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观察者网的“答案”年终秀自2019年以来，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舆论领袖、企业家、科普工作者等，为当代年轻观众带来学术与思想的盛宴。

2023年，是经历冲击后回升恢复的一年。中国和世界重新回到了高速连接与“双向奔赴”。在不稳定、不确定的重重疑云中，世界需要中国的答案，走向世界的中国也需要新的答案。

在2023“答案”年终秀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毛立平针对当下年轻人的内卷焦虑，进行了题为“想选的和想做的不一定一样”的演讲。

【演讲/毛立平】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贩卖焦虑”，就是个人或者企业通过增加人们对于某些事物的焦虑感而获得关注或收益。

其实，制造或者贩卖焦虑，并非当今才有的新鲜事物。纵观历史，古人一直在兜售他们的焦虑，不仅没有觉得自己不道德，还觉得这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之人应有的基本素质。从孔子开始，就慨叹“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其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文人士大夫都焦虑地表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简直让我忍不住想问：历史上，人心到底古过吗？

历代的文人们还力图劝说百姓，不要安于目前的享乐，要时刻保有忧患意识，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反正就是尽量不要快乐就对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忧虑都是不对的，历史上士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这是他们自小接受儒家教育使然。但是，并非所有的忧虑都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很多曾经被认为十分值得忧虑的事情，后来的历史证明都是杞人忧天。

我是做清史研究的，就以清代为例。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代中期，社会上就流行着奢靡之风，就是无论衣食住行，老百姓都追求奢华，衣服要华丽时尚，饮食要精致多样，房屋要装修高档，出行要讲究排场，大家竞相攀比，形成一股浓厚的社会风气。

比如明朝初年，江南一般百姓都穿布衣；从明后期到清朝，百姓不论家中贫富，都耻于穿布衣，要穿绫绢、轻裘，结婚时新郎一律着状元服饰，新娘则要凤冠霞帔。当时，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跳出来，批判这种奢靡之气，说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美德就是民风淳朴、生活俭朴，奢靡之风将这些美德破坏殆尽，导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且，人心不古只是问题的表面，奢靡的社会风气，会造成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与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相叠加，很快就会导致物质资源的紧张和匮乏，到时就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动乱，是形成“乱世”的根源。

演讲现场

可见，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马尔萨斯主义者”。

实际上，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明朝后期以来之所以出现奢靡之风，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活跃的结果，学界一向有明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和现象。加上明朝施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就是将人头税并入到土地税中，减少了苛捐杂税，提高了人身自由度，当人们更有钱也更有闲的时候，就会进入市场进行消费、追求时尚，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而文人士大夫们之所以对奢靡之风感到如此忧虑，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都在被逐步打破，让一向接受正统教育的他们感觉到不适应，因此产生了抗拒，并利用自己在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将这种焦虑表达了出来，让我们今天得以看到他们的焦虑。

所以，这些士大夫的忧虑，并非基于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把控而得出的，只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认为百姓不应舍本逐末，守住本业和淳朴的民风才是最重要的。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想法不能付诸实践，就忍不住一再慨叹“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从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明清社会并没有因为奢靡之风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焦虑的确没有必要。如果当时也有史料检索系统的话，他们搜一搜历史上的文献，就会很容易发现，其实从秦汉到魏晋，再到唐宋和明清，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文人感慨奢靡之风盛行，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历史却毫不理会他们，自顾地向前发展了两千余年。

这种忧国忧民的焦虑并非古人才有，现代人同样也有。

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前几年，有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教授已经退休了，但我听说她失眠很严重，就问她：“您都退休了，孩子也工作了，没有什么压力了，为什么还失眠啊？”她回答说：“看到社会上现在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却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忧虑不已，无法成眠。”我听后顿时肃然起敬，感觉自己太狭隘了，每天都在为一些琐碎而世俗的事情烦恼，这位教授才真正有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啊！

于是，我就努力让自己变得“忧国忧民”一点。这几年来，随着逐步进入知天命之年，我欣喜地发现自己开始越来越能理解这位前辈教授和古代的士人们了——作为老一辈，我的确开始忍不住为年轻一辈忧虑。

比如，担心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结婚、不生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而结婚生子的话，在如今的三胎政策之下可能又会对女性有比较大的压力和挑战；在三胎政策中出生的女孩子，在家庭中所享受的资源是不是无法和独生子女时代的女孩相比，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等等。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这些忧虑，对社会发展并没有任何积极影响，只是对我个人有一些消极影响而已。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希望将一些历史上的类似问题，特别是女性问题用研究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在不同场合进行讲述。

比如：嫁妆对于清代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会引发哪些社会问题？清代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意识是怎样的，她们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清代的公主，她们身为金枝玉叶，为何从乾隆朝起陷入经济困境，这与制度困境有无关联？清朝的皇帝如何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联系，从制度、礼仪、空间上，实现 “内外之别”？

呼吁大家对古今女性的关注，这是我所能做的。

另外，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在历史方面的积累和生活方面的经验，帮年轻人提一点建议，供他们在人生的迷惘阶段做参考。

因为我的工作接触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我发现学生们如今最大的焦虑就是“卷”。

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了新出生人口数量，就业、考研压力都很大。很多学生意识到，想要在社会上有竞争力，必须有过硬的学历才行。因此年轻人都很努力读书，争取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之后也一刻不敢放松，努力争取保研资格；上了研究生以后，还得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竞争力。

我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一入学就对我说：“老师，我决定这三年中，一年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修完并多学一门二外；第二年的时间把论文写完，同时拿到几个资格证书；一进入研三，就得抓紧准备考公、考编，努力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这一番安排听得我都跟着紧张起来。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

其实，学历很卷的问题，在清代就很突出了。大家都读过《范进中举》——《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是清朝人，但写的是明朝的事。在明朝，范进中个举人，仕途基本上就有保障了，所以全家上下才兴奋成那样。但是到了清朝，中个举人就想做官，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还得考中进士才行；后来即便中了进士也常常得不到实职，需要漫长地等待候补。“仕途壅滞”的说法在清代的史料中随处可见。

对于世代从事科举的文人家庭而言，让儿子考中高等功名，也就是获得高级学历的压力非常之大。不少家庭设法送儿子去更好的书院读书，或者聘请名师指点儿子的功课。不少文人回忆说，自己从孩童时代就别的什么都不许做，就是寒暑不辍地勤奋读书，每天都要苦读到深夜，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的故事真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即便如此，也只有少数人能考中进士。大家知道，会试是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每次少则数千、多则万余人参加，最终也就录取个两三百人，这个比我们现在985、“双一流”的难度可是大多了。

有学者指出，清代文人之所以喜欢教女儿读书识字，和女儿吟诗作赋，就是为了转移儿子在科举方面形成的压力——如果儿子考不中的话，他还可以用女儿都文采斐然来证明自己的确是诗书之家。因此，清代出现了颇具特色的才女文化。大家读《红楼梦》就会深有体会，女孩子们个个知书达理、文采出众。

87版《红楼梦》剧照

从另一层面来讲，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固然能够让仕途更有保证，但这并不等于人生的成功。

清代的官员中，张廷玉中进士的名次比儿子张若霭要靠后得多，刘统勋的名次也远远落后于儿子刘墉，但他们的官职和对朝政的影响力显然都大大超越了儿子。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名臣中，真正的状元、榜眼、探花其实是极少的，很多屡试不第、最后勉强考中之人，反而后来大有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分低能的学生终究无法胜任激烈的官场竞争。

比如我说两个名字——黄观、钱棨，现场的观众谁听过他们的名字？黄观是明朝人，钱棨是清朝人，他俩是中国古代科举历史上唯二的“六元”状元，就是说在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妥妥的学霸无疑，但做官之后就政绩平平，这是他们并不是为人所知的原因所在。这几年，我们网络上批判小镇做题家，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而在多数的清朝人激烈竞争功名和官位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自愿退出了竞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躺平”了。

比如蒲松龄，多次科举落第之后，干脆不考了，在乡间树下摆个茶摊，让老乡们来讲讲神怪故事，就是宗师孔子所不屑谈及的怪力乱神，然后写成流传后世的名著《聊斋志异》。

对了，清代还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子不语》，作者袁枚也是个“躺平主义者”，虽然中了进士，但33岁就辞官回家，隐居在自己的随园之中——当然前提是有点家底哈——每日赏花弹琴，读书会友，写写《随园食单》，告诉人们如何做好吃的，教几个男女学生。当时的随园女弟子是很有名的，出了不少女诗人，而且袁枚的女弟子多数家境殷实，这学费也是一笔收入，以及写出挑战当时的理学思想的《子不语》，相对于很多做了高官的进士同年，袁枚的人生成就和一生的自我实现度显然更大。

（清）罗聘《袁枚像》

从历史看现代，我想对年轻人说的就是：有学历固然是好的，但是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并非只有高学历才行，特别是纯粹为了学历而拿学历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赛道，在年轻的时候多进行一些探索，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开拓思路，积累见识，犯点错也没有什么，毕竟年轻时的试错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在读本科生、研究生们，要在大学这样的平台上好好享受学习的乐趣，感受知识的力量，领会大学魅力，不要一味追求高分、奖项、证书，那样就真的舍本逐末了，把大学教育高中化了。

有一种说法，70后认为80后是“垮掉的一代”，80后认为90后是“垮掉的一代”，而90后则认为00后是“垮掉的一代”。纵观历史，总有前人为后人担忧，总有“智者”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焦虑。但事实上，人类社会越变越好，新一代也总是超越了老一代。在大学中工作的我，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知，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学生们的素质越来越好了，他们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也越来越强了，因此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古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值得称道的，但有些忧虑的确是完全没必要的，只是他们面对时代转型所产生的精神内耗而已。

所以，让历史映照现实，让我们一同尝试把握历史的律动与时代的脉搏。远离焦虑，唯有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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