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木铎子】

我们伟大的祖国共有3100多所高等院校。它们设有很多重名的学部院系，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纺织学院、教育学院……但“教育实验学院”这个全名在全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百度上一搜就知道是哪儿。

我们当年填上这个志愿的一百多人曾把生命里最美的至少七年青春留在了母校，其中三年留在了教改。告别了学生生活的人，每天在杂事中奔忙，从折腾单位永远修不好的上网机，到收拾被神兽弄得一团糟的水槽；寒来暑往，雪融花开，花钱如流水般静静泻在叶子和花上，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转眼间，几百日子已从我手中溜去了。

去年夏天高考出分前，收到老学院公众号推送的招生信息。因为自己做学生时为学院做过宣传这一块的勤工助学岗，存留着肌肉记忆，好奇戳开改版后的网站看了看——总之，当时就忍不住想写篇文章，吐槽他们的宣传。

文章终于成形时，刚好一整年过去了。吐槽的心已经淡了，但回顾自己从填志愿走上这条路，还是有许多可感慨的。像那首我妈妈做姑娘时最喜欢的歌词——“我们踏出了原野的小路，看见小树上有许多新芽吐出；虽然是匆匆，匆匆而过，却总愿回头，再看看每棵小树，一个新芽就是一个梦呀……”

一、金声木铎教改院

“林中有两条小路啊，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一个人没法啊，同时踏上两条征途，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

我来到教改，完全没有被他们的宣传吸引（其实我高中时也没有稳定的上网渠道），部分是自愿、部分是被班主任和招生老师“骗”进来的。

高三冬月间一堂晚自习上，班主任老师把我单独叫出教室，在寒风刺骨的走廊上说了下面的原话：“你要认清你自己，资质很差，你现在定的目标我敢肯定你考不上……但有一个地方适合你（我的母校）。那儿收分很低，但有适合坐冷板凳的地方，我以往有几个清北资质的学生发挥失常，掉到那边，听说后来发展都不错。”

我最终高考飘过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实际录取线八分，高不成低不就，原定的目标果然没有考上。出分后她提醒了我一些话，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虽说读工科无需天赋（相对没有奥赛省一等奖和冬令营资历就是找虐的理科而言），但你这天赋实在太差，高中已经把你的潜能榨干了。如果好高骛远，将来必定挫败。因此我以前建议你的地方仍然适用，因为它生源差（当时母校的分数线比现在还低），遇上“不用学就碾压你”的智商型天才概率小，你在那儿的氛围里，容易继续相信天道酬勤，不容易自暴自弃什么的……

在班主任老师一贯人间清醒风格的恐吓下（加上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就乖乖听话，在QQ空间上贴了首沙莎的《嫁给大西北》，有点哀怨、但更多是迷糊地填报母校，被录到了教改。

“远方的姑娘哟！你很美；问你嫁不嫁给，大西北……”

我报到那时，学院的名号还没有现在那个“未来技术学院”后缀，就是“教育实验”，只是“教改试点班”这个旧称已被官方废弃多年了。然而，师兄师姐们仍坚持说“教改”，把它往交流讲稿、先进事迹报告乃至十分正式的简历里写，以至我们毕业时也习惯了说“教改”。

先贤们对“教育实验”这个正式名称持之以恒的抗拒是有道理的。几年寒暑假聚会，总有初中同学、亲戚发小问我，是什么专业啊？当时懵懂无知的我答：“教育实……”然后立即被赞叹地打断，“哦，师范好啊，不要钱，出来铁饭碗……”

后来凡是生人多的场合被问，一律卖萌，自称“师范”节约口水。毕竟录取通知书上的“专业”也只是挂名，而且要是如实念出来大概会被评论“你这么矮，考上空姐一定很不容易吧……”

母校还真的曾有空乘班，只是第一届就引发了史称“报亭之战”的大乱。东方红广场下的一排小红房见证了先贤在这片男儿国一拳一脚打出的巾帼威名，自己读书时“古战场”已近拆迁，但还是找到机会进了一次那种夏无空调冬无暖、一路浴巾开水寒的八人间原版小红房：

小红房除11舍外已经是我师兄师姐一辈的回忆啦。我的老师一辈本科时还亲历过东方红广场夏夜的地铺打伞；我本人只亲历到一号楼前空调时代“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的暑假了

大约2014-2015年之前，虽然全部“现役”学生都在位于秦岭脚下的新校区，但教改在新校区没有实体机构存在。对完全作息在新校区的学生来说，教改的建制只是一种隶属关系上的抽象概念——与之最接近的东西，大概是部队的番号。

严格说，不止教改院，母校的院系专业都有“番号”，例如“11院”是理学院，“6院”是土木建筑学院，等等。关中地区时任新东方英语负责老师（校友）讲过一个段子，说这是为了有朝一日美国打算用导弹袭击学校高价值目标时，不知道怎么装订诸元。例如，如果他们扔骰子决定轰炸“12院”，最后只会命中校友自己出身的管理学院。许多兄弟高校都有类似的番号，例如哈工大能源学院（二系）以前的三个专业分别叫“23专业”（锅炉）、“25专业”（水力机械）、“24专业”（涡轮机）、“26专业”（电物理）、“21专业”（核物理）、“22专业”（核反应堆）——是的，一个下辖三个专业的动力机械系下面有六个专业的番号，这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教育实验学院极富特色的地方在于，它连“番号”都是含糊不清的。在我们之前几年，对应番号数字的地方是两个字母JS（“教”+“实”），后来改为HC（“荣誉学院”的英文简称）；然而校内的很多电子表格只能填数字，于是有时被要求填“00”，有时填“16”（当时全校一共15个学院），教改院因此也有“0院”和“16院”两种说法。

注意，本文是回忆，不是招生宣传，现在培养方案已经变了！

当时的教改是三个挂在教务处名下的独立大班（大一、大二、大三），杨院长接管前，教务处长兼任院长，王副院长是实际掌门人。我读本科时，不设专业，大一大二统一上数学课、英语课和工科基础课，难度均比“面上”加深；到大三时，像高中文理分科一样分流为“机类”（包括材料科学）和“电类”（包括计算机等），两类方向内部仍是统一上课，所有课程全必修，所有人的专业课完全相同，“学分”不过是计算学分积淘汰人时用的加权系数。

当时我们高考报志愿入教改时，每人会得到一个“专业”，我就得到了一个听起来很像空姐的专业名号。但那个“专业”只是在被淘汰时用来控制去向的，大班实行三年淘汰制，彻底地严进严出：

每学期淘汰一次，被纪律处分，淘汰；英语四级课上完还没过四级，淘汰（六级有没有淘汰忘了）；按各科学分数目加权的平均分低于80分，淘汰；任何一门单科成绩低于60分，哪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低于60分，淘汰——真的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及格被淘汰的。

淘汰俗称“下系”，需要退出教改大班、分到开设所填专业的学院，作为普通本科生继续上课，丧失保研资格，而且漏掉的专业课需要自己补选。

当时的教改，除了最后没有高考外，气氛非常像高中，每学期的感觉都像打仗。比高中强一点的是，每年九月如果还幸存，奖励1500块钱；如果连续两年幸存，就可以在全校选未来研究生的专业导师，比其他保研学生享有早一年多的选导师优先权。

如果连续三年幸存，就自动保研成功，大三暑假的厂所生产实习结束后，大四理论上就是“猪一样的生活”了——实际上由于（很可能会）提前进教研组享受了研究生生活，大四可能仍然很累。我的本科毕业设计工作量不小但没什么含金量，我有一个师兄那几个月做的“基于CFD的翼型优化设计方法”毕设，不仅工作量巨大，含金量至少是远远超出了母校硕士论文的平均水平。

生产实习期间还是有些既可以看又可以发的东西。图为阎良民房收藏的歼6副油箱水塔

二、滋兰树蕙橙子楼

“悄悄地、悄悄地、悄悄地，把秘密装进金黄的橙子里；悄悄地、悄悄地、悄悄地，把橙子放进老师的抽屉里。啊，老师啊，快打开抽屉，好发现我们，甜甜的秘密；老师啊，快剥开橙子，好听听我们甜甜的话语……”

当时的橙子楼及其正（南）门示意图

教改的办公室在老校区橙子楼三楼东翼，只要不是被淘汰了需要过去处理学籍，学生对那儿可以三年读完了都不知道。我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楼上就是我们的基地。

用《三体》里于和伟扮演的（退伍军人）史强的话说：“‘基地’？……打仗的？”

当时母校两边的基地外围还真挂了一块牌子“国防……实验区”，老校区的这个区域（上图绿色部分）从进走廊开始需要刷卡：

橙子楼四楼的牌子，正确断句大概是“[（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但有卡的都知道，里面毫无什么正经意义上的“国防科技”。这就是一块工科版的舞蹈练功房，供竞赛队使用，很多教育部属工科大学都有类似的基地。

我记忆中橙子楼四楼的理工科基地有“航空科技”（实际上是航模队）、数学建模、足球、舞蹈、微纳米、从未见开过门的“电子基地”和智能车，加上学校唯一的文科基地、只有办公室的“模拟联合国”，一共八个。貌似还有一个水下航行器之类的基地设在其他地方，我没有见过。没几年过去，现在他们竟然有49个基地了。

教改一直强推所有人报名参加至少一种基地选拔，其中数模选拔（校赛）要求全体学生必须参加。王院长时代，教改学生没有专业，去基地，有助于在大三决定保研方向前，搞清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基地，是那时还没有确定专业方向的我们，对“专业”的相亲角。

多年强推后，“不是基地组织的人”在教改风气里成了一件有伤自尊的事情，因为容易被目为“被所有基地的选拔淘汰”。我当时并不懂参与的理性利益，只是由于这种虚荣心带来的压力，数学建模我也参加过，智能车我也组装过，用航模基地的资源切了一个飞机，甚至模拟联合国的校赛我也浅尝辄止地沾了一下；这些最终都止步于校奖。唯一走得稍远的是在舞蹈机器人基地打了一段时间酱油，某一年中国机器人大赛的集体一等奖，在奖状一长串名字的末尾挂了一笔。

对没有经历的人，到底该如何形容“基地像什么”？

不同基地的风格差别很大。数模基地的关键词大概是灰尘（因为一年中每次都隔很久才会满座几天，平时巨大的教室几乎没人），电脑、长桌、书包、空荡的壁柜，盛夏时分热气腾腾、铬光闪闪的电水壶烧着的西安偏硬的自来水，昼夜通明仿佛星空的日光灯，满桌面散乱的打印纸，还有熬了一两夜后（比赛持续72小时）第四天凌晨满屋泡面和催眠的咖啡味。

没有比赛的数模基地极其冷清，草稿纸铺一教室也不嫌桌挤，是手算东西的好地方

航模基地占据了楼道转角，是一个大木工房，一角堆着各种轻木切成的翼型、梁、框，房间内的“低空”被几架机床一样的大台子占据着，“高空”吊满了五彩斑斓的成品航模，一台控制电脑的CRT显示器上滚动刷新着“雨林木风XP”桌面，地上到处是碎屑，空气中一股淡淡的木料幽香混着类似胡辣汤熬干了的切割糊味。

足球机器人基地没有足球，作为竞赛的“足球机器人”极度简化和标准化了机械平台，关注点高度集中于对抗算法，因此吸收的都是具有强大编程和信息学天赋的顶尖精英；因为无需体力，相比舞蹈基地一些成品动辄几十公斤的分类组，足球基地很适合女生，不过我们年级女生里好像只招了一个。

微纳米基地已经忘光了，反正观感跟张鲁一的“国家纳米中心”毫不沾边，满屋子中药铺似的塞满了螺丝垫片之类的抽屉格子。

智能车基地平时很干净，地板像打了蜡一样光洁锃亮，只是一角的桌子上堆了许多PVC电路板；但开工起来时，地面就铺上了白底中间有黑色实线（电工胶布贴着电线）的复杂赛道，一侧格子里排满了三种导引模式的四轮小车——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智慧医疗”之类细分项目，比赛只分为光电组、电磁组和摄像头组。

其余的，除了主要在新校区教学东楼活动的模联（“模拟联合国”竞赛，当时学校唯一已知的文科基地），我知道的就剩舞蹈了。

新校区舞蹈基地当时空间很大，一间比普通教室略宽的大屋，中间有许多木板插在两边桌子之间，隔成类似工位的东西，但实际上大部分座位都是公用的。靠东侧（前门进门）的“外层”是小舞蹈组的零件和杂物，中间有一块空地，地下是救援组的大坦克，半空中是半智能组那个比我还高的衣架，周围散落着示波器、网购盒子和不同人手焊的最小系统板，以及各种虎踞龙盘的缆线、转接头和书包；桌子深处通常是装各种规格机械连接件和电子元件的收纳盒，上面再层叠着一些大部件，或者几本各专业神书垫高的大显示器。

平时那些桌面靠近人方向都有比笔记本电脑略大的一块是空的，光洁铮亮，不同的人下课来了这里，噼里啪啦一通编程，快到上课时再把书包甩到背上一溜烟猛冲下楼梯。我曾经试过，如果我全力冲刺，即使电梯全程不被干扰，下楼时冲四层楼梯通常也比电梯快一点，男生估计还能更快。

新校区的少数工位是一直有人的。基地靠近后门深处有一块摆着应该是工作台木板铺平而成（不确定，从没走近看过）的床，挺大一张，有被子，常年弥漫着男生的气息。那儿曾盘踞着基地软件组一位真正的天才大佬，我加入时，大佬已经消失了，但从秦岭到城墙根，仍然到处有他留下的算法代码和神话传说。

到老校区之后，基地的氛围仍然很好，但晚11点后橙子楼会锁大门；曾在那儿自习忘了时间的人，可以钻西楼被桌椅堵塞的废弃楼道下一楼，然后从一条被链子锁松松锁住的边门拱出去。这种事我经历过一次，听带我们下楼的老鸟说，没发现这条密道时，他们曾经爬出四楼窗子沿着排水管滑下去。呃……

当年因攀比的虚荣心加入了一个属于自己基地的我，后来一直很感激那时教改院的氛围。现在回忆起来，如果当时学院不强推，我肯定会由于乖乖女胆小怕事的本性，把所有精力全放在复习课本考高分上，学得一堆不会应用的干条条公式。

毕竟，作为一个父母非工科出身、不了解行情，自己也不算特别聪明的第一代985大学生，等到能自己用专业理性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大学做什么”时，正常说，已经是有前途之后的事了。

三、丹桂葳蕤杏坛远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让所有的难题成了乐趣；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教改在2014年以前，本质上是一个或一堆大基地班；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更像是母校一个小型的、工科导向的“文理学院”。她没有可攀登的专业天梯，科任老师来自全校院系支援，与其说是学院，不如说是一个番号；她的历史本应主要是历届学生的记忆。但教改的学生工作历史严重缺乏传承，学院每改版一次网站，就清空一次前一阶段的新闻、学生活动、先进事迹乃至通知公告等几乎所有东西，只留下“历史沿革”阶梯图里的一个台阶。

本科期间曾有几次被抓劳务派遣，在校院领导小范围听取意见的教改毕业生调研会上记录一些当时处在研究生阶段的优秀师兄师姐直接建言，现在还能翻出其中一次的现场照片；由于类似机缘，还曾接手了之前若干年级优秀院友的报奖和宣传材料，知道一些当年我记录过的师兄师姐已在学术或事业上走到了很高的地方。到今天，除了一些能在公众号深处翻出来，师弟师妹们是休想发现那些人的痕迹了。

我的旧电脑上残存的学院活动资料还有一套备份照片，而当年使用它们的报道（包含实体墙报、网站、新媒体稿件和教改学生定期排版的《闪电》报纸）早已荡然无存，“学院新闻”历史从2018年重新开始，而“班级风采”直接从2021年开始。

已被清空的部分教改学生活动记录，依次为：卫生检查（女生宿舍）；迎新晚会；军训慰问；毕业生座谈会；庆祝建国60周年点蜡烛；向山区小朋友献爱心；参观临潼某单位；冬至包饺子；运动会；红色诗歌朗诵会；三好学生标兵与校长合影；辩论会后一身西装在雨中狼狈散场。

回想起来，这种“动态清零”的院系文化其实是有好处的。她教会我，每个教改人三年里可能获得的所有那些值得珍视的记忆，军训的迷彩、祥裕的森林、916公交车上悠扬的“奏！管门……”，支教学会的华阴老腔、运动会洒下的汗水、文艺会演惊艳全场的虚荣心、获选青马工程的使命感，乃至“国防科技知识竞赛”拿奖带来的在空军某部捏一把教具飞机的特权，都是身外之物，入学不带来，毕业不带去；一朝离开了教改，一风吹，半点痕迹也不会留下。

也许一种例外是爱情？不一定，当时教改的氛围太像高中，除被淘汰的都保研，专业前途却包罗万象，爱情想走到婚姻，要经历漫漫长路、冲破太多的困难。母校头在苏杭、尾在秦岭，一校之内气候不齐，读研隔断在不同系所变成异地恋是常态，一段时间异国的也有，工作之后由于专业单位分布更是可能再难走到一起；记忆中，教改大班几个年级都有一两对“神雕侠侣”双双优毕，但两个教改人在教改开始的情愫，似乎大都以回归的现实告终。

化石君倘知，勿复念衾席。愿持如石心，为国作坚壁

对当时教改的大部分无论男生女生，三年之后真正必定能陪伴一世的，只有那些在母校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教改专属的讲义，以及那些全校各院系教学名师冒着九月的暴雨、从绵延几公里的各学院楼步步生莲，一路踏着水花准时赶来，教给我们的那些内容枯燥、难度拔高的基础知识。

“厚基础、宽口径”，六个一眼望去自相矛盾的字眼，被教改深深砸进我的脑子里。

离开教改，我带走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教改曾提醒我，基础理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应用项目。

母校有一本神书《战斗机气动布局设计》，很多因军工情怀进来的人往往一年级就先找到这本书，沉湎于这个布局、那个分类，整出一些华而不实的美术渲染参加比赛，以为这就是触碰到了航空航天；而对“没有用的”魏尔斯特拉斯、勒贝格和基尔霍夫则一派兴味索然。这其实不是学习，而是在以学习的名义打游戏。

博士毕业后我才真正理解，只有深厚的数学、力学、信息学（编程）功底，以及材料专业的化学等，才是工科生走得远、走得稳的根基所在，是一个工科研究生超脱出“高级打螺丝”状态、获得从事真正“研究”信心所必备的基本功。

很多年后开始接触求解器源代码的我会领悟到，分析学是如此美妙，以致我们大一的工科数学分析课本上的几乎每个重点都是有用的。一元函数在一维空间中的逼近是导数，而向量函数在线性空间里的逼近就是计算流体力学最底层反复出现的雅可比矩阵；作为“自身多元函数各自变量逼近的组合”，对标量是梯度（向量），对向量函数则是流形的协变导（二阶张量）。对梯度的广义认识可以打开理解实质导数的一扇侧门，它的定常项在不同维度空间下会成为“平流”或“对流”；从数学角度，如果输运（物理量）标量，就意味着控制平流（Advection），而输运（速度）向量则形成方程中的对流（Convection）项。它并不完全等于连续介质力学中输运方程意义上的对流项，但输运方程本身却可以由建立实质导数概念的方式加上散度定理推出来。而散度定理自身，其实还可以看作大一数学课上最基础的解题套路——分部积分法，在数学形式上向三维空间的简单推广！

我曾以为复变函数和积分变换是电子类方向才会用到的东西，但后来意识到，翼型绕流结构化网格生成方法的起点——保角变换，其实就是一个单射保角复变函数由黎曼存在唯一性原理保证的共形映射。类似地，实际力学问题对研究对象离散化的数学模型，无论对象是茫茫云海还是简支梁，本质上都是大矩阵，而本科一年级打下基础的代数知识是判断数值算法思路可行性的依据；而同样大一分析课上常被拿来作例题的高斯函数其实是傅立叶变换的特征函数，后者是火控、制导、雷达等几乎整个电类工科的底层基础；它本身用作傅立叶变换的修饰窗，就得到航海上分析潜艇声纹的基础工具之一，加伯变换。

如果拿修仙打比方，数学是不同层次的“功法”，不同国防科工领域的基本理论是“武技”，而世人眼中崇拜的各种装备的具体型号项目以及它们的研发过程（绝大部分情况下的涉密管理部分），不过是化神大佬封装好的一次出手。

大一数学课上的老朋友“散度”是可压流的基础，流动不可压，意味着模型方程没有散度项。如果追究得更深一步，它作为数学工具的最初引入其实是在一种将复数概念推广到四维空间的模型中，用于处理它三个虚部形成的三维向量；而这种特殊的高维复数，就是如今在航天卫星口各种姿态控制中广泛应用的数学工具——四元数。

教改教会我，饭是一口一口吃的。一开始就吃航空航天，并不能消化

四元数是基础学科（数学）、应用领域与项目实例关系的理想例子。在被发现可以映射三维空间前，它只是“基础功法”或者数学天才们无意义的抽象游戏；但一旦掌握这套“功法”的数学天才投身工程应用，就可以创造不同的“武技”：有的可以描述（高度涉密的）航天器轨道机动，有的可以在（并不太涉密但处于自主创新“脖子”地位的）工程建模软件中翻转图形化的电子样机，有的可以用于（毫无国防秘密可言但能卖到全世界创汇的）小小的四轴无人机。如果没有这套“玄级功法”，用低一层的“黄级功法”——欧拉角也可以实现，但表述繁琐，且引入万向锁漏洞。

当然，这些是行业大佬们考虑的事了。我的事在于，如果我不自己学数学、学习MATLAB软件，那这条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支线就会迷失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只是因为在基地培训中被这些知识撞上、迎面糊了一脸，我才得以在本科提前结识它们，和它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并在研究生尤其博士阶段享受了这些与它们的人脉关系，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

教改曾教导我，把目光从被世俗眼光过度神化的“国防科工”四个字上暂时移开，去注意到数模竞赛、机器人竞赛、以及其他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实”事的各种本科生创新基地，去在其中尽可能多地了解、甚至掌握工科这个大门类下的各种分支。

我那时的教改高度重基础轻应用，除政治、英语课外，偏“文”的课一概不开，连航空航天概论都没有；在一个号称国防科工委属高校待了三年，仔细算起来，唯一体验“国防氛围”的竟然是英语课——视听说课是在人文（今外国语）学院上的，所有学院楼内都有保密标语。杨院长主持学院工作后，这种文化被改变了，航空航天航海专业应用课被重新下沉到本科，人文气息上也变得更加重视三航国防特色。现在的培养方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淡化细分专业的路子，但“三航文化”已经塑造起来，看样子是不打算回去了。实际上，老的培养方案是否适合所有人或许见仁见智，但仅对我而言，它恰到好处地破除了我心中“国防科工”四个字带来的“壁障优越感”，启发我跳出自我设限的专业框框，去尝试触类旁通那些数学本质相同的领域（例如固体结构的力学与流体力学），甚至发现完全不同领域中也可能存在的抽象相似性。大规模并行计算的实现、操作系统的中断/阻塞机制、嵌入式设备的硬件编程，三者风马牛不相及，在数据同步上却有类似的通信逻辑。我在专业课堂上只学到前者，后两者一个是教改培养方案灌输给我的，一个是基地的经历教给我的。

高度重视根基的价值观，让并非工科家庭出身的我最终理解，军工神秘、崇高、伟大的地方在献身于它的那群人的精神、纪律、组织观念和牺牲，不在于它本身技术的不可知；九大军工（除核武器）归根结底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是经典物理对特化场景建立数学模型后的分析、实现和优化过程；或者说，是上述几种基础本领——数学、力学、信息技术——精熟之后排列组合的应用题。

1950年代，钱学森先回国，他曾在美军挂上校军衔、拥有顶级涉密权限，但他回国的贡献远非带回了美国的某种情报——他的800公斤科研笔记和资料行李全被美国当局没收了。郭永怀后回国，预料到这出，索性在同事欢送宴会上当众把自己在美国的成果都扔进了火里。妻子李佩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他说：“反正我都记住了。”

他们带着数学力学基础扎实、见过别人在干什么的脑子回到祖国来，然后顺理成章成为一代擎天巨擘。

罗时钧副校长、师昌绪院士，那一辈从麦卡锡时代美国回归的母校人，大抵都是这样吧。

教改曾强迫我重视外语，敢于把目光投向远方。

母校是我国最早遭受敌对国家实体清单制裁（2001年5月起至今）的两所高等院校之一；在那个IBM一统PC天下、全国人民还不知“科技战”为何物的中美所谓“蜜月期”，由于实体清单，学校连本科教学用的个人计算机都无法购买，只能通过其他西方国家间接搞到。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却于2001年在国内大学中几乎最早建立了赴纽约参加“模拟联合国”（模联）国际竞赛的专门队伍（仅晚于北大几个月），把这项几乎各方面价值观都像是“国防科工刻板印象”对立面的活动办成了一项本科特色。

“模联”是学校学院对涉外交流态度的缩影。

教改从不配合敌人的制裁。什么叫“配合制裁”？就是将制裁作为自我封锁和“我弱我有理”的借口、放任敌人的政策塑造自己的集体性格；相反，它一直对内鼓励师姐师兄们打破对“涉密单位”封闭预期的心理樊篱，对外努力打开局面，在各种困难中联系海外高校争取交流名额，到推行外语原版教材、重点课程请任课老师用外语授课，乃至后来直接请海外高校的老师过来开课，尤其是借助国家留学基金委本科短期交流项目的东风几乎拿着鞭子把全院人往外赶，连我这种雅思口语勉强飘过5.5分的英语学渣都被赶出去见了几个月世面。

由于接手往届传下来的先进典型资料，我知道之前若干年，几乎在每代模联活动中，教改学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就像母校只是个场地一样，纽约的联大会场也只是个场地，对那些用钱买进去、拍几张照打完卡出来的名媛网红，他们人生留在那儿的记忆一文不值；但学校学院曾派去那儿参加过模拟联合国大会最终决赛的，后来都成了各自专业（没有人去英语专业）的一代尖子，在我整理过的宣传事迹文档中留下了一片雪泥鸿爪。

教改早在中央着重强调思政课教育之前多年起，一直坚持以与理工课程相同的标准要求我们的政治课，用同样的“挂科淘汰”威胁督促我们在高年级仍然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请西安政治学院的教授给我们开价值观讲座等等，让我们早早明亮了眼睛。

毫无沾边家庭背景的我，曾怀着一腔年轻、简单、有时幼稚的报国情怀来报到，以为“思想政治合格”就是甘愿投身于自己宏大叙事童话中浪漫、神秘而史诗的国防科工。但教改用一段很辛苦的本科岁月教会我，爱国家、为国防，其实不止这些。

能整本背下《铸魂·砺剑》，那自然是很能背的；但为我所热爱和迷恋的人民军队做出更好的装备，至少是尽可能努力准备好足够多能让自己将来这样的技能，则是国家能真实使用的忠诚。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这些真理，会成为我打牢双基的武器，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则会不断提醒我，不要迷恋军装工装的皮相，要塑成敢打必胜的灵魂；不要迷恋海誓山盟的花言巧语，而要成全朴实枯燥的善始善终。

事实证明，校院领导的眼光是长远的。对工科尖子生的外语要求与加强政治素质并不相互矛盾，有些场景下反而相得益彰。我们学校办起来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部分学生，本科公派交换这次出国，有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碰护照。由于种种限制，当时能建立关系的海外合作高校大多数弱于母校，我们许多人的体验因此更接近公费旅游；但这恰好因此成为我们当年对西方社会各种传说光环祛魅的开始。这种靠亲历实现的对欧美国家的平视，比一生困守体制、从未真正在外生活，只靠听信身边宣传所实现的那一种，来得更为不卑、不亢、牢固和真实。

与此同时，突然离开到处充斥党建和政治学习的环境，让我在对后者产生逆反心理前就惊醒，然后学会像战争年代的地下党一样封存心扉，隐藏信仰；不在外与知人知面的人深交，但也不在细枝末节上滥用假扮成“爱国”名义的自恋。出门求同尊异，归来仍是初心。

四、万山红遍正秋收

“我们遥望着神秘的夜幕，看见夜幕上有无数星星闪烁。虽然是悠闲、悠闲而过，却总愿把繁星，把繁星数了又数。

一颗星星，就是一个梦呀；一颗星星，就是一颗闪光的珍珠……”

如今的教改，在“教育实验学院”之后加上了“未来技术学院”几个字，师妹师弟们寒假回家、被问起专业时，大概也不用再担心被当成师范生了。

“未来技术”真是一个很好的概括：走出了当年的教改院和创新基地，今天的我是在回首往事时才突然意识到，正是当年我本科时代那些竞赛所竞争比试的热点技术，现在已经发展成熟，正在造福社会、贡献国家，在这个全球动荡人类到处自相残杀的乱世里，支撑和保卫着我们的文明一枝独秀走向未来。

那个时代，谷歌地图的道路导航功能才刚推出几年，仍然是世界水平的科技前沿。作为此类服务的技术基础，在高中信息学奥赛中作为天书露面的树、图、遍历、TSP问题、网络流，随后就会出现在我们大一大二的数学建模竞赛中，然后正式出现在大三的数据结构课程里。

TSP算法（左上）；2005年最新推出的谷歌地图导航（右上）；今天我国的车道级导航系统（下）

时至今日，车道级导航在国内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反超了谷歌地图的精度。城市街道路线导航已成为人类驾驶不可或缺的帮手，唯独中国人民享受的这项服务拥有独立主权和赶超的先机。

那个时代的智能车，刚刚足以在高度简化的赛道上跑起来。现在当我看到特斯拉与国内厂商技术路线的“激光/毫米波雷达-摄像头”之争时，仍然会想起当年这些光电、电磁、摄像头引导的四轮小车；它们是电车自动驾驶技术的种子，不仅将在十来年后开出争奇斗艳的花朵，而且将引领我们国家整个汽车行业发生一场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弯道超车。

飞思卡尔智能车（左上）；现在武汉的无人出租车（右上）；中国电车出海的盛况（下）

那个时代里，我们的舞蹈机器人还是预编程动作，可能最接近现在机器狗功能的东西——救援机器人，是用双履带驱动的。当时波士顿动力的最新大狗那种可以被成年男人不断猛踹不倒的自平衡恢复能力，对现在的我仍然像梦一样，也超出了整个基地的层次——当时应该是倒立摆模型吧。不要说四足机器人，双履带爬标准长宽木棱柱形成的简化废墟地形已经很难了；何况还要在这种“规范化废墟”里夹娃娃！

如今在母校乃至我们的国家，机械狗的步态规划算法已经相当成熟和白菜化，即使量产货架商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步兵冲锋、作为现役装备配发部队了。

母校的第一个救援机器人（左上）；早期波士顿动力机器狗（右上）；如今已装备部队的国产机器狗（下）

那个时代里，由于微型飞控模块和加速度计的普及、姿态算法的成熟、民用数据传输能力突破到一个阈值，微型四轴飞行器刚打开自己走向辉煌的大门，还没有形成廉价量产的货架商品。很多工科生包括我在内，都尝试过自己动手定制碳纤维板和连接件、购买标准碳纤维管、电机、电调、无线电模块，从网上寻找飞控代码或干脆自己写，做成简单但确实能飞起来的四轴飞行器。

我大四时曾出于恶趣味参加大疆的招聘笔试，获得了一个纪念U盘。当时大疆因为高薪在我们工科生的圈子已经有些名气了，但我完全没有想到很多年后它能外行皆知，更没有想到这种几乎没有流体力学、毫无“航空优越感”可言的玩具一样的东西，竟能在当代战争中登堂入室，打步兵、打坦克，甚至“战略轰炸”到了老一代前辈战略轰炸机们的头上！

当初我做的第一个四轴飞行器（左上）；已用于武警的无人机（右上）；无人机大编队表演（下）

作为工科生，我的眼睛有幸见证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萌芽。当年那些辅导员们用综合测评成绩（奖学金）诱惑，赶着所有人去报名的各种各样的基地——数模基地、航模基地、足球机器人基地、舞蹈机器人基地、智能车基地、机甲大师基地里，那些当初我们所接触的、感觉像纸上谈兵的“未来技术”，如今几乎都变成了实用化、规模化、可供应给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东西。

我像一滴水，在暴风雨中掉进了应用技术大发展、工学领域大贯通的大浪里。进步的潮头是我微薄力量的见证，我也将因融入大海而永远不干。

“——冲破、层层，封锁线；展翅飞向华蓥山！你看那高山顶，白云间；隐隐约约露出了红星一点。我好像看见那边红旗在招展；我仿佛听见，妈妈在召唤。

——我妈妈跟着红军闹革命，她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到如今两鬓如霜人未老哎，双枪震撼，噻！双枪震撼，华蓥山……”

——华为（《江姐》中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华蓥山游击队指挥员）

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一个人只要能在科工行业大潮的某个浪头占住一席之地，他或她未来自然从事的一切专业活动，自觉不自觉、有情怀或无情怀，都能转化为爱国的功业。

来教改之前，我只是一个怀揣模糊不清“国防工业报效祖国”梦想的小孩子。教改和基地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军队的伟力蕴于人民之中，军工的强大也本当如是。

从小三线、军转民到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从2014年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号召，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通过实施，“未来技术”已经从2010年代初与十大军工几乎泾渭分明，演变为今天与后者相互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到如今，一旦军队召唤，每个工业门类都能用自己领先世界的特长支援军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预见、作为工科生最有资格作为代表顶在前面的一种人民战争。

随着见识增长，我也懂得了一些国家大事的道理：

一个大国，如果百工不强、军工单独畸形发展，这种局面只能在后发超越中一个短暂的阶段中有利。如果长期如此不得逆转，使得国防工业系统被固化为包罗一切高新技术的文明精华，而民用工业门类不齐、技术落后、产品让本国消费者人人嫌弃，一开放就被外国竞品挤出市场，以致国家政权依赖一个孤立的军工系统创汇乃至在世界工业领域立足、甚至为了它去用商业间谍偷外国的加工中心车床母机，那就走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只依赖正规军抗日、拒绝发动和武装广大人民，然后一败涂地”的路子。

这样的工业化，能一时造就一支钢铁洪流，却是表面上、温室里的工业化。它可以凝实为巩固的、经得起发展考验的工业化，也可以被固步自封的傲慢轻易葬送、一扫而空。苏联的崩溃用极其惨痛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近二十年那个看似光荣复兴、实则（除却部分传统军工）依然百工废弛的某大国，用三年光阴又给我们证明了一次。

历史的玩笑是，曾在冷战中对他们大获全胜的某西方敌对政权，如今正在倒退成同样的状态：除却军工，百工废弛。这种局面反过来对他们军工复合体能力的破坏已经露出大量苗头。如果他们继续不能或不愿认清自己、悬崖勒马、回头关注本国劳动人民的疾苦、刀刃向内改革自身政治体制、从头勤学苦练枯燥艰难的诚实的工业基本功，反而把精力预算继续浪费在挑拨地缘冲突生乱生战、军事围堵经济制裁乃至网络攻击我的母校之类下三路事情上，那他们迟早要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打得割地赔款。

相比之下，在我的国家，十大军工和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曾像梅花一样，挺过了工业现代化起步的寒冬季节。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她们转入了“丛中笑”；不再有玄冰百丈，人们依旧吟诗咏梅，有时却忘了，非国防系统的工业部门早已山花烂漫——那些太阳花、风信子、狗尾巴草、连花语都没有的路边小草卑微的野花，没有倾城容貌和馥郁芬芳，却一道组成了春天。

“星辰大海”四个字在这年头已经被用滥了。但作为唱着“飞天巡洋”走出来的、千百万普通工科生中的一员，我一生有幸并感激，能亲眼见证这一个群星如繁花般锦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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