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76年，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谷纽普兹镇埋头写书的黄仁宇可能永远想不到，他手头上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会在中国受到如此欢迎。

当时58岁的黄仁宇正在经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困局。虽说年轻时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南亚次大陆上打过日本人，后来也在沈阳城外见识过林彪的“人海战术”。自从1950年赴美读书以来，他已经决心将手中的枪杆子换成笔杆子。1964年，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赴南伊利诺伊大学短暂任教后，于1968年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聘为亚洲研究系的教授。

如果没有意外，他会在一张平静的书桌边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谁能料想到学术的生涯会比战局更难预测。与美国汉学界的隔阂，教学考核的不达标，学生的不良反馈，让黄仁宇的教授地位岌岌可危，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两本书上，一本是他早就完成的《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另一本则是正在创作中的《万历十五年》。

无论是商业性还是大学出版社，没有一家愿意出版《中国并不神秘》。黄仁宇日后将其归咎于当时美国学术界常春藤联盟里的权威精英宁可维持知识阶层的现状，也不愿认同他这个从金字塔底层爬上来的人的奋斗。最终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而此时已经是黄仁宇收到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遣散通知的6个月后了。

黄仁宇曾接受央视采访

1976年6月，中华书局收到了黄仁宇辗转多方寄来的《万历十五年》中文书稿。据最初负责此书的傅璇宗回忆，他对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的一审意见上肯定了此书“论述了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也指出了其“有点地方对外国人可能是必要的，对中国人就显得累赘多余”以及“作者的汉语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意’”等弊病。他认为，《万历十五年》的顺利出版一方面在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放松，相关领导希望“此举能对国外的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书局副总编赵守俨的魄力，他明确表示同意出版的态度，抵消了书局内部质疑的声音，促成了此书的出版。1982年，在经历数次修改和润色后，《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终于面世，首印27500册。

每个翻开此书的读者心里可能都有一个问题：万历十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正如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一样——《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什么也没有发生”。

黄仁宇：《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样的书名以及书中各种看似琐碎的例子，如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曾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张居正丁忧回乡的仪仗里有6个出自“戚家军”的火枪手；戚继光不仅是一介武夫，还“颇通文墨”，有语出《庄子》的《止止庵集》流传后世；海瑞苛俭成癖，只有在母亲生日时才会买两斤肉——这些作者从各种明代笔记中爬梳出来的逸闻野史，表面上看似迎合美国汉学界“那种显微镜的目光”，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为作者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所服务的。

正如黄仁宇本人在《<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叙述的：“……当然不会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的原因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认为“叙事不妨细致，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病根正在于此书所揭露的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这种“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面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则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没有任何可靠的、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在这种语境下，如果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身患恶疾的病人，那么黄仁宇自认是一位医生，《万历十五年》更像一本病历，恶疾的第一次发作，就是在万历十五年，而疾病的根源则埋藏在更早的朝代里。医者父母心，黄仁宇记录这种疾病并非想展示病症有多么丑陋不堪，而是期望早日找出症结，对症下药。

事实上，黄仁宇对自己提出的纵横数百年、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全面解释的“大历史观”颇为得意。他曾在文中特意指出这种理论“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游遍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令他难以忍受的是，这种“苦心孤诣”的所得似乎并没有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就要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那本书《中国并不神秘》的坎坷出版经历说起。

早在1974年，黄仁宇就完成了《中国并不神秘》一书，并将其交付某著名商业出版社，准备出版。在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过程中，黄仁宇深感西方人所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种种令他难以忍受的弊端：松散的组织架构，大量的奇闻轶事，陈旧而单一的观点。他迫切需要一本书来“正本清源”，以纠正传统教科书带给学生的不良影响。这本“用望远镜般的视野……以短句写成的，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了一百三十八段……内容上及秦始皇，下到当前时事”的《中国并不神秘》，就是他认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但这家出版社并没有接受此书，负责此书的编辑明确告诉黄仁宇，他本人很喜欢这本书，但是审阅此书的两位“权威人士”都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结果对黄仁宇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以致于他在自传中将这一拒稿事件视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关于该书被拒，黄仁宇怀疑过很多原因：是不是他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民族自豪感，让一些对中国一直持有负面看法的学者无法接受？亦或是他书中秉持的那种“公正客观”的历史变化逻辑，打破了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思考框架？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黄仁宇本人并不是美国汉学界的权威，他无法担负起用一种理论来阐释整个中国历史的重任。正如该书另一位审稿人芮沃寿对此书的评论：“总论部分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他奉劝黄仁宇不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他认为黄不具备进行这样阐释的威望，而书的结论也没有跳出传统观点的窠臼。

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芮沃寿对黄仁宇有知遇之恩，黄仁宇在自传中对此深表感激，但并不甘心芮对自己的书给予“水准较低”的评价。随后，他开始转而投向更具影响力的费正清，如果能让其为《中国并不神秘》撰写序言，那么此书的出版必然不成问题。但令黄仁宇愤愤不平的是，费正清答应了会支持他出书，却在书稿寄去后音信全无。多年后，黄仁宇在自传中反省自己当时的行为，认为这多少有些“挑衅”的意味：从费正清的学术地位和研究背景来看，他肯定不会认同黄仁宇“大历史观”能够代表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权威阐释：作为学者，费正清精通19至20世纪的中国历史；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他也对两国的政治运转有深刻认识。如果要抽象系统地阐释中国历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费正清都比黄仁宇更有资格。

或许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并不神秘》一书的失败。1970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出版了《批评的语言和人类的科学》一书，“后结构主义”即“解构”的理论开始在欧美学术界流行起来。它在历史学中体现是，人们开始认为传统史学所相信的客观真实的事实是不可能有的，有的只是关于过去的“可能的叙事表达”。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黄仁宇想要用一种线性的、前进的简单历史逻辑来解释中国历史，便很有可能被批评家们视为一种倒退。作为同时代的汉学家，史景迁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那种“叙事再生”的写作风格，尽管让他被人讥讽为“失败的小说家”，但却有助于推销他的作品。1974年，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很快就被接受出版了，而另一本著作《王氏之死》虽然经历了小小波折，但也在1978年顺利面世，并很快登上畅销书榜。

1975年，黄仁宇另起炉灶，开始创作《万历十五年》。在这本书中，他更多地表现出美国学术界对学术作品“名目及形式”要求的尊重。写作过程中，黄仁宇开始积极参考前辈的意见，他把一个时代中几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经历整合在一起，用倒叙手法，将“朝廷仪式、宫廷生活、地方政府、边疆防御、军队战术、武器、补给系统、控制用水的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业的本质、城市商人的业务范围、官僚的生活、他们的哲学、甚至于他们的超自然信仰”精心安排在一年的时间线索内。该书还采用了丰富的视觉材料，使读者可以想象出明代高级文官官服补子上白鹤翩翩起舞的形象。但是，作者却担心听觉材料的不足，可以复制和引用的对话不够多——芮沃寿提醒他要谨慎处理这个问题。事实上，黄仁宇在一点上做得不错，即便没有一句来自现场的对话，我们仍能感受到万历皇帝问难首辅时的不甘心，以及申阁老左挡右推、大耍“太极”功夫时的老奸巨猾。

《万历十五年》之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了结了黄仁宇的一桩心事。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畅销，更没想到此书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图书奖历史类好书，连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都在《纽约客》上写了相关书评，称赞《万历十五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此书后来在中国的成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来自故国读者的热情回应，更加坚定了黄仁宇对自己“大历史观”的信心。因此，他特意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中加入“《<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以洋洋万言详述自己的理论。

在中国，治史的文人们一直将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奉为圭臬，“大历史”在这里不会水土不服，更何况在黄仁宇在美国学术界沉浮多年，这似乎让他的“大历史观”中表现出来的中西交融更有说服力。可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该书英文版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但是L.卡林顿·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给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序言中写道：“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以期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存必要的有价值的事物。由此推测，中国应当利用东西方的经验。历史学家因之有必要将所有的资料，全盘托出。这正是黄仁宇先生所做的事情。”这简直就是用英文解释了一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然，这本书的成功也离不开历史的进程。80年代初，距“文革”结束不久，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中流砥柱还处于成型期。脸谱式的人物研究，千篇一律的事件分析，让很多人颇感迷惘，找不到新的出路在哪。《万历十五年》的问世，在当时确实如醍醐灌顶，不仅让人们见识到了历史书还可以有如此新颖的题材和写法，甚至还是其中一些人的学术处女作模仿的对象。从那时直到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公开推荐《万历十五年》，由此开始了此书在国内的第一个流行高潮。1992年，三联书店把黄仁宇的另一部专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在“海外学人丛书”中出版，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亲自到美国拜会黄仁宇，商谈出版其系列著作的事宜，经过多方协商，三联书店也得到了《万历十五年》的版权。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由于三联版在该书的纸张、开本、封面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使得这一版本很快占领了市场，到2008年为止，三联版的《万历十五年》销售业绩累计高达42万册。

“浪漫骑士”王小波对《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评价颇为贴切地总结了八九十年代的人对这本书的感受。王小波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尽管在他看来，黄先生在书中提倡的“数字化管理”在现实当中完全行不通。然而“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做儒生们——是怎样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对那一代的普通读者来说，青年时代的激情过后，人生似乎只剩一片混沌，而《万历十五年》在国内面世恰好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提醒他们要更理性更平和地面对这个世界。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去世。国内又掀起了阅读其作品的高潮，不过到了这一时期，质疑的声音也开始此起彼伏。《万历十五年》首当其冲成了许多学者批评黄仁宇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先是中国哲学学者潘叔明、许苏民就黄仁宇在书中对李贽的著作误读择要举证辨析，并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黄的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2年第5期）。接下来是来自历史学界的发难，明史专家陈梧桐认为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停滞论”影响；而且在历史研究的程序上有“以论代史”这个毛病，这都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极为不严谨。

除了学术观点的交锋，这时还出现了一些点评黄仁宇个人生平的文章，比如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读书》2003年第12期），王春瑜《锁忆黄仁宇》（《纵横》2004年12），尽管可能免不了一些“文人相轻”的色彩，但也有助于读者对黄仁宇其人其书建立全面客观的评价。

抗战时期， 黄仁宇作为国民党陆军下级军官，从柳州赶赴重庆。当他发现军用车辆和资源委员会的卡车运送某些高官的私人物品时，非常生气。多年后，身为历史学家的他，希望从深处探究，寻找中国近代屡遭侵略的终极原因。他把时间线提到两百八十多年以前，以明末政治状态，作为解释他一生苦苦追求的问题答案。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围绕着张居正和申时行展开详述的文官集团，只是他对近代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这一观点的论据而已，但谁会想到，到了2017年，因为一部热门电视剧，《万历十五年》俨然被包装成了一部官场指南而重新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倘若泉下有知，这位个性刚烈的老先生会不会用湖南乡音喊出一句：“蠢不带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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