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丹媚】

两个多月前，一则来自美国说唱歌手阿泽莉亚·班克斯（Azealia Banks）的推文，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印度尼西亚的舆论场中激起了复杂的涟漪。

在贴文里，班克斯直言不讳地称印尼为“世界垃圾桶”，并将其与印度相提并论，形容为一片“被污染的废土”。

不止于此，她还进一步表达了对印尼民众健康的担忧，预测全球垃圾的涌入将在未来200年内导致印尼劳动力萎缩，并尖锐批评那些热衷于太空探索的亿万富翁，敦促他们将清理地球海洋的垃圾作为更优先的事项。

这番不加掩饰的批评在印尼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风暴。然而，这场风暴并非简单的民族主义愤怒。在大量被冒犯的言论之下，涌动着一股更为复杂和痛苦的暗流。

在相关的网络论坛讨论中，许多印尼网民的反应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内心矛盾：一方面是国家荣誉感被刺痛，另一方面却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力承认。诸如“兄弟，叫某些人别再送垃圾给我们了”以及“她说得有道理吗？”这样的评论，清晰地勾勒出民众在民族自尊与严峻现实之间的挣扎。

这片数字世界的喧嚣，恰恰是印尼所面临危机的真实写照。从网络上的争论转向现实世界，一幅更为触目惊心的画面在东爪哇省的村庄——如特罗波多（Tropodo）和邦贡（Bangun）——徐徐展开。

在这里，空气中终日弥漫着刺鼻的毒烟，源自数十家豆腐作坊，它们以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塑料垃圾为燃料，日夜不停地燃烧。这种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不仅笼罩着村庄，也渗透进当地居民的食物链与身体，将抽象的“洋垃圾”问题，转化为具体而致命的健康威胁。

特罗波多村豆腐企业家使用塑料废物作为油炸燃料

因此，印尼的“洋垃圾”危机远非孤立的国内环境治理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体系崩塌后的直接且可预见的恶果。

在处理“洋垃圾”问题上，2018年，中国全面实施“国门利剑”政策，彻底改变了全球废弃物贸易的格局。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在这场全球性的“垃圾大洗牌”中，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一种近乎“掠夺性”的方式，将其废弃物处理的重负转移至东南亚。本文也将揭示，印尼是如何因其国内的法律漏洞、产业依赖和监管失灵，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并最终使其最脆弱的公民，为这个破碎的全球体系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与健康代价。

第一部分：全球棋盘重置——中国“国门利剑”如何改变一切

2018年之前的全球废弃物贸易格局

在2018年之前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的废弃物处理体系存在一个明确的中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制造业产能和对原材料的渴求，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可回收废弃物进口国。数据显示，在“国门利剑”政策实施前，中国处理了全球将近一半的可回收废弃物，并消耗了全球55%的废纸。仅在2016年，中国平均每月进口的塑料废弃物就超过60万吨。

对于以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而言，这个体系提供了一种极其便利的解决方案。它们得以将国内产生的巨量废弃物，特别是混合塑料和废纸，以低廉的成本出口至中国。这不仅解决了其国内垃圾围城的困境，更在账面上维持了较高的“回收率”，从而在全球环保议题中占据道德高地。

在经济上，这种贸易关系看起来似乎也是互利的：中国获得了廉价的工业原料，而西方国家则成功地将废弃物处理的经济与环境成本“外包”。然而，这种便利的背后，是一种对国内回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忽视和一种不可持续的依赖。

“国门利剑”的雷霆一击

2018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实施“国门利剑”（National Sword）政策，这一决策彻底颠覆了既有的全球废弃物贸易格局。该政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中国环保战略的必然升级。在此之前，中国已通过2013年的“绿篱行动”（Operation Green Fence）等措施，逐步收紧对进口废弃物的监管，预示了更为严格的变革即将到来。

“国门利剑”的核心，是基于对国内环境污染和民众健康风险的深切忧虑。长期以来，大量夹杂着污秽甚至有害废弃物的“可回收物”涌入中国，远远超出了处理系统的负荷，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二次污染。

这项政策明确禁止了包括废塑料在内的24种固体废物的进口，并对允许进口的废纸等原材料，设定了极其严苛的杂质含量标准——不得超过0.5%。这一近乎99.5%的纯度要求，对于习惯了出口低质量、混合不清的“可回收物”的西方国家而言，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一项环保政策，更是一次国家主权的彰显，是中国明确拒绝继续充当“世界垃圾场”的宣言。

广州海关“国门利剑2019”行动立案1.9万起，案值328亿元。中新网

全球体系的改写

“国门利剑”的影响立竿见影，对废弃物出口国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的塑料废弃物进口量应声暴跌99%。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随之剧烈震荡，例如，混合废纸的价格从每吨75美元骤降至几乎为零。美国乔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将有高达1.11亿吨的塑料废弃物因中国的禁令而无处可去。

发达国家长期依赖的废弃物处理体系瞬间失灵。从俄勒冈州到缅因州，美国各地的社区被迫削减甚至完全停止了回收项目，居民们只能将原本可回收的塑料和纸张扔进垃圾填埋场。费城等城市甚至开始焚烧大部分回收物，引发了对空气污染的担忧。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无情地揭示了西方国家废弃物管理体系的脆弱性与虚伪性——它们的所谓“回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出口问题”之上的。

这场由中国政策引发的全球震荡，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全球回收危机并非始于2018年，而是早已存在。西方国家推行的“一次性文化”与“眼不见为净”的出口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国门利剑”并非危机的创造者，而是危机的“揭示者”。它移走了那块遮羞布，迫使发达世界直面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真实环境代价。

因此，随后在东南亚上演的“洋垃圾”危机，并非一个新问题，而是同一个旧问题的地理转移——从一个日益强大、有能力拒绝承担这一重负的国家，转移到了那些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议价能力较弱的国家。

第二部分：毒潮南下——“垃圾接力游戏”与东南亚之殇

“掠夺性体系”的启动

随着中国的大门轰然关闭，全球废弃物贸易进入了一个混乱而野蛮的新阶段。被拒之门外的数千万吨废弃物，急需寻找新的倾倒地。于是，一场被环保组织称为“掠夺性”的搜寻开始了。

废弃物出口商们的目标，不再是拥有成熟处理能力的合作伙伴，而是那些监管宽松、环境法规不完善且急需外汇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生态学教授罗兰·盖尔（Roland Geyer）指出，塑料垃圾开始被“转移到那些管理不善风险高、泄漏率高的国家”。这并非一次负责任的供应链重组，而是一场赤裸裸的负担转嫁，一种被广泛称为“废弃物殖民主义”（waste colonialism）的现代体现。

第一波冲击与迅速反应

东南亚国家，因其地理位置邻近且经济上对贸易开放，成为了这股“毒潮”的新目标，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首当其冲。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塑料废弃物月进口量从2017年初的约2万吨，飙升至2018年初的11万吨，增幅惊人。同样，越南和泰国的进口量也在短期内激增。

然而，这些国家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垃圾洪流所淹没。堆积如山的外国垃圾、非法焚烧产生的毒烟，以及被污染的水源，迅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面对急剧恶化的环境与社会危机，这些国家的政府做出了迅速而果断的反应。到2018年中期，三国相继出台紧急限制措施，包括暂停发放新的进口许可证、吊销违规企业执照，以及宣布未来将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这一系列行动清晰地展示了这场“垃圾接力游戏”的动态：“一旦一个国家开始管制塑料废弃物进口，它就会迅速涌入下一个未受管制的地区”。

印尼成为新风暴眼

当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筑起高墙后，全球废弃物的流向再次偏转，印尼成为了新的主要目的地。

2017年底，印尼的塑料废弃物月进口量只有约1万吨，到2018年底急剧攀升至3.5万吨。印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2018年该国塑料废弃物总进口量达到了28.3万吨，创下十年新高。另有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印尼的塑料废弃物进口量翻了一番，达到32万吨。

当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的进口量在达到峰值后因政府管制而回落时，印尼的进口量却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在这一时期，向印尼出口废弃物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印尼，这个拥有“千岛之国”美誉的国家，不幸地成为了全球“洋垃圾”风暴的新中心。

第三部分：纸业特洛伊木马——揭开污染输入的主要通道

经济引擎：印尼的纸浆与造纸工业

要理解印尼为何会成为“洋垃圾”的主要接收地，就必须审视其国内一个庞大而重要的产业——纸浆与造纸业。

印尼是全球纸浆和纸张的生产巨头，其纸浆年产能超过1200万吨，纸张年产能超过1800万吨。该行业不仅为印尼贡献了可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还创造数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是一个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支柱产业。

这个庞大的工业机器对原材料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除了依赖国内的木材资源，进口废纸（即可回收的旧瓦楞纸箱、旧报纸等）是其重要的纤维原料来源。正是这种对进口废纸的合法且巨大的工业需求，为非法“洋垃圾”的涌入，打开了一个隐蔽而致命的后门。

致命漏洞：被污染的废纸包

尽管印尼政府规定，进口的废纸等“非危险和有毒废物”杂质率不得超过2%，但这一法规在现实中被大规模、系统性地违反。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海关检查结果显示，许多进口废纸包的实际污染率远超法定标准，有时甚至高达30%。更有甚者，在2019年的一些检查中发现，废纸捆中的塑料杂质含量从历史上正常的2%-10%，飙升至骇人听闻的60%-70%。

这些所谓的“杂质”，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无法处理或不愿处理的低价值、不可回收的混合垃圾，包括各种废塑料、食品包装、用过的尿布、电子垃圾，甚至医疗废弃物。出口商们巧妙地将这些垃圾与废纸混合打包，利用废纸进口的合法渠道，将其伪装成“工业原料”运往印尼。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纸业特洛伊木马”：合法的废纸贸易外壳下，隐藏着非法的垃圾倾倒内核。这本质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跨国性的非法废弃物贩运行为。

产业的共谋

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顺利运转，离不开印尼部分造纸企业的默许甚至参与。这些企业进口了被严重污染的废纸包。在生产过程中，那些无法用于造纸的塑料等杂质被分拣出来。然而，这些企业并未对这些分离出的巨量塑料垃圾进行合规、无害化的处理。相反，它们采取了成本最低的方式——将其直接倾倒在工厂附近的土地、河岸，或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甚至“赠送”给当地社区居民。

随着进口垃圾数量激增，印度尼西亚班贡镇的居民正沉浸在捡垃圾的热潮中

环保组织的调查明确指出，许多持有合法进口许可证的造纸公司“滥用了它们的进口许可”，因为它们进口了被塑料污染的废纸，并将其转卖给公众。这一行为揭示了产业链中一个关键的共谋环节：造纸厂通过进口廉价的污染废纸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又将处理塑料垃圾的环境与社会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最没有能力承担这一切的当地环境和贫困社区。

这种现象背后，是一种有毒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出口商需要一个渠道来摆脱其国内的垃圾处理难题，这是“推力”。另一方面，印尼的造纸业需要廉价的纤维原料来维持其全球竞争力，这是“拉力”。两者一拍即合，形成了一个看似“双赢”的闭环。

然而，这个闭环的代价，却由印尼的土地、河流和人民来承受。这也使得解决“洋垃圾”问题变得异常棘手。一个简单的“塑料废弃物”进口禁令是无效的，因为塑料是以“废纸污染物”的名义进入的。而若要严格执行废纸的2%杂质标准，则必然会触及一个强大经济部门的原材料供应链，从而在政治层面遭遇巨大的改革阻力。

第四部分：零号地带——两个村庄与一场化学灾难

毒物微经济

在东爪哇省的特罗波多（Tropodo）和邦贡（Bangun）等村庄，一个围绕着附近造纸厂丢弃的“洋垃圾”而生的“毒物微经济”悄然形成。每天，卡车将成吨的、从进口废纸中分拣出的低价值塑料垃圾运到这里。当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便在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中进行二次分拣。他们挑出其中极少数有回收价值的塑料卖给回收商，以赚取微薄的收入。而占绝大多数的、无法回收的混合塑料，则找到了一个致命的“归宿”——成为当地工业的廉价燃料。

尤其是在特罗波多村，超过50家豆腐作坊将这些塑料垃圾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对于这些小作坊主来说，塑料垃圾几乎是免费的，相比于每周需要花费150万印尼盾（约664元人民币）购买木柴，这种“免费燃料”的经济诱惑是巨大的。这种选择创造了一种扭曲的经济依赖。

正如一位当地居民所言：“如果他们要禁止我们（分拣垃圾），就必须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政府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工作”。他们成为了“塑料农民”（plastic farmers），被困在一个用健康换取生计的恶性循环中。

污染的科学铁证

这场以牺牲环境和健康为代价的“经济活动”，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并且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多家国际和印尼本地的环保与健康研究机构，如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IPEN）、Ecoton和Nexus3基金会，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科学调查，其结果令人震惊。

为了清晰地展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性，下表汇总了在特罗波多和邦贡村采集的样本中，关键污染物的检测数据，并与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进行了对比。

一场化学灾难的剖面——特罗波多与邦贡村的环境与食物链毒物污染。 数据来源：综合IPEN, Ecoton, Nexus3基金会等机构的调查报告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报告中最具冲击力的发现之一，是将特罗波多村鸡蛋中的二噁英含量与越南边和（Bien Hoa）地区相提并论——后者是前美军空军基地，因储存过“橙剂”而成为地球上二噁英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个印尼村庄的日常食品，其毒性竟堪比一个臭名昭著的化学战污染区，这无疑敲响了最高级别的警钟。

调查人员在这些村庄的垃圾堆中，轻易就能发现印有各种西方品牌标志的包装，如法国的能多益（Nutella）饼干、德国超市Lidl的自有品牌，以及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猫粮包装袋。这些废弃物将全球消费链与印尼当地的污染源直接联系起来。

这正是“废弃物殖民主义”最具体、最可测量的体现。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名词，而是一条清晰可见、可被科学验证的伤害链条。我们可以追踪一个在法国超市货架上的塑料包装，如何通过集装箱、印尼造纸厂、豆腐作坊的火炉，最终转化为一个二噁英分子，进入一个印尼儿童食用的鸡蛋中。这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在“倾倒”垃圾，而是它们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化学副产品，正在被全球南方国家的民众直接摄入体内。这是对该体系不公义性的最终，也是最令人痛心的证明。

第五部分：国家矛盾的应对——政策、政治与实践

法律的“精神分裂”

在应对“洋垃圾”危机时，印度尼西亚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分裂”。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最高法律与政府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印尼2008年颁布的第18号国家法《废弃物管理法》在第29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将废弃物进口到印尼境内。从法律层级上看，这为禁止“洋垃圾”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

然而，另一方面，贸易部等政府部门后续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却为废弃物进口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2016年第31号贸易部长条例允许进口“非危险和有毒废弃物”形式的“残渣、边角料和碎料”作为工业原料。这种规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法律灰色地带。什么是“废弃物”，什么又是“工业原料”？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此外，诸如“受污染”或“环保处理设施”等关键术语在法规中缺乏明确、可操作的定义，也为进口商规避法律和执法部门选择性执法提供了空间。这种法律上的矛盾并非偶然，而是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政策网络。

执法：表演与现实

面对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压力，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调的执法行动。媒体上充斥着印尼海关查获并退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污染集装箱的新闻。这些行动，如将装满废旧尿布的集装箱退回美国，或将数百吨受污染的废纸退回澳大利亚，无疑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强硬的信号：“印尼不会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2019年，一名印尼海关官员截获一个装满非法进口塑料垃圾的集装箱

然而，这些引人注目的“表演式执法”与系统性失控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批评者认为，这些行动更多是政治作秀，而非旨在根除问题的真正举措。

一个关键的细节是，政府在宣传这些行动时，使用的印尼语词汇是“再出口”（re-export），而非“退回原出口国”（return to sender）。这意味着，许多被高调“退回”的污染集装箱，实际上只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管同样宽松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种做法更像是在维护国家主权的面子，而非真正履行环保的里子。

真正改革的障碍

实现真正改革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首先是执法能力的严重不足。印尼作为一个庞大的群岛国家，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全面有效的监控本就困难重重。海关等一线执法部门普遍存在检查设施落后、专业人员匮乏、以及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前线官员的“小费”文化使得非法货物得以通关，严格的执法标准也时常因各种原因而时紧时松。

其次，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构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正如前文所述，纸浆与造纸业、以及塑料回收行业是印尼的重要经济支柱，这些行业依赖进口废弃物作为廉价原料。任何旨在严格限制或禁止进口的政策，都会直接触动这些行业的利益，从而遭到它们强有力的政治游说和抵制。

因此，尽管印尼政府已宣布计划在2025年全面禁止塑料废料进口，但环保团体对此普遍持“谨慎乐观”甚至深度怀疑的态度。他们担心，这项禁令可能会因执法不力而沦为一纸空文，或者成为一种“洗绿”（greenwashing）的公关行为。更关键的是，只要作为主要污染渠道的“废纸进口”漏洞依然存在，仅仅禁止“塑料废料”进口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些包装很清楚地展示了洋垃圾来自何方

结论：超越“垃圾桶”——通往主权与可持续之路

这里最后还要再强调一次，中国的“国门利剑”政策并非全球废弃物危机的始作俑者，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早已破碎、充满剥削的全球体系。镜子中反射出的，是一个发达世界长期以来心安理得的模式：享受过度消费带来的便利，再将随之产生的环境代价轻松地出口到他国。当中国这扇最大的“方便之门”关闭后，这个体系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印度尼西亚，因其自身的经济结构和监管弱点，不幸地成为了承接这个系统性失败的新洼地。

从美国说唱歌手引发的舆论波澜，到东爪哇村庄里刺鼻的毒烟；从全球贸易数据的急剧转向，到当地鸡蛋中超标的致癌物，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印尼的“洋垃圾”危机，是一场由全球不平等、国家政策失灵和企业逐利行为共同导演的环境与人权悲剧。要走出这场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头痛医头的临时措施，而是一场从国际到国内、从政策到产业的系统性变革。

行动呼吁与多层次建议

对印度尼西亚政府：

弥合法律漏洞：必须立即解决2008年第18号法案与各部门规章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应以国家法律为准绳，明确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废弃物进口，堵死“工业原料”的灰色地带。同时，采纳环保活动家和中国的经验，对确需进口的极少数高纯度再生资源，强制执行不高于0.5%的杂质含量标准。

强化铁腕执法：大规模投资于海关的检测技术和人员培训，建立一支专业、廉洁的环保执法队伍。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并严格执行“退回原出口国”政策，而非“再出口”到其他国家，让出口方承担全部责任和成本。

发展国内循环经济：从根本上减少对进口废弃物的依赖。政府应将战略重点转向国内，大力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基础设施。同时，为特罗波多等受害社区提供切实的经济转型支持和清洁能源替代方案，切断对“毒物经济”的依赖。

对废弃物出口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

承担生产者责任：必须从根本上摒弃“废弃物殖民主义”的思维和做法，对自己国家产生的废弃物负起全部责任。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塑料垃圾产生国和唯一未批准《巴塞尔公约》的发达国家，应立即批准并遵守该公约。

推动国内变革：将政策焦点从“出口”转向“内销”。大力投资本国的回收产业和技术创新，建立真正的国内循环经济。通过强有力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迫使企业从产品设计源头就考虑其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

对国际社会：

加强全球治理：强化《巴塞尔公约》，堵住现有漏洞，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和惩罚机制，防止成员国滥用双边协议绕开公约规定。推动建立一个透明、可追溯的全球废弃物贸易监控体系。

转变发展范式：必须认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低价值的混合塑料而言，“回收”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国际社会应将努力的重心从处理末端问题，转向控制前端生产。通过国际合作，鼓励和推动旨在从源头削减（source reduction）的创新，彻底重新设计产品和商业模式，以摆脱对一次性塑料的依赖，迈向真正的“零废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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