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日本媒体曝光的一条消息瞬间便传遍了中国互联网：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向日本前高官、著名经济学家宫崎勇致悼词。

在悼词中，朱镕基赞扬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还表示，宫崎为中日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将铭记史册，对拥有这样的友人感到自豪。

在中日关系依旧冷淡的背景下，朱镕基此时为一位日本人士送上哀悼，显得极不寻常。

朱镕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追思了与宫崎勇交往中的一些点滴

不仅是老朋友，更是真朋友

由于此事最先由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并未在官方层面对宫崎勇的逝世作出任何礼遇。这就表明，致哀一事更多地带有“私人色彩”。根据日媒披露的情况来看，朱镕基直接称呼宫崎为“友人”，足以表明，两人的交往并不单纯只是“公事”，更有相互欣赏、志趣相投的一面。

根据《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提供的情况，在2000年9月访日之行前夕，在宫崎勇“撮合”下，朱镕基给了日本NHK电视台极大的面子，接受了由宫崎勇和NHK主持人国谷裕子两人主持的专访。朱镕基直接就对宫崎勇说：你是我的老朋友。而从采访实录来看，两人的互动恰如结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坦率，丝毫不显得生分。

宫崎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更是真朋友

从1979年自1987年，朱镕基就一直在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1981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成立，宫崎勇又是核心成员。这也就难怪香港《南华早报》会说，两人的交往便是在那个时候得以加深的。

而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的回忆，朱镕基早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就是交流会的成员，担任总理后仍然十分关系交流会的工作。在卸任总理后，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梦奎还两次陪同宫崎勇见过朱镕基：一次是2004年11月4日在他北京的住地，一次是2006年10月12日他在钓鱼台养源斋宴请宫崎勇。据说，两位老朋友每次见面，都叙谈甚欢。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患难见真情”的考验，宫崎勇的所作所为更是表明，他还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中国徐福会会长张云方（曾任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追忆交流会的往昔时，特别提到了一件事：

1989年春夏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宫崎先生带着国际特别行动委员会施密特的信，孤身来到北京。他是那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第一位外国友人。归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住处一直被右翼分子所包围，漫骂、抗议、威胁之声不绝，窗户的玻璃都被抛进来的石头、砖块打碎了。恐吓物和信件不仅寄到办公室，还寄到了家中，他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但是，他从来没有同中国朋友提及过此事。

十三五规划里也有宫崎勇的影子

宫崎勇自1947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几乎半个世纪都工作在政府经济部门以及民间经济研究所，宫崎作为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官方经济学家为人们所熟知，并参与了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据日本媒体佐贺新闻消息，17日当天，日本政界与财经界共计有600人出席了追悼会，足见宫崎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

宫崎勇追悼会现场

宫崎勇于1995-1996年在村山内阁中任国务大臣、经济企画厅长官（相当于中国发改委主任）。他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是第一线的指挥者。他成功应对了石油危机，并对通货膨胀、国际化进程中的泡沫拿出了对策。可以说，他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就连刚刚通过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当中，都有宫崎勇的影子。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到，到2020年为止，我国要实现国民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一目标在民间也被广泛称作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规划”中的这一重大目标与对日本发展经验的借鉴，可以说不无关系。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1961～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其执笔人正是宫崎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初受到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认为此举将加重通胀压力。一般日本民众也认为，他们收入“倍增”的效用将被通胀抵消。

然而，最终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

由收入倍增计划所促成的消费者革命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日本至1968年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

按照王梦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之初，几位经常来到中国讲课，介绍发展经验的专家里，就有宫崎勇。据王梦奎记述，交流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理论讨论，而是更为注重经济实践，最初主要是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成功经验，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从宏观经济管理到产业发展，日方都给中国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还通过交流会的渠道，为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和投资做出了贡献。

通过经济交流会，宫崎恰恰就把60-70年代积累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中国。如今，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攀登，恰巧在很多层面经历着与日本当年类似的内外环境。而宫崎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正在经由其多年来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凝结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宫崎勇虽然一直对日本政界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无论中日关系如何起伏，他对中日友好的未来却始终充满期待，而且丝毫不回避双方关系之间的敏感问题。

宫崎勇2010年曾作客北大（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在2010年9月作客北京大学的时候，面对靖国神社问题，宫崎勇曾明确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提出合理的要求：

“对于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中国人必须站出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下去了。”

致哀宫崎勇：对日经济合作将破冰？

在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一名日本外交界的知情人士甚至表示，悼词“应该获得了中国领导集体高层的认可，可被视作包含了期待今后与日本经济合作的讯息”。

至于这位知情人士所言，其前半句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后半句却纯属“想太多”。

自2012年爆发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之后，日本方面始终没有真正端正态度；其间，双边关系又数度因靖国神社及慰安妇问题而受挫。

虽然在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峰会上，安倍终于实现突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上了手；可明眼人却瞬间看穿，安倍此举的作秀意义大于实质，更多地只是为了向国内交代。

于是乎，安倍便可以大肆吹嘘，即便在钓鱼岛问题与靖国神社问题未做让步，仍然在中日关系上实现了“突破”。

2014年北京APEC上，中日首脑的这次会见，想必让许多中国人仍记忆犹新

如果说安倍政府愿意自我麻痹的话，就随他去吧。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钓岛还是靖国神社问题，皆由日方而起，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日本右翼对战后秩序的不满。这两大议题都是事关二战结论的大是大非，中国是断无让步余地的。

更何况，中日在经济结构上高度重合，相互竞争亦是非常激烈。如今，疲弱的日本经济难以恢复其往日辉煌，夏普、东芝这些昔日的明星企业都沦落到了被中资收购的境地；中日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日资地盘逐步被中资蚕食。

虽说在日本有人一厢情愿，但中国人民却一向分得清是非。对于妄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右翼分子，中国不会退让；但对有恩于我们的朋友，我们同样不会忘记。

对于宫崎勇这样一位真心乐意中日友好的人士而言，前总理以私人名义致哀，无论是于理还是于情，却是最妥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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