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本义隆】

日本原子能开发是顶着国家政策的光环，基本依靠两个体系的支撑而发展起来的。其一是承袭旧科学技术厅设立的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动力炉及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为建设增殖反应堆和确立核燃料的循环体系所做的研究，其二是经济产业省（旧通产省）与核电企业以及作为电力经销商的电力公司之间的联盟所进行的商用核电站的建造与运营。

日本开发原子能的“最终目标”以及当初一直提倡建设的增殖反应堆，不仅在经济上不划算，而且操作上存在诸多技术困难。因此，日本以外的国家很早之前就已经放弃了类似的计划。

一般来说，核反应堆的开发需要按照实验堆→原型堆→实证堆→实用堆的顺序来进行。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就决定放弃建设增殖反应堆的计划。其中，英国、德国、美国是在实证堆之前的阶段放弃的，法国是在实证堆阶段放弃的。

日本内阁于1982年决定建设“文殊”以作为增殖反应堆的原型堆，动燃于1985年开始建设，1994年达到临界，第二年开始发电，四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液态钠外泄导致火灾的重大事故。该项目虽然在2010年重启，但三个月之后再次发生事故。由于实在无法再继续延长计划，终于在2016年年末决定将其报废。总共花费了1兆784亿日元的“文殊”，在前后22年间，仅仅工作了250天。这意味着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的彻底失败。

文殊核反应堆资料图

另外，已知的公开信息有，动燃为了生产增殖反应堆所需的燃料而在茨城县东海村建设的再处理设施也于1997年发生了火灾爆炸事故；从1993年开始建设、计划于1997年完工的青森县六所村再处理工厂的投运实际上被推迟了23次，现在依然无法运转。该项目虽然计划于2018年投运，但事实上已经失败。

“在消耗燃料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燃料”这一梦幻般的增殖反应堆计划在20世纪一直都是“海市蜃楼”般的存在，而这座大楼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终于倒塌了。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想通过增殖反应堆建设计划与再处理来为核燃料循环政策延长寿命。一个原因在于，一旦做出放弃的决断，现实情况就会变得对自己十分不利。

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政府决定放弃核燃料循环政策，那么现在各家核电站手中使用过的核燃料将全部变成“废弃物”，电力公司的资产就会锐减。

另一个原因在于，政府不想放弃之前提到的由少数政治家与外交官一直在谋划的潜在核武装路线。因为政府可以以此政策为借口进行与制造核武器直接相关的钚的储备。所以，他们是不会放手的。

另外，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东芝的溃败则象征着经产省的失败。

通过“核电将成为应对地球温暖化的一张王牌”这种自我吹嘘式的宣传，2006年出现了重新评估核电的潮流，即所谓的“原子能复兴潮”。这一年，东芝将公司的命运赌在了原子能部门的海外扩张上，以54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为6600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的核电企业西屋公司。支持并推动这一举措的正是将核电出口作为增长政策支柱之一的经产省。

东芝社长在2010年的经营方针说明会上夸下海口：“原子能已经成为与半导体同等重要的两大产业之一，我们试图整合从开采铀到处理使用过的核燃料这条循环产业。”（《朝日新闻》2010年7月7日）五年之后，被称为“日本产业史上性质最恶劣”的东芝账目造假事件被曝光，真正原因就在于核电。

东芝旗下的西屋公司于2017年3月申请破产，与此同时，东芝出现了制造业有史以来最大的、1兆日元以上的赤字。为了实现重建，东芝决定出售其最具盈利能力的半导体部门，这无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可以说，作为构成原子能村的“一翼”，在国家的过度保护下形成的核电公司与电力公司合谋的商业模式在海外是行不通的。上一章提到的大西康之在书中写道：“拥有142年历史的著名企业、大型综合电器公司——东芝在此刻‘消失’了。这意味着依存于东京电力、NTT（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的日本电器产业的‘终结’。”（大西，2017）

然而，问题并不仅在于电器产业。“问题的本质在于由政府、经济产业省、原子能村、核电企业等组成的‘日本株式会社’的失败。东芝的衰落预示着安倍政府的增长战略已经岌岌可危”（《东京新闻》2017年5月11日）。经济学家竹田茂夫的这一评论可谓鞭辟入里。其实质就是迷恋经济增长的战后总体战体制的破产。

并且，东京电力作为核电买家，其依赖核电的政策也因福岛核事故而彻底失败。虽然迄今为止日本的核电已经发生了多起事故，但在此仅选择历史上的两个大事件进行论述。

其中之一是发生在东海村铀燃料加工企业JCO的事故。JCO不按照国家规定的正规流程，而是常年依据秘密手册虚报工作流程。结果在1999年9月，铀溶液达到临界状态，发生了核分裂连锁反应的严重事故。该事故造成2名员工死亡，66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污染。如果将原子弹爆炸另作别论，那么，这起令人惊恐的事故应该是世界首例在核反应堆外发生的无法控制的核分裂反应的事故。

核电公司之所以要通过秘密手册来操作，是为应对电力公司降低供电价格的要求。2名操作人员的死因是未接受过相关培训，对作业内容缺乏正确理解。这根本就是直属企业与其上游的电力公司为追求利润而导致的惨剧。

这一打破日本“安全神话”、震惊世界的事故，在日本国内被认定为承包工程的特殊性导致的低级错误，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草草收场。然而其中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JCO的员工们“拼死”奋战，花费20个小时终于将临界状态“成功”终结，让事故得以平息。

由此，之前所有人都试图回避的事实被摆在众人面前，即在使用核物质的核电事故中，有时候只有“敢死队”才能开展事故应急处理以及救助居民。只有军队能够下令组建“敢死队”，因此在原子能的使用上稍有不慎就得出动军队。

另一个事件毫无疑问就是2011年3月11日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4个机组，由于被停掉全部电源而引发的爆炸事故。关于福岛事故，之前已经谈过许多，这里只强调一点。为了治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污水，东京电力打出的王牌是建设“冻土挡水墙”。然而，在2016年夏天，东京电力又发表声明称，污水难以完全冻结。

虽然全国性报纸对此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道，但《福岛民报》在7月20日用头版头条大举报道了东京电力的这一行为。时至今日，核燃料的溶解状况依然未知。东京电力对此已经“束手无策”。

1964年6月的新潟地震引发的特大火灾中，发生了300座大大小小的石油罐起火的事故。这是日本首次发生石油联合工厂火灾，由于当时的灭火能力的限制，灭火工作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这使相关人员深受打击。大火持续燃烧了约2周才自然熄灭（星野，1975）。即便当时说是“束手无策”，但其破坏程度也就大抵如此。

相比之下，福岛的核电站事故从开始到现在，依旧无计可施。虽然我们从心里敬佩奋战在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对那些因事故而到外省避难的民众所经历的痛苦深表同情，但是不得不面对无能为力的现状。为了完成这一事故的善后工作，我们今后不得不奋斗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意味着与人类曾经历过的事故相比，核事故全然不同。

高木仁三郎一生致力于反核电运动，借用他的话来说，原子能就是“无法熄灭的火苗”。高木在临终之际留下颇有预见性的遗言：“原子能时代的晚期症状会导致重大事故的发生。事故所带来的危险和最终结局恐怕会导致放射性废弃物被随意丢弃。”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速增长的终结，明治时期日本展开的能源革命陷入瓶颈，福岛事故则意味着能源革命已经亮起红灯。

自明治以来，从“富国强兵”到“大东亚共荣圈”，再到战后的“国际竞争”，一直以来被当作国家目标由政府大力宣传的“国富”这一概念，必将迎来根本性的转变。

《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

作者：[日]山本义隆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