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岷县小寨村以 “中国第一乞丐村”得到媒体关注并闻名全国。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通往小寨的道路，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站起来，活出尊严”的标语

小寨的另类成名

2005年，李玉平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小寨村又一次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文章之后，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回望当时的举动，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行乞不为生活所迫为致富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很多人外出乞讨，不是为了脱贫，而是为了致富。一些外出乞讨的人，生活要比在家务农的人好，一些人靠着乞讨来的钱盖了两层楼，这种情况助长了“以乞讨为荣”的不良风气，导致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乞讨。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辛酸多于致富神话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几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为什么要外出要饭呢？同样来自岷县的行乞者吕文智无奈地摇着头说，他们老家在山区，土地很少，每户有地两三亩。这些地主要种植当归和黄芪，每亩地光是种子、肥料等人工费用要花五千多元。药材收成时要从地下挖出来，晒干后送到集市上卖掉，每亩地大约能赚2000多元。这个收入用来供孩子上学、家庭花销，根本不够。而现在钱也越来越不好要，生活仍然拮据，有时要靠救助站救助。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乞讨人外出管理难

虽然，每到开学时节，当地政府都要派出工作组到学校、村镇去劝说村民不要外出乞讨，但是还是有一些村民外出乞讨。“他们都说是外出打工，至于打什么工，他们也不说，我们管理起来也有难度。”赵忠说，特别是妇女携带儿童外出乞讨，导致一些儿童失学，也让当地政府头疼。虽然，当地有关部门曾给一些村民发出 《致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劝导家长不要带孩子外出乞讨。不过，这股乞讨风并没有刹住。

观察者网综合《中国青年报》《青岛早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