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鸣谦:安史之乱后,中国文化转向保守?

来源:《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

2022-06-25 08:20

马鸣谦

马鸣谦作者

《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

【文/马鸣谦】

洛阳劫难的记录

安史叛军由幽州起衅,战火遍及整个中原地带,包括长安、洛阳两京。

相比长安,洛阳因为位居天下之中,成为兵家必夺之要地。唐军与叛军频频在此展开拉锯,因此洛阳受创最巨。

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攻取洛阳。第二年元旦,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定都洛阳,年号圣武。

至德二年(757)正月,叛军发生内乱,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为收复两京,唐肃宗向回纥求援借兵,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

唐军和回纥军九月二十七日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城。

回纥依照前约将要抢掠长安,太子李豫劝止说,如若屠杀长安百姓,洛阳百姓将会死守,以此为理由,将劫掠地点由长安改成了洛阳。《资治通鉴》记载较详:

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 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登里可汗归国,其 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壬戌,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 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叛乱再起,洛阳再次陷落。叛军盘踞 3年后,宝应元年(762),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唐军再次依靠回纥兵收复洛阳,次年安史之乱彻底平定。

经安史乱兵和回纥兵的数度劫掠、摧毁,洛阳人口锐减,李庾《东都赋》有记录:

及夫埽台榭之灰,收京野之骨。征郡国之版在,验地官之 籍列。太平之人,已十无七八。

深究安史之乱的祸乱根源,实由唐玄宗在天宝年间施政昏聩、刚愎自用造成。行政一味交托权相李林甫,而边镇则一味信用番将,无所节制。它造成的动荡和毁坏,比之西晋“永嘉之乱”更为严重。自李唐立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前后已承平140年,安史之乱与晋末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不同,性质属于帝国内乱。正因为猝不及防,所以对唐人造成的心理震动尤为剧烈。

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都可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分为前后期。这是时代大事件对文学创作造成的直接影响。

安史之乱就李白人生与创作的尾声段落,他在洛阳收复的一个月后去世,终止了他的洛阳书写;而洛阳对杜甫具有故乡的意义,归洛之思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一个旋律主题。杜甫晚年的伟大篇章,很多都以洛阳作为地理空间的指向与感情寄托的所在。因为结合了自身与家族、国家的命运,饱含了深挚的感情分量,在杜甫心目中,洛阳的重要程度要远超过西京长安。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藩镇之患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运由盛转衰,并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

一是周边地缘环境的恶化。

为平定内乱,唐廷“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国靖难”,将原来驻防在西北地区的精锐部队内调,由此造成了边疆防御空虚。广德元年(763)九月,安史之乱刚被平定,代宗刚刚登基,吐蕃就趁虚进犯,连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占据河西、陇右,还突入长安 15 天。此次入侵虽被击退,却开启了唐藩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拉锯战。

吐蕃、羌戎的崛起和东进,也使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被阻断,安西三镇抵抗多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相继陷落。

二是未能彻底剿除安史余党在河朔的势力,尾大不掉而形成藩镇割据。绥靖政策下,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张忠志据成德,李怀仙据幽州,皆领节度使之职,任由其继续控制河北地区,致使 “河北三镇”重又坐大。其后如淄青李正己、宣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也都拥兵自重,又形成东南割据。

中唐至晚唐,洛阳因为距离各藩镇较近,东部一带的叛乱此起彼伏,战事频仍。

元和十二年(817)至元和十四年,先是裴度、李愬大败吴元济淮西军,过后又攻灭据守平卢、淄青的李师道,两河之间复为王土。此后,洛阳作为商业经济枢纽的地位得到恢复。虽然皇帝再无巡幸之事,洛阳政治地位明显下降,但众多被排挤出长安的官员分司来到洛阳营造私园的同时,彼此诗文唱和不断,亦让洛阳在武则天朝位居“天下神都”的一个世纪后,再度迎来了一次小型的文艺复兴。以下我们谈论韩愈、孟郊、贾岛、卢仝、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商隐时,会发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影视剧中的武则天形象

到晚唐时,藩镇割据复炽,洛阳因处于“四战之地”再起硝烟。

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黄巢相继起兵。广明元年(880),黄巢攻克洛阳。同年,“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焚掠市肆”;中和四年(884),“秦宗权命将出兵,寇掠邻道,孙儒陷东都,所至屠鹅焚荡,殆无孑遗”。

其后孙儒、李罕之、张全义各系军阀相互交争,洛阳重陷于战火之中,“野无遗秆”,“寂无鸡犬之音”。到张全义出任河南尹时,洛阳已是“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四野俱无耕者”。

在晚唐五代初,历史再度轮回,铜驼再次埋于荆棘。

转型意识的特征

不同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因为是帝国内部的崩解,乱后对国族心理意识的影响极为深远。这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

一个是政治上强调“尊王攘夷”,强化儒学为唯一合法性的道统。这是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范畴,此处不展开。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同时出现的文化保守倾向。

我们常说李唐王朝是融有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血统和文化的一个杂糅型政权。安史之乱以前数百年的确运行的是这样胡汉并存的体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总趋势是民族大融合,随着南北政权的统一,社会观念渐渐汇于包容与混同。这是文明体的螺旋上升。

但这个进程被安史之乱打断了。

进入中唐以后,譬如对待胡族、胡风的态度就与盛唐完全相反,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拨调整。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白、杜甫的笔下,已可发现明显的“胡”与“汉”的对峙倾向,而在中唐诗人的诗文中,类似的措辞和表达更是频频出现,这说明华夷分立的观念已成为时代主流。

由此,中唐过后的文化思潮就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演变。

首先,就是对初唐流行的胡服、胡风的讽刺挞伐。《新唐书》 “车服志”的记载比较典型,梳理了唐代妇人服饰的变化趋势:

初,妇人施幂篱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 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幂篱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 马,海内傚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 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靴。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

最后一段将安史之乱的缘由归结于妇人着胡服,认为是“服妖”。这当然是偏狭的妄谈,没有什么逻辑性。不过,这却是乱平之后唐人(官方和民间)的普遍看法。

唐骑马女佣,图自《唐诗洛阳记》。

中唐时,元稹和白居易联手,以消除政治积弊为目的,提倡新乐府,就曾掀起过批判胡旋舞的热潮。元稹作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直指天宝末年的胡乱与胡女胡旋舞的关系(这是多么跳脱离奇的联想):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

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

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

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

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

柔软依身著佩带,裴回绕指同环钏。

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

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

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

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

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

还有白居易,他也作有一篇《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白居易是批判胡旋舞的首倡者还是应和者,已不可知了。他这首诗比元稹诗揭露得更深。善跳胡旋舞的那两个人即安禄山和杨贵妃,一个“迷君眼”,一个“惑君心”,仿佛事先预谋好的对舞搭档,白居易认定他们为罪魁祸首,唯独不批判那个糊涂昏庸的君王。从最后第二联“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来看,到元和时,胡旋舞仍然流行,无法彻底禁绝。

莫高窟第220窟(初唐)壁画,一些学者将之视为胡旋舞。中新社发 敦煌研究院供图

其次,在排斥胡风胡俗的同时,激进者进一步将之扩大化,进而开始排斥已经输入中土数百年的佛教,斥为“胡人之教”。“排佛”由此成为风潮,代表人物有唐肃宗时的张镐,唐宪宗时的韩愈,唐武宗朝的李德裕、杜牧,唐宣宗时的孙樵等。

关于排佛,引领“古文运动”的韩愈表达得很直接。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有上呈唐宪宗的《论佛骨表》,又作有讽刺僧侣的诗《赠译经僧》:

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

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这首诗如同唐代的口水诗,几乎全用俚俗口语,尾联“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排佛者的心声,将佛教看成了异己冗余之物,极欲排除摒弃。

再次,是带有浓重的文化保守色彩的“古文运动”。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倡导者们,以重树儒学道统为旨归,在文化上竭力排除所有外来异端,这些冠以“复古”之名的主张获得了中唐社会士人(尤其是中低层寒士)的响应与支持。其表面是一场文学运动,背后却涌动着社会思想风潮的激烈碰撞。

针对古文运动的深层背景,引用两位学者的见解作参考。

一位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在《中国文学入门》一书中对古文运动的生成机制有简洁扼要的评语:

周边民族的武力,令人们对快要失去兴趣的古诗和古文文学重新燃起热情。

另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其在《论韩愈》一文中剖析得更为精确:

退之以谏迎佛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此不待论 者也。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面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 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 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萧颖士、 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与退之同辈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 锡、元稹、白居易等,虽同有此种潜意识,然均不免认识未清 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也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 夷狄之法,抉其根本,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退之 之所以得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者,其原因即在于是。

韩愈自然是思想上的提倡者和激进者,而陈寅恪先生未提及的李德裕等朝中干臣虽然与古文运动关涉较少,却是后来实际推助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实施者。事实上,类似中唐这样的“斥蛮夷、排佛教、树道统”的思潮,在后世也屡有重兴和再现,比如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形成,也都可以归结到这条延长线上来理解。

由有二:一是身在洛阳,更能引发强烈的历史感怀;二是分司官任内,较有闲暇来撰写赋文。

李庾生年比韩愈要晚,从他写成的《两都赋》的内容主旨来看,也可归入中唐“古文运动”的脉络中。

本文摘编自《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

《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书影

作者:马鸣谦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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