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尔】

在中国传统历史编撰学里，关于历代王朝“何以兴、何以亡”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史家瞩目的话题。到了近现代，人们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又再度从新的角度来诠释这一话题——或是借助近代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剖析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或是以时人所了解的西方文明史为尺度，对比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何与之不甚相同；或是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彰显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讨论中，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无疑最能引起今人热议。在这里，我们先重温一下这段对话的全部内容：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寻觅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公之于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这里，黄炎培认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会出现，主要由于政治风气日趋堕落衰颓，政治组织里的成员难以应付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毛泽东主席则说，要想破除“历史周期率”，必须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同时“人人起来负责”。

黄炎培与毛泽东见面（资料图）

这也是为什么他此后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中国大地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而非打着民主旗号的精英政治、寡头政治）；如何通过改造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来保障工农大众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让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参与国家管理；如何破除阻碍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种种桎梏，特别是政治活动中的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最终实现“六亿人民尽舜尧”的局面。说实话，这些探索与实践，其实远比黄炎培在这里提到的“大政方针公之于众”要深刻且全面的多。

进一步来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此谈话，还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问题。毛泽东主席饱读中国历代史籍，他的许多思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因此，要想更为全面地理解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人们回到中国历史进程之中，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规律。

在笔者看来，要想探讨“历史周期率”何以出现，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自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维系广土众民的政权，并具备基本的政治效率。更有甚者，从唐代开始，科举制在较大范围内实践，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能从较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拔人才，并在政治正常运作的时期，以较为客观的标准铨选、提拔、奖惩人才。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儒家学说成为绝大多数出仕者奉行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让其行为至少在表面上不敢与这些标准偏差太远。因此，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有着较为完善且发达的政治制度与官僚体系。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但王朝中期以后，在政治层面通常会出现各种危机：

第一，由于继承皇位者长于深宫之中，不识民间疾苦，因个人欲望使然，不再满足于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国家，而是因个人欲望而另设一些机构，或是干脆让宦官集团参与政治活动，这样就严重搅乱了政治组织的核心部分。第二，官僚队伍日趋膨胀，极易形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加之统治者为了防范各级官吏，导致不少机构叠床架屋、互相掣肘，往往造成治官之官数量越来越多，治民之官职权越来越小。这加速了整个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运作失灵的趋势。第三，官僚集团之间形成不同派系，彼此党争不断，以党见搅乱公议，在用人方面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党同伐异，不少贤能之士难有上升机会。凡不是由自己小圈子的人担任的事务，则尽力干扰阻挠，唯恐其成事。如此这般，致使朝纲不振，政风不良，加速整个政治局面的败坏。

其次，中国古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就要求历代王朝必须保证大多数农民有可供耕种的土地，国家尽可能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保证农民基本生计。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便是此义。“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也成为历代儒者经常抨击的社会现象。

但事实却是，在王朝开国之初，为了一扫之前的弊政，或许在土地政策方面有所作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官僚集团、皇亲国戚、大商人、地方豪强等，常会运用各种手段掠夺、买入、侵吞、霸占自耕农的土地，让原本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变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耕种的佃客或佃农。如此一来，不但小农经济有破产之虞，国家能控制的土地也在不断削减，赋税总量随之减少，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数量也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即便一定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不算太严重，但由于承平已久，生齿日繁，现有的土地总量与经济生产方式难以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也会激化出不少社会矛盾。而一旦遭遇天灾，更是造成大范围的饥荒，民众极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最后，不少王朝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政权的威胁。在社会经济大体稳定的时期，中原王朝或可动员人力物力，与来自北方政权的威胁相抗衡，或是卑辞厚币与之结盟，花钱买平安。可是一旦自身面临统治危机，比如北宋末期或明代末期，内部的社会矛盾、官场腐败、农民起义已经让统治阶级疲于应付，面对北方政权，也就难有对策，最后在华夏大地上演一出改朝换代的剧目。

这些内容，在现代政治当中，有的依然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需要人们时刻保持警惕，有的则已经不再成为关乎政权兴亡的重要因素了。

沈庆兰绘《农耕图》局部（资料图）

比如今天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古代有着很不一样的特征。在古代，中原王朝主要的威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政权。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海路来威胁中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与廉价劳动力获取地、商品及资本输出地。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争霸，中国的西部边疆与西北边疆也成为列强觊觎、染指之地。甲午战争中，日本先是在黄海击败了北洋舰队，然后派兵占领旅顺，进而侵蚀东北。日本的殖民意图，是企图将东北地区既变为维持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又使之成为侵略全中国的前哨。当然，在此过程中，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曾大打出手。

凡此种种，已经很难用古代王朝的御边之道来应对了，必须具备新的审视全球政治、经济变革的视角。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极大的回响，与中国人对如此这般的外部环境的认识与焦虑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际关系的构想与制定的外交方针，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外部挑战。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的角度出发，或许更能理解“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等思想主张的意义。

至于那些依然需要人们警惕的内容，比如经济活动中的兼并行为、分配领域内的不公平不公正、政治活动中的各种腐败与营私之举、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横行等，我们固然需要汲取、借鉴古人在分析处理这些问题时的经验与教训，但更需要不断回顾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清楚认识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其他政治集团，比如北洋系、南京国民政府等，究竟有何本质上的差别——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军绅政权”未能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危机？为什么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那么多国统区的老百姓与政学精英会对国民党日感失望，会越来越支持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组织原则、政治路线、阶级基础、理论主张究竟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油画《开国大典》（资料图）

如果把这些历史问题梳理清楚，把其中的关键之处想明白，对于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恐怕就不会找不到答案了。

最后，说起借鉴中国古代历史经验，实现“古为今用”，关键之处其实在于以怎样的尺度与标准来评价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关于这个问题，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1906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道：

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两宋至今，那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

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直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一项是科场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象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搁起一边，不能象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象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沈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况且那好的么？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根据上下文意，章太炎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平等与公平。在他看来，要想理解中国古代政治，除了需要对历代制度沿革了熟于胸，还需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各项制度。特别是考试制度，章太炎一反时人对科举制的猛烈抨击，认为从促进社会流动的角度看，科举制在古代社会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给予不少贫寒之士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章太炎强调：“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沈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在他看来，贫民落得此般境地是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也是违背中国古代政治精神的现象。

总之，时代在发展，20世纪中国是经历过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人们对于相关制度的设计，对于“什么是良政”的理解，总要比古人更加高明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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