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天登载美国加州大学学者王强的文章《稳定新疆何者为先？》。

新疆喀什街头，市民从武警身边走过。

以下为该文章摘选：

稳定新疆何者优先？

王强

伴随着新疆暴力恐怖事件的增多、尤其是对暴恐“常态化”和“家庭化”的担忧，让“柔性治疆”战略备受质疑，也出现了呼吁“铁腕治疆”的声音。笔者认为，“柔、铁治疆”之争无助于解决新疆稳定。要稳定新疆，首先要厘清新疆稳定的优先课题，是遏制宗教狂热，还是做大GDP（国内生产总值）？显然，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判断，决定着国家资源配置的方向。笔者拙见，新疆的优先课题是遏制宗教狂热。理由如下：

新疆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导致的“技能型贫困”，做大GDP不能解决这种贫困。2011年，笔者初到乌鲁木齐，最诧异的事情是在维族小餐馆里，年轻的服务员竟然听不懂华语；与维族老板聊天，得知很多刚从南疆来的年轻人，都听不懂、不会讲华语。在语言能力之上，是更大的缺乏技能的问题。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乌鲁木齐做小生意的维族民众，一般从事不需要技能的营生，如卖干果、烤馕与烤包子、卖抓饭与新疆面食。据此，笔者判断，新疆的贫困不是由于宏观上缺少经济发展机会，而是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而导致的“技能型贫困”。复制“大招商、大项目”的内地经济发展模式到新疆、做大GDP，并没有切中新疆民族地区“技能型贫困”的本质问题，因此也就无从谈起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新疆不缺乏宏观上的经济机会。2011年，笔者将乌鲁木齐超市、餐馆公开招聘广告，与之前工作过的广州与青岛比较，发现这些职业在乌鲁木齐的工资，远高于广州，更高于青岛；而2011年，广州与青岛的GDP分别是乌鲁木齐的7倍与4倍。不仅仅是乌鲁木齐，据《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新疆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高于上海、广州，与北京持平。高工资带来的是高物价。在南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小餐馆，一盘“辣子肉拌面”（面煮熟后，拌入辣椒炒肉。新疆面食）要18到25元人民币（下同）；而在广州和青岛，小餐馆里的兰州拉面也不高于这个价格。

新疆喀什街景，新疆姑娘浏览着街边的商品。

毋庸讳言，这种做大GDP的模式，可能正在制造新疆不稳定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缺乏技能，做大GDP带给维族的直接新增就业比较有限。调研到南疆投资的企业，发现小企业一般高薪聘请企业原籍的工人到南疆，而大企业通常以增加额外补贴和给予政治荣誉的方法，从企业总部成建制（从管理到生产，从生产到后勤保障）派人到南疆。这主要是企业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如果招聘维族人，企业要帮助他们过语言关、技能关、还有最困难的劳动纪律关（笔者听过的段子：月底领到工资，不来上班；等把工资消费光了，又来企业，不让上班还不行。）综合算下来，成本很高。但另一方面，物价上涨（例如，由于物价上涨，在笔者之前工作的乌鲁木齐新市区科学院片区，肉抓饭的价格已经从2011年的12到15元，涨到2013年的25到28元），却会实实在在影响他们的利益。这样，经济问题可能让维族产生在经济发展中“边缘化”的失落。

另一方面，从已有的现象出发，让我们推断一下新疆宗教狂热的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结果？新疆宗教氛围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浓厚。宗教氛围逐渐浓厚是从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开始的。新疆现有的2万4000多座清真寺中，80%是1980年代末1990年初修建的。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中亚5国清真寺总量的近5倍，仅次于有2亿穆斯林的印尼；而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总人口1000多万。据此体验和观察，笔者确信，清真寺过多的结果，必然是宗教狂热，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

一名维吾尔族男孩在广场上玩着滑轮，不远处停着一辆武警的巡逻车。

在1990年代后期，新疆的宗教狂热表现为“宗教仪式风俗化”和“朝觐热”。例如，结婚念“尼卡”、超度亡灵的“站礼”等宗教仪式，是1980年之前没有的风俗，但从1990年后期开始成为必走的程序。而在最近10年表现为“宗教仪式生活化”和“内外勾结的漠视生命的爆恐破坏”。如妇女穿戴阿拉伯黑罩袍，维吾尔传统的日期娱乐活动被禁止。

在完成宗教仪式“生活化”、即日常生活完全按照宗教教义进行后，新疆宗教狂热的下一个十年是什么？依据个人不系统的观察与对伊斯兰文化历史的理解，笔者妄言，是宗教仪式“政权化”，即按照教义安排政治生活。换言之，新疆的“塔利班”或者“霍梅尼”将在宗教狂热中产生。

如果说造成今天新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末1990年代初没有及时有效采取措施，合理控制新建清真寺的规模；那么，如果不在“宗教仪式‘政权化’”之前，对宗教狂热采取有效对策，将来的新疆会怎样？历史能够展示给我们的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的美国，面对霍梅尼支持的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束手无策；世界上军事实力第二强的苏联，在阿富汗用尽了各种先进的战术策略与尖端武器，最终还是不能制服塔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