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柏】

中国经济如何走出低谷和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增长模式，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篇主张的福利国家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国家类型或属性，而是所有现代国家都应具有的一个重要职能，即发展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按公平公正原则帮助全体公民应对现代经济中的各种风险，通过鼓励消费扩大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建设福利国家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什么关系？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发展不平衡的地域城乡格局，建设福利国家现实吗？建设福利国家是否与中国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战略背道而驰？

本篇正是要论证：只要看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就会理解建设福利国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不二选择；正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和地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建设福利国家才能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建设福利国家不仅与以制造业立国没有矛盾，恰恰相反，它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福利国家将为先进制造业保驾护航，先进制造业将为福利国家提供强大的税基。

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历史的纵深与比较的视野把握方向非常重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是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在时隔一个世纪以后，又在经历与20世纪上半叶十分相似的同频共振。

要充分理解世界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与选择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我们不仅要看看一个世纪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世与今生有何相似之处，而且还要看看世界大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应对这两次大变局的，以及中国在这两次大变局中走过的路对今后的选择有何启示。

各国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

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无论是一个世纪前，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每当全球化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霸权更迭周期驱动的地缘政治使国家安全变得比效率更为重要，以及各国为发展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激烈竞争时，发达国家对外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通过提高关税来防止他国产品冲击本国就业，并力图确保万一战争爆发时本国对能源、资源、供应链和市场的控制，以及通过建立排他性贸易集团在防范主要外国竞争对手的同时扩大本国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

其次，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前的逆全球化过程中，普遍建立了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内循环模式有两大支柱：一个是世人皆知的凯恩斯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期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创造有效需求；另一个则是国内关注较少的福利国家，通过强化各种社会保障来降低民众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面临的风险，从而促进消费和刺激需求。

在福利国家的赋能下，二战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均以消费带动需求为主，并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次，西方国家在1870—1914年全球化钟摆运动释放市场力量的阶段建立了各种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又在1930—1970年全球化钟摆运动明显转向保护社会的阶段，为应对市场失败带来的各种危机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在西方从发端到普及，一直是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为争夺人类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地位，通过对自身进行重大修正而做出的政治妥协。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中进行双向的国家建设是西方国家迄今为止能够安然度过三大历史长周期的波动并维持其世界优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国在应对三大历史长周期的波动时，先是在1949年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采用计划经济为主的内循环模式，同时为国有部门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然后在90年代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又选择以世界工厂为代表的外循环模式，并通过市场化减少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和退休等方面的作用，依靠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代替社会保障。

虽然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开始向内需驱动调整，但仍然以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以民间投资的房地产代表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的消费一直相对较弱。尽管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开始注重搭建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其发展水平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相比相距甚远，尤其是对各社会群体的覆盖程度存在较大的不平等。

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 网络

简言之，中国的国家建设亟须一次历史性补课，对改革开放以来渗透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效率至上原则做出重要修正，发展能在逆全球化时代各种严峻的挑战面前以公平公正为原则有效保护社会的福利国家，更关键的是彻底打通福利国家与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任督二脉，让前者成为支撑后者运行的基础。能否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本世纪中国式社会主义能否应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也将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否避免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

为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一场认知革命，打破近半个世纪以来看待经济问题时的三个思维定式。

第一是，放弃全球化会一直向前发展的线性历史观，严肃对待全球化钟摆运动，在心理上接受中国经济在逆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只能中低速增长这一新常态。

第二是，放弃以外循环为主时一谈经济就是供给、生产和出口的思维方式，认清在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没有强大的需求、消费和进口，就无法长期支撑供给、生产和出口；只有提高收入在分配中的占比，全面加强社会保障，不断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才能继续吸引外资并对冲海外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进而支撑制造业立国的战略。

第三是，认清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些临时刺激措施，而是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当务之急是以建设福利国家为抓手，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消费驱动的内循环为主转型。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当逆全球化冲击本国就业时，各国都倾向于提高关税，把进口商品挡在境外；当地缘政治激化时，各国看待经济问题时都用国家安全取代效率；当科技革命带来各种新兴产业时，各国也都力图通过贸易集团化赢得国际竞争。日趋恶化的外部环境迫使各国不得不从外循环模式转向内循环模式。

逆全球化与贸易立国的困境。一个世纪前，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标志性指标是关税战。如今关税战不仅再现，而且正在不断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自由流动，不断降低的关税曾经是测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

然而，当市场失败带来的经济危机迫使各国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时，提高关税限制商品的自由流动就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关税因此成为测量逆全球化的重要指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崩溃后，世界贸易已经在下降，在世界产出中的占比由1913年的27%降为1923—1928年的20%。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近9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一举提高到60%。这个法案及其引发的各国反制导致世界贸易量在四年内下降三分之二。

特朗普2018年开启的关税战是本轮逆全球化的重要转折点。发展到如今，不仅欧盟刚刚通过提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关税的决议，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如果特朗普2025年1月回到白宫后真的将对华关税提高到60%，并把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提高到10%-20%，不仅有可能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归零，而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加重逆全球化的趋势。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周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里必须面对的国际环境。

四轮关税加征时间、附加税率及涉及产品金额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至上原则。全球化逆转通常带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并削弱既存霸权国在其中的地位。当霸权国日益担心自己可能被新兴大国取代，地缘政治的竞争就变得十分激烈。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国家安全取代贸易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成为大国管理经济的新原则。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彻底改变了各国对全球化时期形成的相互之间经济依赖的看法。

在20世纪20-40年代，“生存空间”是许多国家主导对外政策的原则，最近几年其翻版开始以“脱钩”“去风险”“友岸”或者“近岸生产”的新形式出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经济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经济依赖武器化，既存霸权国经常依靠经济制裁来压制新兴大国。英国在一战期间对德国实行了广泛的禁运；30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乌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SWIFT，并对它实施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制裁。俄乌危机以来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导致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这正在削弱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各大国之间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对潜在敌对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并确保万一爆发军事冲突时本国供应链的安全。

科技革命与贸易集团的出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大量投资，但是同时国内市场又比较小。只有新兴产业的公司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才能实现规模经济并获得投资回报和利润。当逆全球化开始影响国内就业，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时，国与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中属于不同阵营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会推动各国组成按地缘政治划界的贸易集团。

这种贸易集团的目的是既能扩大本国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又能用关税防范地缘政治中的对手。1932年，英国率领英联邦国家缔结了《渥太华协议》，随后几年里德国与一系列东欧国家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日本与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签订了相关的关税协议。这些协议的目的都在于扩大其新兴产业产品的海外市场，扩大规模经济和提高投资回报率和盈利。

在本轮科技革命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依托本土超大规模的市场，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胜出的企业不断扩大规模经济，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和无人机等若干产业建立起强大的竞争优势。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欧美国家对中国各种新兴产业的出口纷纷祭出高关税，防止中国企业占领它们的本土市场，摧毁其新兴产业；同时，为扩大本国企业的规模经济，它们也在建立各种联盟。

三次科技革命的比较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福利国家的发展

无论是逆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还是科技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力量对比，最后都导致既存霸权国的相对衰落和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在充满危机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福利国家成为各国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

大萧条与福利国家

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大多数西方人都认识到，缺少束缚的市场已经成为带来经济危机和不平等的破坏性力量，必须要建立对它的反制。当时的共识是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体量、资源和意志来扮演这个角色。

罗斯福新政在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一是在金融领域通过各种立法约束市场力量，包括1933年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并为个人储蓄者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提供保险，1934年限制商业银行使用保证金购买股票，并成立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监督金融市场。二是在市场失灵时找到它的替代机制，例如政府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支持各种公共投资项目，《全国工业复兴法》试图支持强制性卡特尔，虽然最终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三是与福利国家有关的各种项目。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美国建设福利国家的第一大举措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美国于1933年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这个机构在大萧条期间先后开支达40亿美元，覆盖了两千万的人口，而当时美国的人口规模才1.25亿。为避免州政府的腐败和漫长的审查手续，联邦紧急救济署在各州福利机构之外另建一套救济系统，并规定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的监督。

第二大举措是提高工资，扩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占比。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消费是需求的主要支柱，而要增加消费就要提高工人工资。大萧条之前，美国的资本一直抵制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工会经常诉诸罢工来对资本施加压力，劳资对立在大萧条期间达到新高潮。民主党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能约束雇主权力、增加劳工职场权利的新型劳动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劳资之间的妥协。

为此，罗斯福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雇主与工会的谈判。在民主党政府的扶植下，美国劳工运动迅速发展，工会会员总数由1932年的不到300万人增长到1945年的1500万人，在工业雇员总数中的占比从不到10%增长到35%。工会不断扩大的政治力量迫使资本不得不拿出更大比例的利润与工人分享，为发展美国式的基于雇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第三大举措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于1935年成立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系统，从失业保险和老年退休金这两个主要方面帮助美国人降低现代生活中的风险。虽然全球化从80年代初又转向释放市场力量，福利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经历了诸多改革，但它不仅没有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走向衰落，反而展现出比较强的韧性。

一项涉及53个发展中国家与14个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考察了各国在1972—1995年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GDP中占比的变化。其中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反差。OECD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在1972年的平均数为12%，到了1995年则变为16%。

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在1972-1974年为3.2%，到了1996年则降为2.5%。在此期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和资本流动都呈现上升状态，只有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出现不同的走向。这显示即使在全球化加速后，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重要性仍然有清醒的认识。

大萧条时期排队领取食物的孩童

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充分地体现了罗斯福新政在重大危机中果断救济的政策遗产。《纽约时报》指出：“在疫情暴发初期一片恐慌的日子里，美国政府做了一件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它在几周之内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为穷人慷慨地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券，提供新的有薪病假和看护病人假，并扩大学校免费午餐等联邦福利，还使一些与疫情相关的福利——比如来自刺激法案的发给个人的支票和儿童税收减免——扩大到近于普适的程度。”

自从2020年3月起，美国政府据估算先后花费了5万亿美元来帮助个人和企业。1500万名以上通常不符合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的人，如非全职雇员和依靠独立合同为生者，被覆盖了整整一年半。无需赘言，这些措施导致联邦债务的急增，许多人担心未来美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而且这些短暂措施结束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消费下降的趋势。然而，美国经济在疫情以来的运行状态，至少迄今为止，仍然好于其他所有大国。

科技革命与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风险。首先，工业化需要大量灵活的、可流动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人基本上来自农村。当农民离开过去的大家庭和邻里，就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支持，只能依靠劳动力市场维持生计。

其次，工业化带来复杂的分工，使工人学习的专业技能，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在特定的工厂使用，一旦失业，再就业就成为很大的挑战。最后，随着城市化使核心家庭成为主要家庭形式，老年人的赡养也成为一个挑战。所有这些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的风险，都要求公共的解决方案。

20世纪初电气化和流水线技术的广泛采用开启了批量生产的时代，这从消费端呼唤福利国家的诞生，因为要想支撑大量生产持续运行，必须不断扩大消费市场。这不仅需要远高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且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还要对未来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了分期付款后，曾一度依靠前所未有的金融扩张带来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和商业繁荣，但是工资却没有跟上消费增长的速度。资本在只顾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走向大萧条准备了条件。当工资和消费无法跟上新技术的应用，科技革命带来的一时繁荣只能被周期性的萧条平衡。这正是各种只强调供给侧的发展模式看待经济循环时的一大盲点。

20世纪初的英国工厂

在大萧条的巨大冲击下，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为美国建设福利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环境。当时美国和国际投资者都放弃投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业，转而投资汽车、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前者把工会视为巨大威胁不同，后者对资本支出中占比较小的劳动力成本没有那么敏感，它们需要的是规模更小、更稳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

对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言，民主党推行的全国社会福利改革相当于在所有企业之间平摊改革的成本，这非常符合它们的利益。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民主党建设福利国家的政治盟友。欧洲各国的情况也与美国十分相似。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建设福利国家必须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

从2022年起，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一直占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其中2023年中国在世界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中的占比电子工业为62%，汽车为48%，这两个行业在2018—2023年每年都以平均11%的速度增长。中国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搭建的“工业4.0”标准的“黑灯工厂”充分显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就业产生冲击。

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当更多的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时，如何解决分配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一直是按劳分配，但随着机器人日益取代人的劳动，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失去参与按劳分配的机会。这将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经济课题之一，在此背景下，福利国家的作用将变得空前重要。

黑灯工厂

两次世界大战与福利国家

一个世纪前的霸权更迭周期驱动的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冲突，对福利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项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了福利国家发展的14国比较研究有诸多发现。

第一，战争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因战争的烈度而有所不同，对发动战争的国家影响最为深刻。同时，与发生在海外战场的战争相比，发生在本土战场的战争导致更多的破坏，对福利国家的需求更强。

第二，大国和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在战争准备期更关心福利国家的建设。

第三，战时经济管制和战争动员极大地加强了国家能力，政府权力的集中、财政的强化以及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建立，都提高了政府管理福利国家的能力。

第四，一场全民战争要求集中权力、大众的忠诚以及消除等级制，不仅政企之间、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不得不合作，而且由于兵源和工源都处于短缺状态，工人阶级和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则要为战争埋单。

第五，战败、战争动员和战争引起的国内政治群体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经常成为民主化和选举改革的导火索。公民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必须平等的逻辑，不仅导致税收的强化和税率的累进制，而且把选举权推广到社会的大部分群体。

第六，战争结束后，做出各种牺牲的各国民众要求政府满足各种战后需求，其规模与战争的烈度（动员比率、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人员伤亡）直接相关。战后的社会需求在发动战争的国家尤其强烈，因为这些国家在战争后期在本土战场有大量死亡的士兵和平民、大量被破坏的房屋和基础设施，以及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无家可归与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欧洲国家在战后初期出现大量社会立法，证明这些国家发展福利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深度地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福利国家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是冷战的压力一直把美国共和党往左翼的方向推。共和党的强硬派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是开罗斯福新政以来各种福利国家举措的倒车，还是向工会做出更多的让步。

如果坚持其信仰，共和党就应该削弱工会的政治势力，结束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重建19世纪版本的自由放任。然而，如果这样做，共和党也必须承担失去选票的风险。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就会发现，共和党为了反共，往往对工会做出比民主党更多的让步。冷战把罗斯福新政开始的自由主义政策，从一个临时的政治运动变成持久的政治秩序。

2018-2022年地缘政治事件

战争与福利国家的关系在俄乌危机中也得到凸显。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面临为扩充兵员而提升参战人员福利待遇的急迫需要。在2026年前，俄罗斯要将军队编制增加至150万人，其中合同制军人的数额将增加至69.5万人。为解决前线兵力短缺和兵员征集面临的难题，俄罗斯政府开始大幅提高参战人员的福利待遇，并开出高额报酬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参军参战。

2023年10月，俄罗斯通过法律，规定参战人员的工资自当月起增长10.5%，支付给阵亡军人遗属和伤员的抚慰金也相应增加。目前，莫斯科市给合同兵的单人一次性奖励已经增加到230万卢布，加上工资、津贴以及家属补助，一名合同兵服役第一年可以拿到520万卢布，是莫斯科人均收入的4倍多。

以上分析显示，一个世纪前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三大历史周期同频共振带来的挑战，普遍建立了以保护社会为目的的福利国家，并实现了以消费驱动需求、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在当今中国，2008年前形成的世界工厂模式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认知层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为什么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为继？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可以帮中国的制造业摆脱困境？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近十年思考与写作的结晶，以高度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剖析“大变局”的实质，揭示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的两次同频共振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历史同时代性和共同特征。

本书的理论框架进化长达35年之久。作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战最激烈的阶段，将卡尔•波兰尼所揭示的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这一历史宏观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并在后来的写作中将其扩展到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分析，概念化为“全球化的钟摆运动”，把它作为与霸权更迭周期并重的，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内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驱动力。

《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高柏著，三联书店

当2008年以来这些历史长周期运动又一次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时，特别是当中美贸易纷争爆发后时，这些经过长期发酵和积累形成的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开始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为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十分独特的视角。这种从历史的纵深与比较的视野分析中国经验与其它国家的历史同时代性，对我们思考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战、选择何种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创造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政治哲学和治理模式，让中国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政治哲学，也是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的总结。本书回到先秦儒家，从儒家经典著述里发现和汲取养分，用现代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之进行阐释，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构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哲学。本书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