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翀 冯冠霖】

一、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之争

2023 年 1 月，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一段关于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访谈视频在网上流传，引起很大争议。“新经济学家智库”于 2023 年 2 月 1 日发布消息，说明这段视频是 2017 年 7 月林毅夫教授在接受凤凰卫视《领航者》栏目对话时的访谈。确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早于 2017 年 7 月20 日就以“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转型？这是误导中国”为题发表了林毅夫这个访谈的精简文字版。林毅夫指出，在拉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比重远低于投资，跟美国正好相反。不少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向消费拉动转型。“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则需要依靠投资。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投资跟消费共同变成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他还认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说不通，而经验上，也有美国、欧洲家庭过度负债造成危机的前车之鉴。消费拉动是一个政治化的议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投资出来的。

2023 年 1 月 16—1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研究员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机构主办的论坛上发表演讲，“新经济学家智库”以“不少学者讳言投资，提高消费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为题发表了余永定的演讲。他在讨论如何驾驭“三辆马车”时指出，“中国需要尽快恢复消费需求的增长，但直接刺激消费的效果如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023 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它不拖累经济增长，就已经不错了。……投资具有双重作用，投资不仅在短期内刺激经济需求，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还提到，“很多学者提出发放消费券，直接补贴等主张。这类措施，我觉得对扶贫、保持社会稳定是有必要的，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加以实行。但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放消费券之类的举措到底有多大作用？我有些疑惑”。他接着提出了批评：“不少学者比较讳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消费只是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本身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2023 年 1 月 25 日，“万博新经济观察”发表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的文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误导中国吗”，对网络上热传的林毅夫的视频发表评论。他在回应林毅夫所说的“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消费增长可持续吗”时指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主张扩大消费的人，都提出发钱和发消费券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呼吁扩大消费，就是呼吁扩大居民收入，这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他提到，“讨论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不是讨论企业要不要自主投资，也不是家庭要不要自主消费，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而是讨论政府稳增长的预算资金怎么花”。“如果发一块钱的消费券可以带动 3 到 5 倍的需求增长和经济循环，而一块钱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很多省份还产生不了一块钱的 GDP，那政府稳增长的钱是应该优先发消费券，还是几万亿、十几万亿地搞投资、为此扩大消费为零的财政预算？”他在评论林毅夫所说的“批评投资拉动过时、主张消费拉动，是误导中国”时还指出，“去年 121万亿 GDP 中，固定资产投资 57.2 万亿，占比 47.2%，这么高的投资率能持续吗？……如果还主张让老百姓省吃俭用省下钱让别人去搞那些大部分已过剩的投资，既没有微观效益，也没有宏观需求乘数，还会造成巨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债务，这是不是误导中国？……毕竟大家都看到投资饱和、过剩的情况：全国高速公路、高铁已经过剩而每年亏损几千亿，大部分特色小镇空置无人，地方专项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近期，多位经济学者都发表了对消费和投资拉动的看法，“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之争”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由于该问题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命题，且林毅夫、余永定、滕泰等学者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拟围绕这场争论的观点，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探讨在产值增长中“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的问题。

二、从经济理论看消费和投资

按照凯恩斯于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的现代国民收入理论，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把凯恩斯的封闭经济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模型，可以得到均衡国内生产总值形成的等式：GDP＝C＋I＋G＋（X－M）。其中，C是消费支出，I是投资支出，G是政府支出，X是出口，M是进口，（X－M）是净出口。政府支出可以分解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而支出就是需求，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这就是所谓拉动经济的“三辆马车”的由来。

凯恩斯的现代国民收入理论揭示了，在存在闲置的社会资源的前提下，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的增加可以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凯恩斯还分析了投资的乘数作用，即投资需求的增加可以导致数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实际上，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同样有乘数作用，凯恩斯只是更加强调投资需求的作用而已。因此，在不考虑净出口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与投资需求是一样的。两者不同的是，消费需求实现以后可能形成耐用消费品，投资需求实现以后形成固定资产。至于在现实的经济里，是消费需求拉动作用大，还是投资需求拉动作用大，取决于各国国情以及具体政策措施。

凯恩斯的现代国民收入理论是一种短期的、比较静态（对静态进行比较）的分析，研究在社会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现有社会资源的利用率。美国经济学者李普赛（R. G. Lipsey）曾经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因社会生产力利用率提高而导致的国民收入增加不能称为经济增长，只有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导致的国民收入的增加才能称为经济增长。[1]但在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增长的定义没有这么严格，经济增长一般是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长期以来，不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美国经济学者索罗（R. M. Solow）于 1956 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是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按照索罗的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产值是技术、劳动、资本的函数。[2]但是，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理论要么是在总供给不足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要么是假定总需求总能够适应总供给的变化，所以主要分析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证明，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已经成为常态。1939 年，英国经济学者哈罗德（R. F. Harrod）把凯恩斯的现代国民收入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如果用 Gw 表示产值增长率，用 s 表示储蓄率即储蓄对产值的比率，用 C 表示资本产量比率即生产 1 单位产值需要投入的资本，那么产值均衡增长的条件是：Gw = s / C。该模型证明，上一年的产值将形成今年的储蓄，今年产值需要增加多少才能使投资能够全部吸收储蓄。[3]该模型仍然强调投资的作用：投资一方面形成需求，另一方面形成生产能力。但是，消费率通过储蓄率对投资产生影响。

1939 年，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提出了乘数和加速数交织作用的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加速原理强调了消费需求对投资的影响。萨缪尔森证明，投资和消费是相互影响的：投资的增加可以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消费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新的投资的产生，由国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增加导致的投资被称为引致投资。[4]

综上所述，经济学分析有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之分，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现象是不同的。当人们说消费或投资拉动的时候，往往指的是短期分析。从短期来看，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可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从长期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者数量的增加都会推动经济增长。从消费和投资这两个因素来看，消费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只有投资才能形成生产能力，这就是经济增长理论重视投资因素的原因。因此，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确实是投资出来的，投资不仅在短期内刺激经济需求，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投资和消费还存在互动关系：投资增加—产值增加—消费增加—新的投资产生。投资的目的是什么？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投资无非是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而投资品最终还是用于生产消费品。在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中，消费并非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消费和投资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投资不可能长期脱离消费无节制地自我增长。

三、从经济规律看消费和投资

前面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消费和投资的作用，现在还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消费和投资的作用，两种理论的结论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列宁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趋向提高的规律，提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他指出：“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此，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5]另外，他在分析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时还指出：“这样我们看到，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6]列宁不可能准确地预期数十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他没有明确指出该规律适用于资本主义什么发展阶段，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规律适用于他所处的历史时期：“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说来，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7]”列宁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就是投资需求形成的，他所说的消费资料的生产就是消费需求形成的。考察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可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认识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资料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美国经济分析局只提供 1997 年以后的流动资本统计数据，这样无法使用流动资本的数据进行长期分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的 1948—2021 年美国以现行价格计算的扣除居民住宅的固定资本投资年增长率以及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固定资本是指厂房建筑、机器设备、知识产权。固定资本扣除了居民住宅，是因为居民住宅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虽然属于固定资本，但它并非生产资料，而是消费资料。个人消费支出是包括居民住宅在内的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的支出。从图 1 可看到，1948—2021 年，非居民住宅固定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 6.88%，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 6.57%（各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两者十分接近。如果以美国产业结构发生较为剧烈变化的 1980年为界，划分为 1948—1979 年和 1980—2021 年两个时期，那么前一时期的非居民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 8.98%，个人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 7.59%，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明显发生作用，而后一时期的非居民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5.25%，个人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 5.80%，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发展规律逐渐失去作用。

我国统计局没有提供流动资本的统计资料，所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包括房地产投资，但从房地产投资统计数据中却无法分离居民住宅投资，因此我们作分析时只好整体扣除房地产投资。另外，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对物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我们把 1987—2021 年以现行价格计算的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与以现行价格计算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进行比较。如图 2 结果显示，1987—2021 年，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 15.56%，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 13.74%，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明显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如果将其划分为 1987—2009 年和 2010—2021 年两个时期，可以发现，前一时期的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 19.95%，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 15.06%，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变得更加突出；后一时期的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 9.06%，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 11.21%，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明显慢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当然，后一时期近 12 年的投资增长速度放慢有可能是大规模投资发生以后的调整，但大规模工业化的高潮已经过去，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事实。

从前面的统计检验可发现，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规律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由于采用机器设备进行生产，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趋向提高，生产和生活都产生对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投资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将会发生剧烈调整，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开始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同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逐渐从工业品转向生活服务，消费性服务产业因此迅速发展。由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再加上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作用逐渐减弱并消失。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基本完成了大规模工业化，其消费支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48 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63.7%，而到了 2021 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 68.2%。[8]我国目前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后期，投资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相对减弱。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规律的变化，投资对于经济而言永远都是重要的， 但不应该忽视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消费的作用。

四、从经济现实看消费和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奇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实经济里，投资主要包括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企业设备投资等。

首先考察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包括商用房地产和民用房地产。以民用住宅为例，我国从 2000 年开始掀起住宅投资热潮，到 2021 年我国总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已达到 195 亿平方米。也就是说，在 22 年的时间里，房产商为全国每个城镇居民新增 42 平方米的商品住宅面积。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到 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宅 1.18 套，有 48.2% 的城镇家庭拥有 3 套及以上的住宅，住宅空置率达到 21.4%。所谓空置率，是指无人居住的住宅、偶尔居住的住宅、用于上学或工作的住宅等。[9]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泡沫，住宅投资的高峰阶段已经过去。

其次考察基础设施投资。我国于 1998 年开始建设高速铁路，到 2022 年已建成的高速铁路达到 4.2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营业里程 60% 以上。与此同时，我国从 1984 年开始建造高速公路，2013年建造里程超越了美国，到 2021 年已建成高速公路 16.9 万公里。与我国国土面积相差不大的美国从 1937年开始建造高速公路，到 2021 年建成高速公路里程 11 万公里。此外，我国的港口、机场、桥梁、道路、城市建设等，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其本身是亏损或低盈利的，一般由政府提供或者由政府参与。例如，我国以收取过路费的方式建造高速公路，支持了高速公路建设的持续发展，但随着高速公路网扩展到车流量不大的地区，亏损便发生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数据，2020 年末政府还贷公路债务余额 32991.6 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债务余额达 30684.8 亿元[10] 在非疫情时期的 2019 年，政府还贷公路的经营亏损达到 2515 亿元。[11]再如，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但除了主要干线以外，多条高速铁路线路都是亏损的。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年报，在非疫情时期的 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亏损（运输收入—运输成本）达到 875.5 亿人民币，只能依靠多种经营的收入来弥补，最后实现公司营业利润（总收入—总成本）515.6 亿元。[12] 现在的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持续吗？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后，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沉重的债务。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到 2022 年 12 月，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 350618 亿元[13]，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为 25869.3 亿元。[14]由于地方政府还存在大量的隐形债务，我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率会更高。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即用新债取代旧债的方式延后偿还本金的时间。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2022 年我国地方政府仅债券一项债务支付利息已经超过 1 万亿元，达到 11211 亿元。[15]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还不算很重，但考虑到要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国内外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的突发事件，中央政府已经不宜继续大规模借入债务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预期，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推动力将减弱。

最后考察企业设备的投资。2018 年，我国传统产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制铝、玻璃、造船等产业的过剩情况尤为严重。但经过数年调整，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已经缓和。与此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正处于迅速发展之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2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8%、13.4%、11.7%、8.4%、7.1% 和 7.4%，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以预期，未来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投资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我国的投资增长更依赖于企业投资的增长。

总体来看，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经出现了明显减弱趋势，这是大规模投资以后的一种调整，也显示了某种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如图 3 所示，我国房地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从 1987—2010 年的33.11% 下降到了 2011—2021 年 10.93%，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则从1987—2010 年的 18.88% 下降到 2010—2021 年 8.32%。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造时期，投资超过消费增长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历史规律。但投资最终目的是消费，随着资本品效率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相对饱和，投资不可能永远超越消费增长。我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时期，至少是趋向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在我国投资增长趋向减缓的情况下，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将会受到影响，把难以转化为投资的那部分社会储蓄转化为消费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世界上闻名的 3 个高积累率东亚国家，即社会储蓄转化为物质资本比例较高的国家。但据各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在不考虑净出口的情况下，2017—2021 年，日本、韩国、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54.29% 和 20.09%、 63.97% 和 31.02%、55.0% 和 43.3%，我国的积累率是最高的，而消费率则与日本相当，低于韩国。高积累率曾经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可能性，但现阶段投资机会逐渐趋向减少，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如果社会储蓄难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就需要有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不仅要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更高端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要从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转向依靠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发展。

五、从财政政策看消费和投资的作用

凯恩斯在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明确提出采用宏观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他指出：“‘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政府举债是为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不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采用宏观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在发生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和建设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是刺激总需求的两种方法，前者促进消费，后者促进投资。在实践上，西方发达国家更趋向于建设公共工程，它的好处是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而且可以形成公共资产。但英国撒切尔夫人于 1979 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在 1980 年担任美国总统以后，都减少了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财政政策逐渐趋向中性化，美英政府开始更多地利用货币政策去调节经济。里根、小布什、特朗普三任总统都实行过大规模减税，但减税目的不是刺激总需求，而是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尽管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支出减少，但由于减税以及履行社会职能的支出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难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21 年日本、美国、英国的政府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分别达到 221%、115% 和 103%。[17]

在我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有必要采用财政政策去调节经济。关于具体措施，我们认为，普遍发消费券的方法不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有效方法。对于多数家庭来说，向他们发放消费券只是造成对他们自己消费支出的替代，不会导致多少消费需求的增加。发放消费券有多少会形成消费支出的净增加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更不用说消费券能对总需求产生多大的乘数作用。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从理论上看，增加消费和投资的效果是相同的。但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处于低迷状态，政府难以刺激个人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这时，应该对生活困难人群提供补贴，对企业实行减税。这种补贴和减税带有救济的意味，很难起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作用，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和维持企业运行。以政府的减税政策为例，根据国家税务局和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2022 年，政府对企业的减税减费分别为 2.5、1.1 和 4.2 万亿元（2022 年包括缓税缓费），[18]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 1.0%、7.0% 和 0.9%，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3%、8.4% 和 3%）。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还是需要倚重政府的投资，通过政府投资来维持就业和克服衰退。但政府在债务负担已经很重的情况下，需要选择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投资，或者与企业一起进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投资，进行可以引导企业投资的投资。财政政策原本是一项短期的调节经济的政策，我国却出现了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只有 1981 年和 1985 年没有出现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不断积累。从长期可持续的眼光重新审视政府的财政赤字观，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应该有财政盈余，在经济衰退时期才更有财力去应对危机。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中速发展将成为常态，依靠政府借债去人为地维持高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借进的债务需要在未来偿还，短期提高的速度可能也需要在未来偿还。当前，我国应该制定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增长率，更多地借助于消费需求的恢复，辅之适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引文与注释

[1] Richard G. Lipsey, Peter O. Steiner,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p.789-790.

[2] Robert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0, no.1, 1956, pp.65-94.

[3] R. F. Harrod,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9, no.193, 1939, pp.14-33.

[4] PaulA. Samuelson,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ier Analysis and Acceleration Principl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21, no.2, 1939, pp.75-78.

[5]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26 页。

[6]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6 页。

[7]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83 页。

[8]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Personal Income”, https://apps.bea.gov/iTable/?reqid=19&step=2&isuri=1&categories=survey.

[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 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第 4-7 页。

[10]交通运输部：《2020 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2021 年 10 月 28 日。

[11]交通运输部：《2020 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解读，2021 年 10 月 28 日。

[12]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 4 月 30 日。

[13]中国财政部：《2022 年 12 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2023 年 1 月 29 日。

[14]中国财政部：《2022 年中央政府月度收支及融资数据和季度债务余额情况》，2023 年 3 月 27 日。

[15]中国财政部：《2022 年 12 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2023 年 1 月 29 日。

[1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09-110 页。

[1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Data Mapper”,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CG_DEBT_GDP@GDD/JPN/USA/GBR，2023 年 2 月 15 日。

[1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新办举行减税降费促发展强信心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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