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莫费·博尔达切夫，译/尼基塔】

前宗主国的正确政策应该是积极克制，有必要让原来的仆从国有机会独立走上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国的道路。

作为统一国家解体后30年，俄罗斯似乎能够确定在其国界周边形成的国家最可行的存在形式——相对强大的主权国家，能够追求独立和其合理的外交政策。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不断激化的混乱状态，或者是在俄罗斯控制下的帝国秩序的回归——都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生存威胁，但从21世纪其自身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和发展方向的角度来看，这两种选择均不可取。因此，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周边邻国在建立国家性过程中保留他们所建立的东西或从人为的失败中恢复以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

从地位重要的大宗主国与其以前领地（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便可知晓这个问题的正面和负面答案的许多例证。同时，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前宗主国应该对以前那些领地（国家）的命运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也许最正确的应该是采取积极克制的政策，这将使新国家有机会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独立走过成长之路。

独立、理性的外交政策首先以客观评估自身地缘政治地位和周边空间力量平衡为基础和在国际环境中的行事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美国、中国等核大国是个例外。这些国家的地缘环境是全世界，在实力上处于国际秩序的顶端。但是对于所有其他国家，即本文所论述的俄罗斯周边邻国来说，具体情况更容易本地化。这些国家与俄罗斯处于单一地缘政治空间框架内，历史地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

一个尚未失去的帝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获得了对其发展来说相对和谐的规模和内部结构。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文 (Dominic Lieven) 公正地指出，在所有现代帝国中，只有俄罗斯帝国在一个世纪内崩溃了两次，这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反抗帝国义务及其所依据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引发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因素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失败所带来的威胁。

俄罗斯国家于1721年成为一个帝国，其地理范围与300年后大致相当。这并不妨碍俄罗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能在欧洲力量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当时的欧洲力量平衡等同于全球平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的自身能力没有得到显著增强，在1917年帝国解体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得以保留下来，集中在乌拉尔到太平洋的广阔地区。

虽然1991年的地缘政治变化使俄罗斯国家的实际规模缩小了，但并没有像20世纪上半叶大英帝国、奥匈帝国、德国或奥斯曼帝国那样失去其最重要的特性和资产。苏联帝国摆脱了外部重负，但并未撼动其力量基础——集中在西伯利亚到太平洋广袤地域的资源储备与军事力量，并得到欧洲部分的行政资源和人口资源的强力支撑。

俄罗斯国家现在仍然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它仍然面临着管理多民族社会的任务。但俄罗斯民族占主导地位并有能力控制整个疆土，因为俄罗斯民族在国家任何地区都占大多数。

与此同时，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域，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存。这并没有让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缩小到极限程度，并未像 19 世纪欧洲其他帝国——大英帝国、法国、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那样，变成一个狭窄的国家核心的极限程度。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迄今为止成功地避免了试图对1991年后消失领土恢复直接控制的诱惑——尚未失去的帝国不需要重建。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施加的压力，很可能不是新领土扩张进程的开始，而是在解决一些问题，要么是消除安全威胁，要么是对其邻国的行为进行长期修正。俄罗斯接受这些国家已经独立的事实。

当前俄罗斯拥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地位。

俄罗斯同时面向欧亚大陆所有最重要的地区——欧洲、中东、中东和东亚。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选择首要任务方面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不能专注于某一个地理方向。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并不是约束和限制，而是其外交政策的资源，其主要任务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实力竞争。领土是国家在战争期间采取行动或在和平时期进行谈判的基地。在这方面，俄罗斯拥有极其丰富的资源，可以在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各个方向大展身手。

军事力量与经济潜力相结合，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一个外交政策方向对俄罗斯具有存在主义的意义。

正如我们近年来所确信的，不能长期专注于其中一个方向会产生诸多成本。如果其结果对国家的生存没有根本意义的话，很难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支持将国家所有精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外交政策方案上。例如，俄罗斯“转向亚洲”政策受到抑制，正是由于俄罗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证实仅对其中一个方向给予特别关注的结果。俄罗斯的任何新的“地理”作用力——西伯利亚或南部地区，即使它成为首要任务，但出于客观原因也只是短期效应。俄罗斯人口相对较少，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关键是不依赖于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但是，正如俄罗斯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好处远比损失大得多。保留帝国规模、权力自治和地缘政治选择自由使现代俄罗斯独立于外部环境，因此，必须奉行一项政策，其基础不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需要，而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尊重自己的正义理念的愿望与国际秩序中缺乏必要性之间的无休止的摇摆，当然会引起智识的不适。然而，它们的起源具有客观性质。

在俄罗斯外交政策讨论中，有请求组建“朋友圈”的提议，对俄罗斯“没有盟友”一事感到痛心。然而，这种怨言的诚意总是受限于潜在朋友和盟友对俄罗斯国家生存和发展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美国和中国一样，俄罗斯拥有世界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综合实力。

因此，这些大国总是难以确定他们为什么需要盟友——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对他们具有重大价值。

然而，作为一个孤岛式大国和贸易大国，美国需要可以弥补其地缘政治孤立地位成本的基地。这种脆弱性是一种独特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地理位置可使美国在外交意义上审视大多数地区安全问题。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在达到一定程度的内部经济稳定后，也可以推行封闭政策，限制其全球存在。对中国来说，内部状况总是对外部事态重要得多。俄罗斯由于人口稀少，选择封闭要承担很高的代价，因此不能走向封闭，但外部联系也不会为俄罗斯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回到18世纪

如果没有比地理位置更易变的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特性和优势。2020-2021年之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新模式最终形成，而其周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可使人们在俄罗斯的行为中辨别出此前很少表现出来的特性。

全球大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由于内部危机及需要说服本国民众相信其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公正性，其影响俄罗斯周边中小国家的能力已经下降，无力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的崛起及其推行积极外交政策的能力迫使美国及其盟国将其外交政策集中在这一方向上，无暇顾及其他方向。

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俄罗斯的所有邻国，都寄希望于大国独自或在联盟框架内为其提供保护，将其作为自己的外交资源。但目前这种希望正在减弱，中小国家赖以结成联盟的国际制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世界主要大国对这些国际制度重要性的下降却处之泰然。

建立在均势而非制度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未必有利于缺乏综合实力的国家的生存。

俄罗斯在原苏联空间的实力优势及其地缘政治完整性，不是其与更广泛国际背景相隔绝的保证。在这方面，存在一个最重要的特殊问题，即对中等地区强国（例如土耳其、伊朗或巴基斯坦）来说，出现了像中国这样可替代西方模式的发展源泉。其结果是，他们的自主性及应对冒险行为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俄罗斯除与西方发生冲突外，还积极与像伊朗、土耳其或巴基斯坦这样的中等强国发展关系，此前这些国家或为其意识形态对手，或为美国的绝对盟友。

因此，俄罗斯与其邻国及与其他中等强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些国家脱离俄势力范围而转向其他国家求得庇护的过渡。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一样，都在共同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所谓“后苏联空间”在国际政治方面作为一个完整主体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变得模糊不清，但不是以解体的形式，也不是其组成部分被纳入其他权力极边缘，而是正在形成更广泛的共同体。

包括俄罗斯周边地区在内的国际政治，全部回归为更加灵活的均势模式，如同18世纪那样。当然，中等强国无力与大国进行平等竞争，但它们掌握着与其实力相当或更弱小国家积极互动的资源。但对俄罗斯来说，土耳其或伊朗在后苏联空间的存在不会构成其生存威胁，就像与俄罗斯具有同等竞争实力的力量中心在那里确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一样。

莫斯科对其主权边界以外具有“荒野”特点的国际政治越来越有信心，在那里形形色色的大国都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它们不直接代表西方的利益，俄罗斯都能容忍它们的存在。至于中国，其军事实力与美国一样可与俄罗斯相提并论，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其善于将某些国家变成其利益的盲目代理人。这也是使中俄关系得以稳定的一个因素。

在新的国际条件下俄罗斯的政策如何演化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当地时间8月29日，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承认8月9日举行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合法，他已祝贺卢卡申科赢得选举胜利。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的行为还是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它与邻国的关系中，除地缘政治和综合实力考量外再无其他更大问题。但是俄罗斯似乎已经开始转向，在与周边邻国关系中，开始理解其自身规模与利益之间需要维持一种平衡。2020年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和吉尔吉斯斯坦连续发生的危机表明，莫斯科有能力根据可能出现的后果与其基本安全考虑之间的关系来作出反应，而不是顾及历史陈规。

以白俄罗斯为例，俄罗斯的行动非常果断，与此前其对民间表达不满即“颜色革命”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早在8月份，俄罗斯最高层就已宣布准备对白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虽然俄罗斯也怀疑卢卡申科政府的忠诚度。起重要作用的是，对白俄罗斯政府采取最积极敌对行动的力量来自于其周边邻国——波兰和立陶宛。无论波兰还是立陶宛，都不是具有自主性的大国，他们在东欧地区代表着俄罗斯敌对者的利益。

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争中，俄罗斯的立场也是由战略优先方向所决定的，而不是出于历史形成的某些期待。在这一事件中，土耳其站在阿塞拜疆一边，但是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如此令人混沌不明，以至于虽然亚美尼亚遭到失败，但也不能说欧洲或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得到了增强。长期以来，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土耳其都在充当着俄罗斯伙伴的角色，这使莫斯科相信，土耳其的活跃行为总是能被俄罗斯自身或像伊朗这样的中等强国所平衡。

2020年10月热恩别科夫政府的垮台并未引起莫斯科的严重不安，因为这一事件与有影响力的大国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企图并无关联。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力更迭只是导致其国内政局更为复杂，并未触及俄罗斯利益。此外还可以看到，吉新政府的多项决定具有限制或减少西方存在的痕迹。尤其是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后，中亚国家开始极为担忧其安全问题。

2021年10月18日，集安组织成员国的官兵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参加反恐演习。

2021年俄罗斯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采取了折中立场。这种立场不是基于塔利班过去掌权的经验，而是基于地缘战略考虑，即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及积极看待美国在中东减少其存在。此外，莫斯科对阿富汗事件的立场也表明，阿富汗并未将俄罗斯视为对其主权领土构成威胁的源头。至于俄罗斯在集安条约组织中的伙伴国家的安全，或与之相关的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盟友关系条约，莫斯科的立场也是坚定的，8月份在阿富汗边境举行的军事演习可证明这一点。总体来看，俄罗斯一些邻国加入集安条约组织的军事政治联盟，既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约因素，也是其对外政策资源。

上述事例表明，莫斯科在周边地区的行动是出于其国家安全和发展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反击基本威胁的需要，这是俄罗斯与两个与其力量平等的大国——中国和美国进行互动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并不是俄罗斯重点关注的对象。上述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根本性，取决于那些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构成俄罗斯与苏联解体后新出现国家之间关系的战略框架。

力量、空间、时间

影响俄罗斯对邻国行为的因素有三：传统的实力关系、统一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共同的历史经验。国际政治的特性表明，最重要的因素是参与者之间力量的简单对比关系。但对本文所论及的问题而言，地理特征和数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联系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曾经并仍将是所谓“后苏联空间”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因为它拥有众多的人口、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和核弹头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然而，俄罗斯必须始终考虑到，地形并未为其提供与邻国划清界限的可能性，其所作出的决策取决于共同的历史经验。

因此，俄罗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既不是其控制邻国的可信保证，也不可能与邻国相隔绝。有人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要回到过去，回到对前加盟共和国内部发展进行直接控制的某种形式。但这需要俄罗斯凝聚力量，从长远来看，这对俄罗斯经济和国家地位都将是致命的。与邻国相隔绝的政策，需要针对靠近俄罗斯本土最重要中心的边界制定防御战略。但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将创造出一种必要的机会，目的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形成一种有利于建立稳定国际秩序的关系，这种国际秩序不是帝国秩序，即不是直接管理邻国。

在更漫长的外部边界，俄罗斯被很多国家所包围，这是一些仅依靠内部资源无法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的国家。这将使俄罗斯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力量中心，使其邻国产生相应的期待并促进第三国的参与。

对俄罗斯的期待不容忽视，引入第三国参与的条件是不能限制俄罗斯邻国的主权。

莫斯科面临着一个问题，即需要确定与其邻国发展互动关系的新形式，这种形式不需要俄罗斯为其邻国制定国内生活规则或决定其对外政策，但要保证俄罗斯的安全以及相对稳定的边界和平。这项任务是莫斯科对所有邻国的统一的战略，无论这些国家在共同地缘政治空间中处于何种位置。

俄罗斯未来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延续现有经验的基础之上。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即使是像俄罗斯这样拥有丰富资源及实力雄厚的大国，也不能无休止地重复过去的错误。

这将与其内部发展和周边国家正在经历的变化发生冲突。同时，从国际关系学最流行的理论来看，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远不如俄罗斯与欧洲、美国或中国的关系那样易于分析。

在力量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新的国际秩序，都将建立在一系列恒定因素之上，处于首位的就是历史和地理。

俄罗斯与前苏联国家有着共同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共同的历史经验，它们影响着所有的理论推论。

中国无论变得如何强大，除北方外，其四面八方仍然被几个世纪以来对它并不信任的中小国家所包围。无论印度的经济进步和人口指标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国家永远是一个半岛，很容易被敌对国家或自然屏障与大陆相隔绝。无论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下降到何种程度，其中心地位及其地理距离的便利仍将是相对成功和富有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将在国际政治中保持其“孤岛”的地位，无论未来几年其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如何变化，也无论美国社会将如何发展，美国始终不会将任何地区的挑战视为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

就俄罗斯周边的实力构成而言，在19世纪欧洲列强中，只有俄罗斯占据着独特位置，因为它仍然被从帕米尔高原到波罗的海的昔日帝国统治下的国家所包围。只有在东方，俄罗斯与伟大中国接壤，俄罗斯从未控制过中国，除军事实力外，在现代大国实力的所有方面，中国都超过了俄罗斯。与奥地利或土耳其不同，俄罗斯在规模和整体实力方面比邻国强很多倍，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仍将保持这种地位。

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发起示威，抗议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图自AP

对所有邻国来说，30年来俄罗斯的兴衰起伏都是其发展及实现其目标的最重要因素。

对从西部的爱沙尼亚到东部的吉尔吉斯斯坦这14个主权国家来说，俄罗斯对其国家安全都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对外政策行为，仍然是俄罗斯保障安全及与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大国互动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与其邻国都是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在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下进行互动。

历史、历史事件及历史经历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惯性基础，因此不可否认俄罗斯与其邻国的共同历史。尤其有必要认真对待那些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使俄罗斯在其地理空间内依赖于特定的大国行为路径，而且，共同的历史经验形成的一些后果与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密切相关。但与地理条件不同的是，过往情形和决策对外交政策的决定性是可以克服的。一国在民族国家疆界外要按照可确保其未来生存的路径来行动。实际上任何成功的对外政策都是克服既定路径的范例，要利用一国可支配的资源，巩固其持久性。作为实施这一战略任务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地位和武力并不是其负担，在俄罗斯与邻国的关系中，地缘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是它的资源，这与其他国家一样。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它的邻国，直到现在，也就是苏联解体30年后，才开始为自己创造新的历史经验。俄罗斯由于其规模及强大国家性的持久传统（至少五百年），在既定条件下的行为从来都是理性的。对其邻国来说，克服历史“路径”则更为重要，它们（无一例外）才刚刚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其地缘政治和客观实力布局的框架内对自身命运承担着责任。

如果现实政治是面向未来的，那么历史经验决定着现实政治应该超越的框架。而且，在30年时间里，前苏联所有国家都走过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发展的漫长道路，在此过程中，与俄罗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否认共同的历史经验或试图与邻国相隔绝，不应成为一种目标，因为这与地理位置相矛盾。但是，如果一国的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复仇性，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政策才是过去路线的延续。

期待俄罗斯在历史框架基础上制定对邻国的政策，就意味着认为回到过去是一种任务。这就是说，莫斯科正在管理着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帝国秩序，意味着现有的独立国家要重新并入俄罗斯。这种可能性已超出理性和愿望的界限。因此，俄罗斯对其邻国的政策不应基于历史预期，而应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形成的国家利益的观念。

正是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使得俄罗斯可以更灵活的方式与邻国互动，引入处于历史形成的边界以外的大国，共同解决俄罗斯对外政策任务。换言之，俄罗斯可以一种新的身份并依靠其地缘政治地位，沿其外部边界推行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应在利益范围与俄罗斯的存在之间规定清晰的分界线。与其直接接壤的近邻空间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在更广泛的全球性进程和任务背景下才显出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与俄罗斯具有同样规模和雄心的国家将自己的利益局限在明确界定的地理区域内，那将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利益区意味着关系的专有性，在现代世界难以想象。但这也要求邻国能够不以历史经验和神话为基础，而是在评估自身状况的基础上执行成熟的对外政策。

既不为理性，也不为人心

俄罗斯新的政策正在形成，说其新，表现在将以更加个性化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邻国。

这种新政策的基础是尊重各国主权，同时考虑不同国家对俄罗斯领土安全的重要性。

这种新政策能够使用共同的历史遗产，但不能成为历史遗产的人质，同时依赖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独特地缘政治地位，可在多个战区行动，并通过增强与邻国互动的灵活性，实现保障自身安全政策的持久性。

为使这一政策取得成功，灵活、开放的互动哲学应该成为其周边地区合法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俄罗斯对这种秩序的形成负有特殊责任。这一进程不可能是简单的，也不可能按照制度有序实施，但这一进程要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

俄罗斯不大可能追求在其周边形成清晰的分界线，尽管在某些邻国相对古老的进程中，希望出现这种情形。文明的边界取代自然地理障碍，在国际政治上尚无先例。土耳其与现代欧洲政治文化的差异已成为土耳其融入欧洲共同体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正是因为存在着地理先决条件——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亚两洲分隔开来，虽然土耳领土的极小一部分位于欧洲海岸。

芬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恰恰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最长的陆地边界相连，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同样地，欧盟东扩后试图建立行政-文明边界，以取代自然边界，成为当前欧洲国际秩序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无论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内部变化进程走得多远，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缺乏天然屏障，其国家性的命运对莫斯科来说必然非常重要。况且在这些国家的另一边还有另一个国家，我们无法相信这个国家能够维持长久稳定。无论土耳其、巴基斯坦或伊朗的外交政策看起来多么自信，这些国家在维持国内秩序方面都经常遭遇到各种困难。对安卡拉、伊斯兰堡或德黑兰的影响力寄予希望，认为它们可以稳定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局势，是非常轻率的。

普京：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无路可退” 截图来自路透社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有必要取悦于周边国家民众。 争取“理性与民心”的概念本身似乎就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基于一个假设，即武断地否认合作伙伴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概念是20世纪下半叶历史的产物，当时欧洲列强、苏联和美国正在应对民族自决运动的爆发。这一过程发生在两极激烈对抗和相互排斥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斗争的条件下。两种意识形态都要传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传播与主权国家的权利相冲突。在大国竞争框架内，每个国家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独立的国家不仅能够在形式上独立，而且能够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独立思考。

影响公众舆论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况且，政策的大众基础不大可能缩小。一百年来，当大众的意见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所有国家都形成了一种与舆论互动的统一模式——制定标准并强制大众意见与之相符。在国际关系中，心理战不仅逐渐成为冲突期间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惯例，即便双方合作期间也是如此。

从定义来看，如果俄罗斯不去左右邻国的舆论使其有利于自身的话，那么其他竞争性的大国也会去这样做。换言之，呼吁莫斯科更积极地争取邻国居民“理性与民心”，无非是要求俄罗斯在其领土上与第三国进行激烈的心理战。但是，这种战斗越是激烈，俄罗斯的邻国获得独立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就越是远去。随着俄罗斯获得宣传自己的机会，它们的空间就开始逐渐变成没有独立意义的零和博弈的地区。

考虑到我们假设俄罗斯的战略重点恰恰是邻国的独立性，争取邻国“理性和民心”本身并不是俄罗斯政策的优先方向。但这仍有必要：首先，提高俄罗斯的吸引力，以改变其人口状况；其次，帮助新独立国家的精英形成决策能力，使其遵循理性选择，而不是依赖于外部所传授的观念。这项任务当然非常复杂，远比通过国家政策培养一批对俄持积极态度的邻国公民要难得多。惟其如此，这种做法才可为战略上更加稳定的局势创造先决条件。

为此，俄罗斯必须摒弃将邻国武断地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历史经验，奉行利用自身独特实力的政策，而不是依赖于自身实力，不是将其作为保持特殊地位的先决条件。

俄罗斯的力量不在于邻国依附于它，而在于在任何情况下其行事能力都比竞争对手更加有效。在力量平衡条件下，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是既定的，这种既定性总是因准备使用武力而得到增强。这种主导地位是俄罗斯有意使其邻国独立做出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的邻国不应抱有莫斯科会为其忠诚买单的幻想，也不应认为可以忽视共同地缘政治空间内客观的力量布局。理解这一点，应成为改变对俄罗斯历史认知的可靠方法，不应将俄罗斯视为宗主国，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按照定义来说它是一个友好大国。自主决策的能力意味着其行为不是基于历史经验，而是出于对其地位的理性评估。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表现出这种能力，其关心的是其与西方的冲突不要演变成为危险的军事对抗。

为实现更长久的成功，俄罗斯必须调整其周边政策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其内容总是要取决于更具广泛性的考虑——全球范围内力量平衡的变化，与中等博弈者（欧洲、土耳其、伊朗）的关系，以及邻国的内部演变。现在还不能说哪种方法将使俄罗斯的行为在纯粹的对外政策行政管理中取得成功。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能否完成政策任务，将取决于上述条件。参与者在实力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没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在这一空间就难以形成地区性国际秩序。每个国家都不应在统一的规则和义务体系框架内，而应在与外部伙伴的双边关系中完成最重要的发展任务，俄罗斯在其中则占据中心地位。从本质上说，俄罗斯因素是这一空间内唯一的系统性因素，其他国家都在因应这种因素的影响调整自己的政策。俄罗斯对邻国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其自身安全与邻国的命运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