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冠群】

西藏于现代化的历程中，无可避免地也历经了文化变迁。

在西藏文化变迁当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护西藏文化之中的精华，以及最具特色的部分，使之能够永存于世，继续流传下去。且应将部分精华如藏戏、藏医、藏传佛教的各种仪式等，开发成文化产业，予以推广出去，并以异文化展示活动方式，让全世界都能认识与欣赏。

要达成此目标，则需属于此文化的“局内人”，与非属此文化的“局外人”通力合作，除了透过科技保存文物、经典及各种口传文学、音乐、舞蹈、民间故事、谚语、民谣等之外，亦需如前文所云开发成产业形式，予以推广。凡此中国政府均投注了大量资源，戮力达成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与产业开发的目标。此等丰硕的成果，乃世人有目共睹。

以上种种，个人本于所见所闻，发抒个人浅见，敬祈赐教。

一

“人权”于现今世界被喊得震天价响，是为公认的普世价值。有四项联合国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均陈述了人权。在人权运动兴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股所谓“文化权”的意识。

“文化权”赋予对象为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原住民社会等。“文化权”包含一个群体的许多能力：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用祖先方式教育其后代、延续其语言，以及不会被国家剥夺他们居住地区的经济根基等。

另与此有关的所谓原住民知识产权，主要目的在于保存每个文化的文化根基，包括其核心信念与原则，因此原住民知识产权是文化权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内容为必须让原住民群体得以掌握，哪些人可能会知道并利用他们的集体知识及其应用方式，因为许多传统文化知识，实际上是具有商业价值，诸如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传统医疗知识与技术）、化妆品、农作物、食物、风俗、艺术、工艺、歌谣、舞蹈、服饰及仪式等。

依据原住民知识产权的概念，一个特定群体可以决定他们的原住民知识，以及这套知识的产物，可采用何种方式被使用与传布，并需要被补偿。

依据上述所谓的“文化权”与“原住民知识产权”的概念，就中国西藏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状况，以所见所闻发抒个人浅见，敬祈赐教。

在山南市琼结县，久河村卓舞队的队员在表演国家级非遗项目“久河卓舞”。（图/新华社）

二

众所周知，中国西藏地区是非常特殊的地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于1949年以前，西藏由于内外交通不便，加上对外采禁地政策（Forbidden land policy），外人鲜少有机会进入西藏一窥究竟，因此博得地球上“神秘而不可测”的地区之一。对于传统的西藏社会与文化，显然对于未亲践斯土的外人，确实有着过多的幻想，而赋与“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香格里拉”的头衔。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长期处于少数的僧侣和贵族专政的状态，仅有大约占当时西藏人口5%的僧侣和贵族，属于识字及享有上层且精致文化活动的少数特权阶级，其余绝大多数的民众，每天汲汲于营生，为沉重的赋税、徭役、乌拉，以及耕种赖以糊口的薄田或于高原上游牧，而劳碌终年，受到剥削与压迫的情景，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相较，真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1959年以后，西藏有了翻天覆地的大转变。中央政府废除西藏僧侣和贵族的专政，以及一切旧有不合理制度与苛捐杂税，并将民众所挂欠贵族的单据，包括卖身契、高利贷借据等集中起来，一把火烧掉。这惊天一烧，正代表着将旧贵族与僧侣加诸于民众身上的桎梏，予以彻底地摧毁。并让多数的民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另一方面，西藏的客观环境在中央政府锐意且不计代价的建设，包括能源、交通、经济生产、社会、教育等等，均不可同日而语，与过往的西藏已有天壤之别，特别在以下两个方面突显出西藏“今非昔比”：

（一）交通方面：昔日西藏对内、对外交通之困难，名闻遐迩。

对内交通不便，货物、邮件全靠人力及畜驮运送，例如西藏雅鲁藏布江上只有明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几条铁索桥，连英国赠送给达赖喇嘛的汽车，由于没有公路，都只能拆卸汽车以牲畜驮到拉萨。又如民国时期内地前往西藏的快捷方式，竟是先乘船至印度，再由印度转至西藏。由此可见当时西藏内外交通之险阻。

然而，时至2021年，“世界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那曲至拉萨高速公路已通车，西藏全区一级及以上公路通车里程达1105公里，除阿里地区外其余6市均有了高速公路。更不用说对外联线公路、铁路，如青藏公路、川藏公路、藏尼公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青藏铁路及航空运输等，四通八达，真有如为西藏打通任督二脉，此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打破了西藏以往内外闭塞的困境，促进货畅其流，外界经援速捷到位，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促使西藏地区得以脱贫，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不再为贫穷所困。

（二）教育方面：往昔西藏的教育是专为贵族及僧侣而设，贵族学习藏文与算术，目的在于熟习书写书函与公文，以及收取赋税计算所用，僧侣则是为研读佛经所用，此为上层贵族和少数僧侣的特权，于1959年以前也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但占绝大部分人口的广大民众，却没有上学的权利，而成为文盲。

然而，中央政府于1959年以后投入大量资源，广设各级学校，从西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西藏农牧学院、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到各中小学，至2018年西藏各级各类在校学生已达66.24万余人。

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实施免费教育，藏族学生自小学直至大学毕业的学费，全由政府支付。从1985年起，又对部分藏族中小学学生实行包吃、包穿、包住政策，在广大农牧区学校推行寄宿制。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实行“以当地民族为主”的原则，在大中专学校招生中，优先录取藏族等当地民族考生。进一步兴办藏语文、藏医学、藏族艺术、藏族历史等藏族文化系科（专业）、学校等。

上述一系列的推广教育措施，不但将西藏地区的知识水平大大的提升，而且开阔了眼界，得与世界各地的知识信息同步。

西藏在中央政府与自治区政府通力合作下，透过上述的种种措施，经历了一场“现代化”的洗礼，不但与世界潮流同轨，而且在各方面均获得长足进展，有如脱胎换骨。

三

个人曾于1992年游学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阿尔泰学系，课堂中曾听闻有习藏学的研究生云：“真希望西藏能完全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不要有任何的变化。”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西藏不要卷入“汉化”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

但这种愿望的呼声，要少数民族完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却是一种苛求。

因为当全世界各角落的社会均朝向现代化，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包括内外交通的迅捷与便利、信息传递的快速与发达、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知识水平的提高、物质的丰饶与多样、就业市场及经济的蓬勃发展等等之时，凭什么希望西藏保持其原状而放弃现代化？这对西藏而言，不但是苛求，而且明显不公平。

另一方面，从学理而言，原本“文化”本身就具有生命力，不可能一成不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以及施行“文化”的人们，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适下，产生“文化变迁”。因此，当中央政府及自治区政府在全力改善西藏地区的公共设施，提升民众全活水平，并与外界保持交通引进新知之时，无可避免地，也带动了西藏地区的“文化变迁”。

与此同时，当西藏逐渐从旧日的闭塞、落后、贫困挣脱而出，迈向开放、进步与小康之时，如何保存旧有良善的传统习俗，以及如何开发往日具有文化特征的产业，使得西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保有自己传统文化的特色，成为当务之急。

按“文化”乃历代传承，由上一代透过要求、说服以及强迫的方式，让下一代学习如何以传统的方式去思维与行为。因此，身处本文化氛围之内生长的人，浑然不觉自己的文化，也不知自己文化的特色为何？因为对自己而言，自己的文化是最自然、最正常的、最好的，在如此情况下，对己身文化的特色在哪里，当然不自觉。

所谓“一方风土养一方人”，为让其文化特色能够呈现出来，这还得靠非属本文化的“局外人”来发掘与整理。因为如前所云，属于本文化的“局内人”视自己文化为理所当然，浑然不觉己身文化的特色在哪里，此需与局外人合作。

依据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于2000年6月所叙述“西藏文化的发展”称：

早在五十年代，一批进藏的各族文艺工作者与藏族文艺工作者一道，到民间采风，收集了一批音乐、舞蹈、民间故事、谚语、民谣等，陆续整理出版了《西藏歌谣》等一批书籍。七十年代末开始，国家又对西藏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了大规模、有系统的普查、搜集、采录和整理工作。八十年代以来，自治区及各地、市成立了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展开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抢救、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

这些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对西藏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文艺进行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创举。如上所述，中央政府整合了“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协作，成功地抢救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例子。

鄙意以为，藏戏一直是最能突显藏族文化的特色，不论其服装、面具、剧情等都相当突出，特别是藏戏的唱腔，古趣盎然，浑然天成，势须未雨绸缪，预先作必要性的保护措施，包括如何使藏戏能够持续留存，唱腔如何能够原汁原味地留传下去，人才的培育，以及如何推广等等，均需“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合作。

扎西雪巴藏戏（图/乃东区旅发局）

尤有进者，于八九十年代，中央政府共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帮助西藏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对昌都卡若、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填补了西藏史前考古的空白。对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桑耶寺、大昭寺、强巴林寺、夏鲁寺、江孜宗山抗英遗址、罗布尔卡、白居寺等古建筑、古遗址进行了重点维修保护。

特别是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人民币和大量黄金、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维修。2001年起，又拨专款3.3亿元人民币，用于维修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萨迦寺三大文物古迹。2006—2010年，中央政府再次拨出5.7亿元人民币，对西藏22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保护。包括各寺院如小昭寺、热振寺、楚布寺等11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其中急需维修的进行了维修等。

另一方面，文化的客观存在，包含有许多项目诸如语言、宗教、饮食、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生命礼俗等等，其中最能代表文化者，殆为语言与宗教。

西藏地区在语言方面，对于西藏语文的学习与使用受到法律保障。此于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均有明确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文的自由。西藏自治区还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西藏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2002年，西藏自治区将原来试行的有关规定修订为《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从而使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获得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在宗教方面：藏传佛教为西藏文化最具特色者，中央政府及自治区政府均持民众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信念与作法，凡到过西藏者，均见及西藏的僧尼自主地学经、辩经、听高僧讲经说法，举行灌顶、受戒活动，传授密宗法要，修习各种仪轨，给信徒们念经、超度亡灵、摸顶祈福等。信徒们可以自由地去寺庙、神山、神湖朝拜，转山、转经、上供、斋僧布施、煨桑、诵经。亦即，西藏地区现今与往日西藏般，仍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民众自由地转经、转山等，每日均有大批民众转布达拉宫，朝拜大昭寺，桑烟缭绕，自由自在地奉行包括藏传佛教等之西藏传统的文化，何曾受到限制、压迫与改造？

四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于1959年以后于西藏地区的作为，就如同台湾藏学研究的前辈吕秋文教授所述，其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参访大陆包括西藏地区，回台后曾在一会议中畅言云，其曾亲眼目睹大批满载货物的大卡车，直驱青藏公路前往西藏，但却辆辆空车而回。此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运送物资援助，直如输血一般，长年不断。

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援助，西藏地区能够打破旧日的困境，继续蓬勃地发展，迈向光明的未来，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因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必须将西藏视如同内地省份般，殚精竭虑地建设，提升西藏的生活水平，改善西藏民众的生活，促使西藏能够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相对之下，美国之于其境内的印地安人，澳大利亚之于其境内的澳洲原住民，彼等虽设有原住民保留区，却待之如同令其自生自灭，少有资源投注从事基础建设，或尝试改善其生活等，更遑论文化传承的保护与产业的发展。

反观中国西藏却欣欣向荣，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不论交通、教育、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等等，都有长足的进展。在因现代化的进程中，西藏经历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获得中国政府的重视，投入大量资源，而且获致丰硕的成果，此乃世人有目共睹。

本人亦曾接触不少来自流亡印度的藏人，彼等确实能讲流利的藏语，但却不识藏文，无法阅读以藏文书写的书籍，而且酷爱印度食物，对印度影歌星如数家珍等等现象，说明了流亡海外的藏人，其第二代、第三代无可避免地都遭到居住国同化了。若彼等回过头来，谴责中国“灭绝西藏文化”，此等现象就如同从未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过一点力的群体，却俨然以“西藏文化保护者”自居一样可笑。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