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超】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披露的数据，今天日本每100人中就有6人曾深受抑郁症困扰，女性比男性更多1.6倍左右。

1990年，一位日本年轻男性白领的自杀事件引起了日本大众的讨论，而自杀被新闻解读为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绝望之举，这成为抑郁症在日本流行的开端。

然而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日本的精神卫生科很少关注普通常规的抑郁人群，而是几乎只针对重性心理疾病的治疗。即使患有重度心理疾病，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病人也是去精神科接受长期的治疗，而不是去心理卫生科，因为心理咨询在日本并不存在。

但是，在美国制药公司的极力推动下，抑郁症成为像感冒一样普通的流行病，“人均抑郁症”成了日本的常态——各个年龄群体都有可能得这种病，尤其是青少年更为普遍，均需要看病吃药。

日本影视剧《丈夫得了抑郁症》片段

“忧郁”：作为一种美的日本传统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一个关于抑郁的精神学术语——“忧病”，但它形容的是一种和精神分裂症一样长期且令人绝望的精神病患。在日常生活中的忧郁并不是一种病理化、病症化的症状，更多的是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等社会存在相联系。

在江户时代，抑郁形容的是生命力量或者“气”郁结凝滞的状况。这种抑郁可以来自于情绪、社会冲突或者身体生理变化等各种原因，但是这并不被视为一种疾病，相反这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心灵境界，普遍接受的做法是当事者去寻找自己痛苦中的社会和道德意义。

这也就是说忧郁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表达生活的方式。例如日本美学的三大核心便是物哀、幽玄、寂，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从字面上就流露出浓厚的忧郁和悲哀。

“如露降生，如露消散，此即吾生。难波之事，梦中之梦。”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正是其中凸显的一种忧郁气质。在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的文章中，大多体现出“物哀”之情，将“物”和“哀”结合在一起，就能够达到主客观融合获得相应的美感。川端康成的小说也往往在精致而朦胧的诗意中蕴含着人生的徒然、无端的哀愁以及美的终结——那是孤独沉思、心灵忧郁的结果。

《伊豆的舞女》剧照

到了20世纪60年代，“忧郁型人格”的概念被海德堡的一个临床心理学教授介绍进日本。这个概念形容的是“有高度的秩序感，对自己的成就有着超乎寻常的高要求”。

忧郁型人格反映了一种在日本特别受人尊敬的为人风格：认真、勤奋、细心且对他人的福祉乃至整个社会有着深切的关心。当社会的动荡打乱了这种人的生活节奏时，他们就会变得忧伤。这也就为研究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打上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意味着，在日本没有一个与西方标准的“抑郁症”概念平行的诊断分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Diagnostic &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的抑郁诊断标准作为通行的全球标准时，日本的深深的悲伤与受苦的感觉依旧留在“忧病”和理想化的“忧郁型人格”这种状态。并且，日本精神科医生也认为，美式的诊断标准根本不符合日本现状，比如情绪状态低沉两周就被诊断为抑郁症。

所以，当时的日本专家学者并没有把美式的标准作为唯一可行的诊断标准，也就不存在轻微抑郁的病理化问题，得了心理疾病还是去精神科接受治疗。

美式心理医疗诊断的症状在日本文化常常会被看作类似一种“良心道德”的东西，促使集体和个人去探究社会、灵性和道德上的不和谐因素，这里面包含了一些生命体验和社会意义。所以最后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美国人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悲伤感觉，又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会心理咨询和吃药治疗。而这些文化常常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如此的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只会是家庭成员或者族群里面的长者和精神领袖。

也就是说，美式抑郁症和治疗该种抑郁症的药物在日本是没有市场的，不被接受的。为此，在21世纪初，美国的医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策略，而日本的精神病专业的学者是接受了美式的诊断标准，由此，普通人就像得了感冒一样得了抑郁症。

市场：美式抑郁症的“营销”

医药巨头的目标是从根本层面影响整个日本对悲伤和抑郁的理解。为此，以葛兰素史克为代表的美国医药巨头采取了一系列策略。

第一，打开医药进入日本市场大门。

日本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新药上市，需要做长期的人体实验，面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平均一种新药上市得十年左右。然而，葛兰素史克花费了巨资，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打通日本国内的政策监管和官僚系统的各个环节，为抗抑郁药物的上市开启了绿灯。

第二，举办高规格学术会议，推进理解日本文化的“忧郁”研究。

2000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在日本京都召开高级学术会议，公司的目标是试图解决日本的抑郁症的文化难题，如何将日本的“忧病”转化为符合美国心理诊断标准的“抑郁症”。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学者，有美国的人类学家，也有日本的精神疾病专家。

在此次会议上，一些文化人类学者提出了对日本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的见解，比如美国麦吉尔大学的科迈尔博士认为，美国人对自我的体验是个体式的，孤立在个体的头脑里面，而日本人意识到的自我则少一点孤立的个体感，而更多与社会和自然背景联系。这类见解虽然是学术见解，但是却为制药公司理解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思路，等于学术专业知识变相地为利益而服务。

日本学者则详细叙述了该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在整个医药卫生架构中的位置，还报告说，精神医疗服务当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日本民众对情感障碍、抑郁的担忧，对高自杀率的关注都在迅猛增加。这无疑为医药公司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市场信号——日本人需要高科技药物，只是还没有醒悟。

京都会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文件为葛兰素史克公司提供了市场战略和行动计划。同时，国际抑郁与焦虑共识团体发出警告：抑郁在日本普遍没有足够重视，但西方科技即将伸出援手。

第三，以推广高科技的名义，拉拢日本专家学者。

为了给自己的抗抑郁药开拓一个新市场，葛兰素史克成立了教育基金，多次举办高级学术会议，给予日本专家学者优厚的报酬。

一个显见的案例是，作为日本知名的精神科医生，杏林大学精神卫生系的田岛治教授在会议上便宣称，“采用国际通行的诊断标准和精神医学技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帮助评估患病率，还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美国医药代表先进科技，“新而有效的治疗选择，尤其是SSRI类药物，能为减少日本社会的抑郁和焦虑障碍做出贡献。”这之后的好处是，葛兰素史克公司付给他优厚的酬金发表演讲和参加会议。

第四，投放巨量广告，扩展医学“常识”，吸引普通人购药。

在前三步做完之后，该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

一是大量的广告宣传。1995年神户地震三个月后，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制作了一期讲解彼得•克莱默的书《Listening to Prozac》,并在日本最大的电视网络播出，该节目宣称美国人在识别和治疗类似抑郁症、焦虑症这样的情绪障碍方面领先于全世界。

在某家制药公司的抗抑郁药广告网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就像一个蛋糕菜谱要你用正确比例的面粉、糖和小苏打，你的大脑也需要精确的化学平衡以保证最佳运行状态。”

二是精准投放广告。抑郁症就像是“心理上的感冒”，这句广告词非常经典，它有几重含义：它暗示“忧病”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种严重疾病，所以也不应该带有任何社会羞耻感；表示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像买感冒药一样简单；抑郁症和感冒一样，极其常见。这种宣传说服了许多人为了可能算不上疾病的问题去寻求医疗干预。

三是心理诊断的可得性。人们可以在医药公司的网站上去做一个抑郁自我评估测试，如果测出来抑郁，就可以去医生那里要求开药。

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公司是在“搞阴谋诡计”，但是在美国医药公司的高管看来，这是一种基本人权，是推动普通人享有高科技成果的行为，是推动人们美好生活的行为。

葛兰素史克公司/资料图来自新华网

“病理化”：抑郁症成为“流行病”

通过此种策略，抑郁症逐渐成为了日本国民观念体系中的“常识”。

一是自杀是未被诊断的抑郁症的重要指标，将自杀等同于抑郁症。这也意味着，抑郁症是导致自杀的头等杀手，得了抑郁症不吃药就要自杀，显然，此举在制造社会焦虑。

二是将看病吃药看作是基本人权，日本人理应享受先进的科技成果，改善自己的生活。

三是将西方的药物宣传成为高科技产品。通过无数的实验和海量的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权威专家作证，证明SSRIs类的西方药物是被证实的西方高科技药物，是包含了人类最前沿的科技。科技是先进的，并且是无国界。

四是日本精神卫生医生应当使用美式的心理问卷来帮助诊断心理疾病。而此举使得心理疾病的判定日常化、简单化，普通人在网上做个量表便可以自行诊断。

五是宣传不完全符合抑郁诊断标准的可疑病人，仍然应该看作是有病的人，而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六是日本人必须重新审视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可以由SSRIs药物来治疗。

日本人的观念与日常认知被轻易改变，忧郁不再是一种表达美的生活方式，情绪体验，而是一种被称为“抑郁症”的疾病。其中病理化就好像是一种对待机械的方式，当医生给患者做诊断时，医生并不需要与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的具象化的患者深入接触，只需要量表测算。

“你的这里有症结”就好似“这车的轴承有问题”。病理化的好处是能迅速将症状归类，快速找到改变情况的方法，且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归结为病，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是一种解脱，“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病了，这我无法控制，不能怪我”。

由此，就需要看病吃药了，抗抑郁药物又被包装成为高科技和先进医疗技术的成果成为日本国民延续生命的药物，“抑郁症”由此流行开来。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基本上处于一种对于欧美的文化依附的状态之中，对于西方的仰慕也间接对于吸收西方的先进医学知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每一个日本人的血脉里，都潜藏着一种忧郁的气息，而西方医药科技将此气质显性化和病理化了。

“抑郁症”会在中国成为一种“流行病”吗？

来自各个渠道的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存在庞大的抑郁症人群，对此，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显示，青少年的抑郁症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比例为7.4%。年级越高抑郁的人就越高，小学阶段的抑郁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3成，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6%-8.6%。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9%-12.5%。

一般人看到了这个报告，肯定会认为中国的抑郁症状很严重，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这种“检出率”指的都是问卷结果，而不是临床诊断结果，也就是说并不是指24.6%的青少年被确诊为抑郁症。

2020年，广州已开始部署试点“情绪体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承接该项试点，在广州市部分小学和中学进行筛查。据新闻报道，“今年通过对广州某小学和初中近700人进行量表筛查，再对其中123名初中生进行访谈评估。目前研究报告正在数据清洗、整理阶段，还未有正式结论。但初步数据显示，量表筛查阳性比率达60%，而经访谈评估后抑郁阳性率为25.2%。”

近年来，教育系统不断重视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结果只是问卷结果，也不是实际的临床诊断结果。情况或许很严重，但是来自西方量表的专业性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来自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心理研究的相关研究显示，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和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C，在筛查青少年抑郁障碍均存在较高的假阳性率，只能用于症状筛查，不能用于抑郁病例诊断。CES-D 筛查青少年抑郁症和所有抑郁障碍的假阳性率（1-特异度）分别为21%和26%，BDI-II-C 分别为 17%和 20%，提示两量表筛查抑郁有较高的假阳性率，只能用于抑郁症状筛查，不能用于病例诊断。这里的假阳性率，用通俗的话指的是误诊率。

该项研究还显示，由于青少年抑郁症状不稳定，对两量表筛查抑郁的效度没能进行长时间的追踪测量和诊断访谈，即两量表筛查青少年抑郁的效度是否稳定，尚不清楚。

同样，中小学的一线教师都知道，心理量表筛查的结果远远高于实际的抑郁人数，老师们一般会根据心理量表筛查重点人群，同时结合日常行为表现去判定学生是否真正得了抑郁症。并且，这里的抑郁症并不一定指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

这里需要重点区分三个概念，抑郁症状、抑郁性神经症与抑郁症的区别。通俗意义上而言，一般抑郁症状程度最轻，时间短；抑郁性神经症临床上又称为心境恶劣障碍，症状较重，时间长；抑郁症最重，时间更长。一般的抑郁症状和抑郁性神经症离抑郁症还很远，并且抑郁症患者也不一定是通过自杀行为来获得解脱。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校越通过心理量表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显性化、客观化，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因为，学生都很聪明，也会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反正做量表就能证明自己是抑郁症，用刀划一下手臂就被认为心理健康有问题，而学校又不敢严格管教这些“另类学生”。有的孩子甚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希望父母不要离婚，希望能够玩手机等等。

由此，本来一个极小众的心理疾病，随着社会的关照保护，现在可能在青少年群体中被保护成为一种像感冒一样的“流行病”。

对于心理量表检测出来的抑郁症治疗，一些学校轻易地将这些学生的治疗交给专业机构，希望通过看病吃药来解决问题，但通常此类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损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因为，在有轻微症状后，一旦去了医院，学生很容易被污名化。周围的人会将抑郁症状的学生等同于带有暴力伤害的人群，一般学生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交往，此举更加重了学生的排外情绪。

一些学校则采取包容性的社会治愈的方法，通过师生谈话引导学生进一步交流，打开内心的匣子，找到心理疾病的成因，通过“补齐爱的短板”，弥补学生内心的缺失，最终引导学生自己克服心理的影响，强化学生抗压能力，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学生。

总之，心理痛苦是历来存在的，我们应该注意保护抑郁人群，用包容与关爱之心帮助他们走出阴霾，但也应警惕日本的情况，不要盲目将此类心理症状病理化和“泛疾病化”。

参考资料：

[1][美]伊森•沃特斯.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M].黄晓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 杨文辉，熊戈.常用抑郁量表筛查我国青少年抑郁的效度和划界分[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6）.

[3]傅小兰，张侃，陈雪峰.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4]专家教路：如何尽早识别青少年抑郁症[EB/OL]. https://baijiahao.observersnews.com/s?id=171656293482506056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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