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博文】

有关南京政府时代的论著，对这个阶段的描述，通常分歧极大。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者把南京的十年称为中国的建国时期。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在军阀时代的废墟上，面对外国的阻挠，英勇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蒋从在长江下游的一小块基地着手，在他消灭了地方上的对手后，逐渐把南京政府的权威扩展到中国各个省份。这些著述告诉我们，至1937年，他已经建立了一支强大而又高效的国民军。像法币改革和工业化方案这些英明的政策，帮助南京政府创建了中国的新时代。

在这些学者看来，蒋在这个阶段中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于蒋认识到中国无法与日本的军事机器相抗衡，他尽可能长地推迟战争。国民党史学家认为蒋有一个消灭内部敌人和培养国家力量，以便中国将来与日本作战的精心备战计划。他们认为，他几乎就要获得成功。不幸的是，由于中共的谋略以及中国民众和张学良没有理解他的想法，中国被迫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进行战争，并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国民党的反对者则描绘了完全不同的场景。他们把南京阶段说成是软弱和动荡时期。当中国不放一枪把整个东北交给日本人的时候，这种软弱导致了日本的强硬派极其蔑视中国的军队，拒绝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像样的对手。事实上，当1937年日本进攻中国时，日本指挥官乐观地估计，南京政府可以在几个星期至多6个月内被击败。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轻视，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误算。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在1931年加以抵抗，日本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1931年中国的不抵抗，也注定了企图抑制关东军的日本温和派的命运。当极端分子以极小的生命代价取得了如此容易和深受鼓舞的胜利时，抑制关东军完全是不可能的了。由于关东军胜利的影响，日本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剧变。军人掌握了权力，而政党的政治家们则成了明日黄花。因此，可以认为，蒋的不抵抗政策，帮助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

国民党的批评者们也否认蒋所说的他有一个构建国家力量以作最终的抵抗这一精心计划。他们把20世纪30年代南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拖延和软弱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精心建设的战略。蒋对“剿共”战争的专注是避免解决棘手的日本问题的借口。为了迎合东京，蒋还放弃了诸如保护关税或国联的发展项目这些本来可以使中国强大的政策。诚然，蒋确实建立了其规模可以说与日本相同的军队，但日军在1937年时比1931年时要强大得多。

另外，由于中国多年来的退让，日本已经在蒋抵抗前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东北、热河、冀东、内蒙古。日本已经破坏了中国在平津、山东、上海地区（1932年的停战协定限制这里的防御），甚至在福建和海南岛的防御，在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侦察为侵略扫清了道路。因此，蒋的批评者认为，南京的军队建设一直被日本的军备整顿和对中国的蚕食所远远甩在后面。“先安内”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蒋介石（资料图）

因此，对蒋介石在南京时代的成就，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看上去矛盾的解释可以调和吗？实际上，日本问题对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起着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如果我们根据地方势力的内部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那么，日本问题促成了更加伟大的民族团结。

当1931年日本首次进攻的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只不过是一群名义上服从国民党的地方实体。在1928—1931年之间，南京时代早期的政治与军阀时代的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蒋仅是同类人中的佼佼者而已。在他们之外，如日本，是其权力游戏中不可动摇的因素。

日本征服东北，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对这个国家的生存造成了一种独有的外来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蒋的地位。日本通过征服他们的领地、击败其军队、并将其逼退，消灭了他在华北的许多对手。

另外，日本对华巨大而无休止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这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就是中国只有团结起来反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且，这时只有蒋介石具有领导这个国家的资格。当像西南联盟、福建叛军或西安的势力这些地方领导人，因蒋介石软弱的对日立场而对其进行攻击时，他们总是被怀疑怀着个人的动机。蒋的地方对手总是无功而返，无法在抵抗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不过，蒋介石无法利用日本问题来获益。在中国政治中，日本问题最大的后果是“民意”的兴起。一起又一起事件、一次又一次耻辱激怒了所有政治派别的中国人。学生、商人、士兵和政府官员被日本人看似没完没了的要求所激怒。在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军队中产生了强大的势力，本应潜在地用来巩固国民政府，但蒋介石无法利用这支新的力量。

当然，蒋努力建设一个可以统一中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但他想要的是一个基于军事力量的保守、独裁的政权。他对群众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这种独裁政权在20世纪已很普遍，没有理由设想这样的一个政权在中国会不成功。但这种政府缺乏像中共那样吸引广大农工群众的社会纲领。

对一个寻求团结和力量的保守派政府来说，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诉求就是民族主义。诚然，国民党运动已被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来；在蒋的领导下，它的社会方案被改头换面，民族主义是主要的思想支柱。

中国许多保守的军事领导人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例如，阎锡山举起了抗日旗帜，也顺带进行反共。用利蒙•冯•斯拉克的话来说，他把抗日问题视为“一面旗帜，用来吸引可以帮助统治人民的有才干的人……他不愿或不能担负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但民族主义是一种他能够尝试的吸引力，而不需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

同样，蒋介石在社会上是保守的，不愿利用动员的途径或阶级斗争来构建政治基础。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蒋很难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一旦蒋离开首都南京几周几月，南京官员在日本的压力下改变政策，并镇压所有抗日情绪的表达时，南京就对日本的要求显得软弱和驯顺。

因此，20世纪30年代，蒋无法利用民众舆论的大规模爆发来巩固他的政权。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些，并得到学生示威者、救亡分子的支持者及政治上表现积极的民众的支持，他本可以吸引许多有才干的个人的支持和献身，来充实他的政府和军队。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到1936年秋，民族主义问题是不利于南京政府的。在其他情况下本应被激发起来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中国青年却变得离心离德。

蒋也别无其他的选择。他似乎心仪法西斯主义，想把它作为民族统合的工具，一度热衷于蓝衣社的活动。不过，如果他让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在南京发挥更加主导的作用的话，日本人的强烈反对将注定绥靖政策的失败。蒋发起的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感染多少中国人。

如果蒋在这场运动中能不加限制地容纳一种更加明显的国家主义的诉求，它可能会在构建其政权时成为重要的因素。绥靖政策封死了这种选择。为了适合他的政府的需要，蒋不得不转向被日本人所接受的像黄郛和唐有壬这样的人。不幸的是，上述这些领导人不得人心，并缺乏大部分中国民众的信任。

因此，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引发巨大的民意压力，没有为蒋所用。救亡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对蒋的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要比对南京政权大得多。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运用民族主义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把他们仅仅视为南京时代许多地方势力中的一种的话，那么，这种信任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他们举着抗日旗帜，但福建、广东和其他人统统如此。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许多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它提出的社会和政治纲领远比国民党及其地方领袖们的纲领要先进。但至于日本问题，是蒋介石和日本人自身把共产党置于了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由于蒋把中共的活动作为无法对日开战的借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开始呼吁实行统一战线。与共产党的合作被视作等同于抗日。

东京坚持中国联合日本与伪满洲国共同防共，这产生了与上面类似的影响。在华北，自治运动的借口是“剿共”，伪政权的名称中似乎总是包含“反共”的词语。至1937年，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乐于采用的这些口号，以及“反共”和“剿匪”的词语，被看作妥协，并被视为迎合日本人。统一战线及与苏联合作的思想意味着抵抗日本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问题造成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并提高了它的声望。

因此，蒋介石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需要民族主义作为统合的工具，除非他愿意挑战中国强大的邻国，否则，他无法利用这种工具。不幸的是，那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占有优势地位，并具有侵略性。由于避免与日本作战，蒋造成了民众对他最为痛恨的那股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最终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一个蒋介石政府完全无法完成的任务。只有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才能开启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国民族国家之路。但这场创建的建筑师将是毛泽东，而非蒋介石。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