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秦博、田飞龙】

11月22日，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进一步提升。考虑到当今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十分深刻，充满了复杂性，全球治理体系充满挑战。放眼未来，中国同东盟合作空间将更为广阔。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在彼此的外交场合或新闻报道乃至民间俗语中，谈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时，常用“家人”“兄弟”“同志”等表述定位。这样的提法并不特别常见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类似描述，但类似的提法并不鲜见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

可以看出，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家人、兄弟、同志”般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

在美国维系霸权与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东盟国家：策略选择及其两难

当前，亚太地区局势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复杂深刻演变。“以东盟为中心”是东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对外合作的基本原则，有两大基本内涵，即既要防止被分裂，也要防止被主导。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却积极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打破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本质是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架构，对“以东盟为中心”的架构设计带来冲击。

东盟不会放弃把本地区话语叙事权掌握于自己手中，但美企图再造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话语体系，东盟对地区的话语叙事受到挑战。在这一困境下，中国对东盟的支持立场显得尤其及时和正义，在周边率先落地，在人民心中扎根，可为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长期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从周边做起，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美中竞争：东盟国家有选边站的压力吗？来源：南华早报

强制向别国输出民主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国对外投入外交资本的重要载体。中美博弈导致的亚太地区形势新变化，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出于其最大利益的考量。东盟国家钟意于中国高速发展能带给它们丰富经济回报和商业机遇，也依靠着美国在深度介入东南亚的“再保障”战略政策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感。尽管美国尝试“胁迫”，但东盟国家并未无条件服从。一边是美国遥遥领先的霸主优势，一边是历史悠久、共享被殖民情感遭遇的老邻居，东盟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继续采取“大国平衡战略”。

美国认为中国是其新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这种判断基本贯穿了美国对华策略的底层逻辑。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几乎不再理会中国崛起的非称霸意图或和平实质，而是空前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冲击着美国操纵下的国际秩序，挤占着美国的霸权空间，削弱着美国在全球事务与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

同时，美国却绝不会允许它在亚太、印太地区业已构建的霸权地位受到任何挑战，也绝不愿在此框架下的美国政治与经济利益遭受缩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很可能会向东盟国家施压、进一步离间中国与东盟，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在东南亚的深度介入，从而压制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影响力，进而保证美国霸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理论优越不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所撼动。中国已完全被美国作为事实上的假想敌和战略竞争对手，无论美国政府的表面伎俩如何充满模糊空间、如何玩弄文字游戏，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的立场已然是其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很难被变更的国策。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是一个促进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区域组织，成员分别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在这场演进着的深刻变局中，中国究竟是能够快速迎来民族复兴的转折机遇，还是被迫进入更加险象环生的复杂僵持，东南亚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重点地带，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所在。

因此，我们也必须要清醒认识到，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但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和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关系不断重塑东盟各国的外交战略和决策，迫使东盟各国不得不依据地缘政治重新思考，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制定有利于本国的新策略和区域秩序。地缘政治的现实使得东盟国家生存在各大国际势力利益交汇的旋涡中。

新加坡深谙“国家间政治”的生存之道，号称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实则是坚定不移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新加坡对中华文明有着基于自身的独特理解和更敏锐、更深透的领悟能力，而这些都成为新加坡研判和制定对华政策的制定创造了有别于其他东盟国家的、独一无二的谋略优势。

在新加坡看来，中国虽然正在不断挑战美国的现实霸权，以及五百年以来由西方创立并不断加固的既有结构体系，但新加坡又能迅速从其与中国共享的中华文化底蕴深处理解并相信：中国从长远来说并无称霸全球的野心。新加坡并不倾向于相信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能力撼动美国在亚太的布局——毕竟，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很棘手——但是，作为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微小型城市国家，新加坡没有条件、或来不及完全参透中国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正向意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新加坡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平衡”的生存战略深入新加坡的国家思想，并时刻指导与纠正其国家行为

一方面，新加坡能后够对中华文明天然地进行更深厚的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新加坡处在世界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的特殊地缘以及缺乏战略纵深的先天不足，都让新加坡不仅扮演着东盟国家对华协调者的身份，更是以复杂多面的国际战略政策，一边与从中国密切频繁的经贸往来中获取财富保障，一边又与从美国的深度军事合作中消除心理不安带来的恐惧。

新加坡认为如果美国维持着主导性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中国的崛起，有助于最大化地维护新加坡的利益，因此它往往能以极其微妙和潜化的筹谋在中美之间为自己创造最大可能的价值和安全。因此，新加坡的“大国平衡”策略往往表现得既幽深隐蔽，却又能做到深广远大。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张类似的战略平衡，但两者又有明显不同。相比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平衡牌”打法更为浅近和直白。马来西亚非常清楚中国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经济上中国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不只是竞争者,更是合作互利的伙伴。中国崛起所释放的经济活力和红利，让与之密切商业往来的东盟国家获益巨大，中国带来的经贸利好反过来促进了东盟诸国政府和既有政治机构在本区域内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在对外关系方面就积极主张“东南亚中立化”，在东盟国家中率先改变“两个中国”的政策，并采取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然而另一方面，马方也积极支持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也已过度的军事化的架构与发展。一方面，不少马来西亚政客更愿意看到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伙伴关系以遏制中国；但另一方面，数量同样不少的马来西亚政治家却会更加谨慎地将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分歧（尤其是南海相关问题）简化到最少。马方一面接待中国军方来访，但又不予在媒体上报道，生怕得罪美国；但一面又在坦然接受美国捐赠战机后立即解释马来西亚是“与所有人结为朋友”，避免让中国忧虑。

AUKUS如何暴露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之间的裂痕。来源：南华早报

越南是与中国在南海利益冲突最深的国家，然而越南又是在文化亲缘和政治制度综合起来最像中国的国家。二战后，中国对越南的统一事业提供了长期援助。但统一之后的越南在中南半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导致双边关系恶化，进而在陆地和海上都与中国有过较严重的军事冲突。

越南对南海主权的立场有两阶段变化，首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越南对于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主权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还表达了是中国领土的立场（尽管60年代因南海发现石油，实际争夺已经开始，爆发过保卫西沙战役）。这主要是由于越南建国初期极需要来自中国的援助，而中国当时基于共产国际、安全与战略等考量，积极提供越南各方面援助：早期军事援助为主，后期以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因此，当时越南对南海问题并不表示意见，甚至承认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曾表示其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获得中国支持越南对美国的战争所做的立场表态。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转变，1975年，一方面越南击败法国与美国完成统一，另一方面苏联开始对越南进行援助，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大陆与越南北部边界问题、越南入侵柬埔寨等问题，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停止对越南进行援助，甚至两国发生军事冲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一改过去承认西沙、南沙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态度，开始主张对南海的主权。

越南称南海紧张局势引起全球关注。来源：彭博社

越南宣称根据历史文件与大陆礁层原则宣称整个南海岛屿都是庆和省(KhanhHoa Province)的离岸行政区，并且出动海军接收原为西贡当局占领的南沙海岛，还非法将西沙、南沙纳入其版图，改名为“黄沙群岛”“长沙群岛”。后又爆发了1988年的“3.14海战”，越南通过石油开发、驻兵等方式在实际占领南海岛屿，到目前为止共占领了29个。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越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化。虽然双方都强调过去两国两党兄弟情谊，彼此在总体关系上也表达出合作意愿，承认过去所建立的坚实基础对两国的重要性，同时两国在党对党高层互动上开始维持定期互访，但由于越南对于南海的非法索求与我方的主权主张高度重叠，矛盾最为深重。

越南陆地国土狭窄逼仄，富含油气资源的南海成为它觊觎的救命稻草和希望之光。越南深知，安稳地坐拥油气资源不仅能为它实现经济目标，也能带来国际筹码。不仅如此，和马来西亚的纯粹务实发财不一样，越南的争夺南海的野心显然远远不止是暂时的经济获益，更为了实现越南“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

越南用石油利益推动南沙群岛争端国际化，欢迎西方公司大举进入该地区，目的就是让西方国家也参与到协助其继续非法占有南海岛屿的事实，继而以西制华，谋求夺取其未能实现的地区霸权。

“千岛之国”的印尼，其领土面积的30%为陆地，其余均为海洋，海岸线长达81000公里，其90%的国际贸易依靠海上运输，是东南亚名副其实的海上大国。印尼不同于其他对南海有主权声索的东南亚国家，实际上中国印尼仅就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权益方面有不同的主张，但双方并无重大领土纷争，因此一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印尼的表达均是含混间接，立场和越南等国相去甚远。

但是2020年初，印尼突然在双方争议区附近岛屿部署战斗机和军舰巡逻，总统佐科还亲自登岛巡视，强硬表示与中国就纳土纳领土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5月，印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称中菲仲裁案裁决中已确认中国针对南海约90%水域所提出的主权声张“没有法律基础”。6月，印尼外长蕾特诺在第36届东盟峰会上呼吁东盟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

印尼的这一系列行为意在向美、日等国表明其不依附中国的态度，将“对华关系”作为投名状纳向美日以示友好，以吸引外资。印尼官方也声明日本计划增加在纳土纳群岛的投资，美国也有意参与合作。

与越南相类似，印尼在根本问题上也暧昧不清。7、8月，印尼多次回绝美国提出的允许其P-8“海神”上反潜巡逻机在印尼降落、加油的请求；9月初魏凤和访问时，印尼一系列的强硬态度也得到缓和，双方表示将加强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此基调下，印尼外交部长更是表明立场，称印尼无意参与到中美对抗的进程中。中印尼两国海洋战略有高度的重合，为两国持续通过外交渠道加强沟通与对话及增进合作提供了基础。

菲律宾和泰国于20世纪中叶，先后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仅有的两个正式同盟国。虽然同为同盟国，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亲疏有别的美菲和美泰关系，从而在中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外交态度。

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以后，菲律宾淡化了一直秉持的“亲美”立场，尝试脱离美国的军事捆绑，并积极从中国寻求投资机会。2020年2月，杜特尔特宣布将取消与美国在1999年签订的允许美军在菲律宾驻扎的《访问部队协议》。

然而，在疫情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迁和本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杜特尔特受军方施压，重新调整了中美政策。一方面，菲律宾向美国的军事介入发出积极信号，并在南海议题上表现强硬。另一方面，菲律宾在经济上依然对中国表现出友好态度。

泰国在2014年因军方发动政变上台而与美国关系交恶，遭到美国的一系列制裁。而中国则在这一时期强化了两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系。特朗普上台后，美泰关系开始修复，并于2019年签署了意在强化双边同盟关系的国防条约，以有效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泰国智库普遍认为中美竞争会进一步撕裂东南亚，而泰国正处在这道裂口上，“夹缝中求生存”将是泰国外交策略的主要思路。泰国总理府副秘书长库博萨·普达钧认为中美贸易战为泰国创造了最好的吸引投资的机会，更有观察家预计泰国可能成为后中美贸易时期的科技制造基地。

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陆地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与中国不存在海洋争端，与美国没有直接深入的军事利益，且在地缘位置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受到西方的迫害更加深重，与中国关系一直较为亲密。

根据2020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面对“如果东盟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希望选择哪个国家？”这一问题时，柬埔寨、老挝、缅甸以高比例倾向于中国，而东盟十国整体倾向中国的比例仅为46.4%。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柬老缅三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不仅在这三国建立自贸区、经济走廊、产业园等，还致力于打造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比如中老铁路、中缅跨境光缆信息通道等合作项目都在顺利推进。在区域合作中，中国还与相关东盟国家共同创设了“澜湄合作机制”，进一步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除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外，柬埔寨、老挝、缅甸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度较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国家希望或打算“依附于”中国。实际上，中国在东盟所努力营造的国际关系范式的核心在于强调国际道义、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亲诚惠容，更能超越历史遗留、战胜现实困境、包容未来发展，从根本上显著区别于英美在国际关系路径中仍然不放手的霸权范式和业已破产的道德虚伪。

与西方对非西方地区要么压榨、要么抛弃的掠夺思维不同，中国追求的是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不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这样的格局，从根子上追求的不是让邻国臣服或依附，而是在较高道德标准的共享和认同下，共谋人类美好未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新型区域关系的理想架构

古代东南亚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朝贡体系”所覆盖的重要区域，中国的文化、知识、技术和人口成为东南亚早期发展及文明演变的关键来源之一，并由此结成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无法隔断的历史文化亲缘关系。在与东盟国家的当代交往中，中国被历史所赋予的优势非常显著。

但东南亚也是被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发现”和“征服”的历史区域，近代以来有着长期复杂的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历史上的殖民国家及作为全球帝国的美国，对东南亚各国仍有千丝万缕甚至较为强烈的控制欲、控制网络和控制策略。东南亚的现代史，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脱亚”与“入亚”交替和交织的历史，而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东南亚各国长期处于东西方激烈争夺的风口浪尖，在机巧性选择“平衡策略”的同时也更深刻感受到“亚洲价值观”、“亚洲叙事”和“亚洲现代化”自主建构的艰难。

中国在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与现代化道路方面，有着最为丰富和具有实效性的观念体系和制度体系，并在21世纪的区域和全球发展议程中鲜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将东南亚各国作为承载与共享这一归属于亚洲自身、中国首倡的新型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优先合作对象。在此意义上，21世纪的“中国机遇”就是“中国—东南亚（东盟）”的共同机遇。

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来源：pars today

在强调中国与东盟“亲如兄弟”般历史情谊和地缘友好关系的同时，也需要客观认识和应对东盟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东盟作为整体的政治诉求以及东盟内部的权力构成、利益分歧及对中国的不同立场取向，以便更好制定和调校我国与东盟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首先，“西方化”在东盟各国精英层以及社会公众心理层面仍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影响力，而美国针对中国的“新冷战”的种种策略部署无疑将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西方的整体影响力，是中美全球性软实力竞争的重要一环。

“民主全球化”是西方的后殖民战略，企图造成对东南亚区域的价值性和制度性宰制。海洋体系的经贸网络，与英美的简式英语、普通法、跨国金融体系以及英语文化的普遍性建构密切相关，是对亚洲“大陆性格”的反制和压抑，也是对中国与东南亚重新建立历史性文化与经济联系的阻隔。

其二，东盟主义所包含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和定位，对西方和中国同时构成一定的战略和文化制约，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地缘和利益竞争及冲突。

“以东盟为中心”，到底会发展成为一种带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和平主义，还是沾染上西方霸权主义色彩的泛民族主义，存在不确定性和可塑造性。同时，“以东盟为中心”也可能成为内部某些成员谋求地区霸权的策略工具。故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应具有一定的价值引导性，使“以东盟为中心”在东方文化的节制和引导下成为区域内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的因素，祛除西方霸权主义的诱惑和误导。

其三，东南亚不是铁板一块，域内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性”并未真正完成精神自觉和制度建构，但长期趋势来看是朝着“一体化”方向进展。

中国与东盟的新型关系格局，需要从国别区域知识和策略上区分：第一层，东盟整体和东南亚各国，存在“两轨制”的操作空间；第二层，海洋型国家和陆地型国家，前者如新加坡等，高度依赖海洋经济和西方联系，后者如中南半岛国家，对陆地经济、高铁经济圈以及与中国南方经济范畴的整合发展有战略需求和依赖性；第三层，霸权性国家和非霸权性国家，这需要结合各国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和各自的国家战略、在南海区域及东盟内部的行为逻辑加以判定和区别对待，以掌握对东南亚外交和战略互动的精准性与主导权。

在厘清东南亚区域在中西之间的复杂历史过程和现实定位以及东盟政治体系的分层性质后，中国-东盟的新型关系格局需要确立相对清晰的理想性架构和现实化策略，稳步推进中国面向东南亚区域的和平发展主义的体系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东盟深度交往与合作的可行理想架构，既排除了西方秩序中的“霸权”因素，又转化改造了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在尊重各国主权及推进区域共同发展、实现永久和平方面有着开阔的理念沟通空间和制度实践余地。

东南亚各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在东方的代表性和相对优越性，产生了与西方保持距离、对后殖民文化进行批判以及适当学习中国经验的取向，从而为中国与东盟新型关系格局的开辟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历史契机。

2018年1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来源：新华网

未来，美国和西方盟友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控制、精英笼络和安全约束，以一切可能手段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展和东南亚国家向东方文化的回归，以延续西方的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该区域的“新冷战”冲突和文化战争似乎无可避免，个别国家的动摇可能出现，故必须加强对东盟体系及东南亚各国的分层次研究和风险研判，并做好依法制裁和反制的法律准备和策略设计，精准有力回击美西方势力的干预破坏行为和区域内个别国家的利益侵害行为。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深度经贸合作需要同步展开治理能力的支援和建设，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协同。东南亚不少国家的经济仍较为落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较为脆弱，自身传统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和社会认同度下降，以及民主化和民主巩固过程受到外部干预和本土挑战的严重威胁。这些影响政局稳定和制度安全的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必须在涉及东南亚的国别区域研究以及经贸合作中统筹对待。

中国与东南亚的深度合作，无论是为了东南亚各国的繁荣稳定，还是为了中国投资利益安全和海上丝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对合作对象国进行治理能力援助，帮助其提升治理体系规范性和现代化，帮助其实现更加独立自主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有效摆脱西方外来干预和本国敌对势力挑战，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增长。这也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制度性合作网络建构的必由之路。

总之，中国与东南亚（东盟）的历史文化联系、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在“一带一路”范畴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互动，正迈入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民族复兴新周期。东盟及东南亚各国在中国与西方影响力之间大体采取平衡化策略，在经贸上与中国互动，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和西方，但这种平衡策略只能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在中美新冷战冲突及全体系战略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维系。

从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

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新冷战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中国和东盟双方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借着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东风，借着21世纪全球化“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借着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战略议程，借着中国与美国全体系“战略竞争”的新格局与新秩序，中国与东盟可以在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法律和区域治理秩序方面形成更加紧密与互惠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模式，做人类和平发展新道路的共同探索者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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