元，较2022年下降了30%；二级市场的ESG基金，在2023年第四季度更是出现资金净流出的现象，达到了净流出25亿美元。尽管绿色金融债券市场有所增长，但股权融资却持续低迷，这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绿色金融6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杜克大学教授 张俊杰

中国拥有全球第二的绿色债券市场，但绿色债券的“成色”仍有待提升。这主要体现在绿债标准的不统一、判定较为宽松等问题。对于股权融资，国内ESG基金从2021年的高速增长，到目前发行相对放缓。另外，对于VC和PE融资，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国内气候投融资耐心不足，对于初创企业的融资也有待提升。这需要我国在政策、市场、投资环境等多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以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您认为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挑战和不足？在后续的政策规划和执行中，应该侧重于哪些方面？

张俊杰：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成果显著。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不断深化改革，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首先，我国绿色金融顶层设计正在走深走实。2016年，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定义、界定标准、激励措施等关键要素，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奠定了基础。2024年《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强化监管与监督、深化国际合作等新要求，推动了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为建设国际领先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提供了扎实的上层建筑。

其次，全方位的绿色金融实施政策相继出台。国资委、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交易所层面，对绿色金融的实施提供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包括绿色债券、碳金融产品、可持续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不断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

此外，我国绿色金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融资方式，为实体经济增添了新动能，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领域的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绿色金融也积极支持“硬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但我国绿色金融也面临着挑战，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绿色金融投资的标准化尚未统一，缺乏一个广泛认可和遵循的框架。此外，第三方监督核查机制尚未完善，这导致碳核算信息的质量有待提高。为了确保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必须保证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二是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目前主要依赖于政策驱动。在气候投融资的过程中，市场的自我调节和驱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不利于气候领域的创新。

因此，在后续的政策规划和执行中，首先，必须夯实数据基础，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让市场主体基于充分的信息和数据做出投资决策。其次，我们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弥补外部性问题，而不是长期依赖政府的补贴和优惠政策。通过碳排放交易等手段，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内部化环境成本，使市场在选择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时能够更加自发地考虑到环境因素。

3. 四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耐心资本”，耐心资本在环保和能源领域会发挥较大作用，不过资本也需要看风险和回报，您认为在绿色金融项目中，资本是怎么评估风险和回报的？

张俊杰：中国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的主要优势在于规模化生产。这种生产模式能够利用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迅速降低成本。然而，这也导致了市场竞争的激烈，即所谓的“内卷”。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我们需要探索新的市场领域，寻找更多的“赛道”。

新赛道的开拓，依赖于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的投资，尤其是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样我们才能开辟更多更好的创投项目出现。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强调了在创投领域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在考虑资本的风险和回报时，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面临的是长期风险。具体而言，绿色低碳投资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投资期限长，风险高，需要对风险溢价进行补偿；其次，气候科技产业面临外部性收益的问题，即带来的社会收益难以内化为企业的经济回报，导致企业在市场机制下难以持续发展；最后，气候投融资领域的项目缺乏统一的研发标准和评价里程碑，市场主体难以判断其未来潜力和发展阶段。

所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对于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的运用，降低风险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风险投资领域本身风险较高，加之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些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减轻这些风险。在评估绿色金融项目的风险和回报时，需要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进行评估。首先，碳价的变动将会影响项目的现金流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现金流量表和利润预测进行调整，以反映这种直接影响。其次，间接影响不会直接体现在现金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未来的风险偏好和贴现率来评估风险和回报，从而反映出潜在的风险。

4、对于想要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您有哪些建议？

张俊杰：对于希望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我的建议是首先认识到绿色金融不仅是传统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也关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新兴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会在长期带来风险。

因此，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个行业都有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抓手。进入绿色行业并不意味着只限于末端处理领域，而是每个行业都有实现绿色转型的潜在途径。对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说，关键在于在他们关注的投资领域中找到这些绿色抓手，并探索如何进行绿色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

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转型，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方向：投资者应该寻找可以利用的机遇，并思考如何运用绿色金融工具来寻找机遇以规避风险。相比于盲目地追随某些特定领域的绿色投资，更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探索绿色化的可能性。

5、碳排放方面，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8 个行业占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5%左右，而目前碳排放市场只有电力行业被纳入，不过2 月份生态环境部表示将会首次扩围，您觉得哪个领域或者哪些领域会被率先纳入到碳市场？

张俊杰：我认为贸易依存度大、受国际供应链影响大、和有国际融资需求的行业，应优先纳入全国碳市场，因为他们的外来竞争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面对碳边境调节机制，急需建立有效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以便确保这些行业在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时能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6.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外界认为该文件在问责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您如何看待这个文件？

张俊杰：《条例》的颁布，对全国碳市场交易有法可依，有效地解决了目前我国碳排放交易的挑战。首先，碳排放数据及相关企业信息的获取性，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政策效果的量化。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我们需要在碳排放监测技术、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碳市场核查机制方面设定更高的要求。其次，控排企业可能存在履约责任难以落实、惩罚力度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内部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并建立外部核查机制，以保证及时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后，国家各级部门之间的高效协作和常态化沟通能够增强碳市场监管的完善性。在完成减排目标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发展市场的金融属性，这一方面则需要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拓展金融产品，稳定市场风险。《条例》的发布将极大改善上述困境，例如条例将强化重点排放单位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制定排放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加大处罚力度等。

7、您觉得特朗普上台后对全球气候治理合作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另外对今年的巴库气候变化大会COP29将在阿塞拜疆召开，您有什么期待？

张俊杰：中美气候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共同推动了全球气候议题，对于《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全球气候治理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不稳定性，导致中美气候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时常出现波折。中美气候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磕磕碰碰。我们对于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气候政策的反复无常，始终保持着预期和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的气候政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性，不再受外界影响。这是因为我国在气候友好产业和低碳产业方面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例如，在制造业、低碳创新业以及气候投融资领域，我国都拥有强大的内生驱动力。我们不再仅仅出于外交需求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是更多地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无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如何变化，我国都将稳步推进自身的气候竞争力和低碳产业的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技术的来源和创新，二是资金的筹集与分配。为了有效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希望推动低成本减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实现这些技术在全世界的大规模部署。然而，当前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气候合作构成了障碍，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因此，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大会应当致力于更好地协调这些问题，避免地缘政治的干预，确保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