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维波】

2020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必然是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未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也将会对各地抗疫成败的关键因素等问题做出总结。这篇文章则先从流行话语中，整理出四种较宏观的因素来解释各地防疫得失。

当然，防疫的成败得失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来观察，不能骤下定论。例如在中国台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似防疫颇为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有时可能是建立在非防疫相关的原因上。

例如，台湾当局一直号称其防疫成功乃是因为“超前部署”，但是所谓“超前部署”本质上只是出于反中的动机与举措，在武汉疫情刚开始萌芽且情况不明时，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隔离与禁止方式，防范大陆来人与台胞。

2021年7月12日，台北市，市民佩戴口罩出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究其根本，台湾并不是根据当时获取的信息做出了科学判断，而是政治性的考虑，只是这个政治性动作恰巧符合了严格有效的防疫措施。如果这个病毒是从美国或日本开始，台湾就不可能有此“超前部署”了。

所以，台湾的超前部署并不是建立在科学或者是有效能的组织计划、执行能力上面，而是一种反中的情感政治，是企图污名中国的措施。事后证明效果只是误打误撞而已，但是台湾却因此误认自己有超强能力去防御疫情。

以下，我将整理与试论四种可能影响各地抗疫成败得失的流行假设，它们或许粗疏，但却是日后更细致探究的初步准备。

1. 政治体制论

第一种是政治体制论，简单来讲就是选举民主制和非选举的集权制之差异影响因素是防疫成败的关键。西方媒体与舆论在武汉疫情刚爆发时便是持此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罗沙（Mario Vargas Llosa），2020年3月17日他在西班牙报纸上说，只有独裁不民主的国家才会发生新冠这样的事情，民主国家是不会让疫情蔓延的。类似的观点颇多，纽约时报中文网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

但是很快，事实就证明罗沙等人的说法不对。而且因为中国大陆的抗疫成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抗疫失误或失败，政治体制论逐渐走到了它的反面，很多人开始议论：选举民主体制其实很难迅速有力地成功抗疫，而集权体制不被各种相冲突的民意掣肘，反而容易抗疫成功。

特别是在两党及其支持民众彼此恶斗、抗疫不忘选举的影响下，选举民主制的国家往往以选情为优先考虑。例如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始终倾向淡化新冠的危险与严格防疫的必要性，除了考量严格防疫对经济的影响外，也有开脱特朗普抗疫失利的意图。

2020年10月2日，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被转移到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但是，“选举民主政治体制不利抗疫”的理论曾有个问题──当时台湾是个例外，其抗疫的优异数据很难替西方的抗疫失利开脱。然而，台湾在那段时间不知韬光养晦，不断对外大力宣传自身抗疫与民主体制的成功（“Taiwan can help”），一再喧宾夺主，毫不知觉自己已是西方媒体的眼中钉了。

这极可能是2021年5月疫情在台湾蔓延后，西方媒体普遍都在酸台湾的原因，西方急于证明台湾根本就是侥幸与吹牛，并没有真正的抗疫能力。政治体制论显然容不下特例的存在，台湾的短暂成功只是意外，只是走运。

那么，政治体制论的未来呢？最近西方像CNN在报导中国疫苗接种的惊人速度与数量时，仍然枉顾事实地将之归诸于中国政府的强迫。看来政治体制论在将来依然会是西方主流话语对这段时期抗疫成败的主要解释。这个解释也比较符合西方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持续与中国对抗的状况。

2. 人民素质论

对于防疫成败得失话语的第二个流行论述是“人民素质论”。在中国台湾，人们很喜欢讲：台湾人是很有素质的（例如教育水平与人均收入高，遵守防疫命令与规矩等等），因此之前防疫做得很好。

其实人民素质论的主要代表应该是瑞典。瑞典的防疫基本上诉诸人民或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其使用的名词是“个人责任感（personal responsibility）”，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跟进这个话语。一直到最近，英国首相强生在Delta病毒威胁下不顾一切解封时，都还诉诸“个人责任”取代法律强制。

人民或国民素质在防疫上当然也是重要的，例如人民自动自发防疫，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政府法令和基层监督，单单靠人民教育素质其实是很难说的。毕竟，很多素质高的人太注重自我自由，而不看重群体责任。最终，瑞典的防疫不能说是成功的。

素质论有的时候很难界定。比如说，有的台湾人说：我们素质很高，所以无法建立方舱医院，因为台湾人注重隐私，一定要一人一间病房。可是大陆人民愿意和上百人在方舱医院共处，这种集体精神与修养和能力，难道不是难得的素质吗？

此外，国民素质论往往会把防疫的失败归罪于外国的移民，包括黑人黑户、移工外劳、暗娼色情等等。然而我们都知道，所谓素质高的人在咖啡馆里继续维持他的高素质生活方式时，还是有很大可能会传播病毒的。

人民素质论也可能将贫穷国家抗疫的困难都归诸于其国民素质，而忽略了国家在基本建设与动员组织等能力上的不足。还有的时候，人民的素质其实是受到政权的素质所影响。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以种族歧视方式说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影响了其支持群众的种族歧视态度。

2021年初，拜登上台谴责种族歧视称呼后，台湾官方在正式场合仍不愿在中文上纠正过往的歧视称呼，只以英文covid-19来指称，完全无意纠正部分台湾民众的“武汉病毒”称呼，因为这正是台湾官方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中文称呼。此例显示了种族歧视的政权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素质。

3. 文化论

关于防疫成败得失的第三种流行话语是文化论。冷战以后的文明冲突论、多重现代论都强调文明文化的差异与作用，这使得文化论有一定的市场，最现成的就是诉诸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但是亚洲各国的防疫表现并不一样，有起有落。即便是口罩文化，起初也仅限于日本与台湾，从前大陆无论感冒或过敏都没有戴口罩的文化习惯。

在新冠流行前，一些欧洲人对于戴口罩的亚洲观光客反感，如果这种厌恶不仅是因为口罩是疾病的象征，而且还将种族健康视为种族优劣的表现，那么这可能使得口罩与某些西方白人的身份认同与排外政治产生更紧密的连结。

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最近有个关于文化论的说法。他说中国抗疫的重要现象就是对于疫情的零容忍，也就是要清零，这就是“生命至上”。

如果不清零，就会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在那里病死。“生命至上”是官方提出的纲领要求，但是张文宏认为落实纲领必须结合大家共同的信念，全社会才会认同为了保存生命而采用过于严格的措施。

2021年7月7日，张文宏在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开讲《传染病与人类：年轻一代的挑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张文宏解释说，这个疫病的特色是老年人的死亡率很高，所以需要青年人牺牲自由来换取老年人的生命和生存自由。而这样的交换则是建立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上，要孝顺家中老人安养天年。

归根究底，清零的严格防疫措施与生命至上的防疫纲领，加上中国的家庭观念要保障老人生命，使得中国抗疫成功。这就是一种文化论的观点。

张文宏的“重视家庭与老人“的文化论说法，确实可以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0年3月的言论相对比。那时约翰逊否决了更严格的防疫措施，显然倾向彼时有些人倡议的通过大规模感染（包含可能的死亡）而达到群体免疫。

英国首相约翰逊2020年3月底不幸确诊新冠肺炎。资料图

约翰逊直白地说：“病毒将会更进一步传播，而我必须对英国公众说实话，将会有更多更多的家庭失去所亲爱的人，他们无法享寿天年”。

约翰逊说话里提及家庭，表示家庭在英国人心目中仍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只是老人可能难免被牺牲。意大利在医疗资源挤兑时，也曾做出放弃救治高龄者、挽救较年轻者的决策。这些并不表示他们不重视家庭或老人生命，只是价值取舍与权重上不是至高顺位的。

在其他通俗的文化论话语中，有人认为两岸中国人都很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生命的价值很高。出于惜命，大家都很规矩，服从抗疫的要求。

这使得在反抗戴口罩方面或者是反隔离方面，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没有那么多抗拒，极少数偶发的反口罩与反隔离幷没有理论化，也没有阴谋论，更没有组织化。由此还彰显出中国有一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注重实用、实际与实事求是。

但是务实的态度也好，尊重生命与家庭观念等等，其实别的文化也是有的。不过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利于尊重生命或家庭观念时就难以彰显。又比如，像美国哲学曾经流行实用主义，按理说其文化应该有务实的一面，但是在其目前意识形态化与极端化情况下，便妨害了务实的精神。

无论如何，我认为文化论还是有一些解释力，但是文化需要与社会和经济适应发展。例如当乱世人命如草芥时，惜命文化便难以存在。文化论需要和其他解释模式配合，才能有解释力。

4. 社会体制论

第四种解释抗疫成败的模式是社会体制论，在此，我们以中国大陆的成功经验为范例。毕竟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与地理大国，复杂的地域气候与城乡构成，国民教育程度不一，但到目前为止却在抗疫上能够有良好表现，当然值得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即便这样的中国模式不能全部复制，但总是一个参照系。

中国的经验是比较复杂的：从中央到地方，连基层组织社区都能动员起来成为准战时体制，所以有人讲抗疫是一种人民战争；而且土洋并举，既有土方土法，也有充分的科学现代武器。

像火神山医院的快速建造，既是工业能力，也是人力资源能动性的表现。从大方向来看，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中国”这个部分表明还是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因素（例如务实的文化精神）同时也是接地气的，符合中国民情与社会现状的考量等；至于“社会主义”这部分，抽象地说，是和市场自由主义对立的，也就是强调群体-组织-团结，而不是个人-自发-市场。

2020年1月31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抢建全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是，我们也不应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切割来看：毕竟群体-组织-团结的“社会主义”表现，总是通过“中国”的家庭观念、务实精神、珍惜生命等等这些文化因素来形成，以致于能吸纳而非完全排斥来自个人-自发-市场的动力。

所以，从社会体制论讲中国模式，也不只是社会主义、公共医疗体系、集体主义、中央地方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的，还是要人能够发挥这种能动性。

像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表明了政治责任，是共存亡而没有退路的决心，这不像其他国家还要观望下届选举。或者像台湾，指挥中心的陈时中始终在第一线，蔡英文则总是在幕后，几乎可以不为防疫成败负责。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将防疫成败归因于社会体制，并不表示没有人的因素：人民的素质或个体的努力仍是重要的，只是现在不是孤立的自由个人在市场下面集结，被看不见的手推动，而是在组织动员与集体抗疫的号召下，每个人能动起来，而这些个人也必须成为体制的承担者。在武汉早期的抗疫中，出现各种类型个人主动与奋进的感人行动，都是在一个集体大目标下被感召的行动。

由此可以说，因为抗疫这件事本身涉及个人要配合群体和组织的动员，不是市场自由主义能够轻易调动与自发协调的，所以我认为在抗疫这件事情上，能给予国家更多施力空间的社会主义体制，肯定要优于自由主义。

此外，传统个人自由主义非常重视隔离、普筛、疫调、（软性）强制接种疫苗等对个人行动的限制，对隐私的侵害，以及政府权力扩张与对个人讯息的掌控。即使病毒对生命构成威胁，都还出现“不自由，毋宁死”的提法。这是自由主义在抗疫方面“先天不利”的因素。

台湾并没有真正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原本抗疫应该不至于荒腔走板。但是由于坚持极端反中，因而逐渐丧失中国传统的务实文化精神，甚至会纠结于进口BNT疫苗包装上不得出现中文字的荒谬限制，以致于拖延耽误疫苗进口。

诚然，任何政权在抗疫上都会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首要仍需根据科学因果的规定，而科学专业的背后则是有诸多价值的权衡指引，包括生命、健康、自由、隐私、团结、平等、公平、经济和生计等等普世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目标的权重取舍，则受到所在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和文化所影响，不同体制与文化会对诸多价值进行排序。例如对于生命的重视，在重视家庭与老人的文化与社会主义体制里，便会和重视个人自由的文化与资本主义体制有所差异。

5. 为何论成败？如何论成败？

本文以上的立论可能面临两个彼此相关的基本质疑。

第一，为何要讨论防疫的成败？为何不以自由与隐私的人权保障为最高价值，并且以之为讨论疫情的焦点？讨论防疫成败，本身就是问题意识的设定，不利于个人自由主义。

第二，防疫成败的标准为何？若按照“常识”，例如降低死亡与确诊人数（最佳是清零），维持医疗与筛检量能，尽速恢复正常经济…这些指标，等于预设了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这对于西方的“失败国家”是不公平的。

更直白地说，西方是极不甘愿接受中国是抗疫最成功的国家。那么，如果不以常识的成败论防疫，不论确诊与死亡人数等等，而以成功维持不干扰个人生活、或者未来疫后的经济重建等等为指标呢？

2021年7月，彭博社做了一个名为“抗疫韧性”（resilience）的统计，题为《当世界终于重启后，最好和最坏的居住地》，结果发现美国的抗疫才是第一名。

彭博社认为衡量抗疫成功的标准就是解封后“正常化”的程度，也就是疫情过去后能一切如常与恢复正常生活。如果依然禁止大规模群聚、隔离入境、佩戴口罩等等则表示生活没有恢复常态，抗疫还没有成功，也就是对抗击疫情缺乏韧性。

彭博社文章将评估抗疫成败的时间点挪到“重启解封”，也就是不计抗疫过程，“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其背后的假设首先就是：科技（疫苗）才是抗疫的决定性武器，由此形成群体免疫，确保新冠不会大流行，并最终成为与人类共存的“大型流感”。

科技（疫苗）决定论是本文没有讨论的（第五个）防疫模式。西方发达国家认为高效率的西方疫苗一旦形成群体免疫，就能扬弃“前现代”（中国式）的封城隔离，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过正常生活。变种病毒是否会使得上述设想变得过度乐观，犹待观察。

南宁：15-17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至于新冠病毒将成为“大型流感”，出自特朗普之口，有淡化疫情之嫌，乃是不得不接受病毒常驻的现实妥协。然而，新冠感染与治疗的后遗症，未来重症与致死的比例，体弱与年长者面对疫情流感化的政治态度、行为与心理反应等等，其实都不确定，也可能对流感化暗含的“杀老策略”产生对抗。寄望于与病毒长期共生并存的流感化策略，由于涉及变量不少，其成功还有待未来的检验。

目前人类是否已经处于新冠疫情的中晚期？或初期而已？也许谈论防疫成败还言之过早，谁都不应自满。

此外，以国家为单位来评估防疫，有忽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虞。西方政治理论曾设想自然状态中所有人与所有人的对抗，由此推论出建立国家政府的理想原则。今日的自然状态其实是病毒与全球所有人的对抗，是否能由此推导出理想的全球合作原则呢？

（本文原系2021年6月11日《新冠显影：疫情下的台湾》论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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