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8月15日，势如破竹的塔利班抵达喀布尔，与阿富汗政府展开围而不打的政治谈判，后者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换得了塔利班的枪下留情，总统加尼亦在兵荒马乱中仓皇出逃。如此场景，虽说在5月1日美军撤出后便注定要发生，但过程中的种种情节迭加，仍让这幕显得格外戏剧化。

首先，是美军的“西贡时刻”再现。当塔利班宣布拿下喀布尔东部重镇贾拉拉巴德后，美国大使馆便开始了人员撤离工作，五角大厦更加派5000兵力，确保撤离工作的“有序与安全”。

“西贡时刻”再现。图片来源：光明网

当“支奴干”直升机飞抵时，焚毁档案的浓烟仍在使馆上空飘传，随后喀布尔机场几乎复刻的逃难潮，以及宛如“西贡铁拳”的射杀平民，无不是对1975年的残酷呼应，只是当年的美国仍是世界两强之一，如今则已有日落西山的老态。

更令人意外的，则是塔利班的迅猛攻势。6月战情开始后，美军一度预估，喀布尔政权难以长久，阿富汗或将在6至12个月内易帜；然而伴随塔利班的秋风扫落叶，华盛顿又被迫在8月10日“自打嘴巴”，改称塔利班恐在“一个月到90天”内掌权。

没想到短短5日后，现实再度狠搧美国一掌，塔利班不仅闪电包围喀布尔，更兵不血刃夺取政权，并在8月17日召开国际记者会，以新领导集团之姿，出现在媒体镜头前。

眼下即便潘杰希尔仍有抵抗势力，塔利班的执政乃是木已成舟的定局，曾经负隅顽抗的“北方联盟”，如今已是土崩瓦解、难成气候。

当地时间2021年8月23日，阿富汗潘杰希尔省，塔利班发布消息称，塔利班士兵已将唯一未被其控制的潘杰希尔省反塔利班力量包围，但塔利班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好莱坞电影《12勇士》中的乌兹别克军阀、北方联盟要角杜斯塔姆，亦在塔利班攻陷马扎里沙里夫后，逃往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庇护，堪为此次变天乱局下，前朝枭雄遗老的时代缩影。

美国曾挟千军万马而来，妄图宰制这块帝国坟场，却在挣扎近20年后，落得认赔杀出的狼狈下场。此次阿富汗的风云变幻，除了暴露美国的实力不再，亦让世界舆论场为两大焦点而沸腾，一是塔利班的“浪子回头”宣示，能否真正化作行动，让阿富汗步上国家转型进程；二是中国身为阿富汗近邻的崛起大国，将与塔利班发展出何种互动模式。

两大问题彼此串联互通，既涉塔利班的自我改造，也同中国的对外经营息息相关。

塔利班的卧薪尝胆

平心而论，美国此次预估失准的确可笑，却也并非全是天马行空。毕竟在其思路内，阿富汗政府军手拥精良美械，战斗人数也高于塔利班，双方应能对峙一段时间，美军也能借此余裕从容撤退，情势不至滑向失控边缘。

但由结果观之，美国的盘算显然流于纸上谈兵，甚至有些天真的一厢情愿。美军初撤时，塔利班确实一度在前线胶着，但7月开始，伴随其逐步推进，政府军弃甲溃逃之势渐显，不少大城的安全部队更是直接投降、不做任何抵抗。如此自愿“兵败如山倒”，无疑是对喀布尔政权的摧枯拉朽。

而细究这般现象成因，大抵与塔利班20年来的角色变化有关。简言之，此次美军撤出下的阿富汗政治结构，已与1989年苏联撤军时有所不同；二进宫的塔利班性质，也与其1996年掌权时互有差异。

回顾苏联撤军，彼时的阿富汗满是军阀与圣战势力，各路人马虽一度于反苏旗帜下团结，但1992年纳吉布拉政权倒台后，联军的表面和谐便土崩瓦解，血腥内战由此爆发，塔利班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支持下，由初始博弈势力之一，逐步成长为阿富汗新主。

但就结果观之，塔利班既满足了巴基斯坦的代理人期待，也为其带来不小政治负担。

在军事角度上，塔利班确为阿富汗近代罕有的高动员度战斗集团，于1994年起相继攻占坎大哈、赫拉特与喀布尔，夺下国政权柄，逼得马苏德等军阀挥军北上，顶着国际承认的“阿富汗政府”虚名，在不到30%的国土上负隅顽抗。

但能马上夺天下，不代表就拥有了同等的治国能力。塔利班上台后，不仅本着宗教与民族敌对情绪，大肆屠杀哈扎拉人与什叶派，更高举普什图民族主义，打压其他民族的政治参与，同时力行“垄断解释权”的伊斯兰法，从压迫女性到炸毁巴米扬大佛，可谓集满各式血腥“勋章”，恶名昭彰。

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资料图

上述暴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塔利班的伊斯兰-普什图统治核心，却也注定了面对美国为首的联军铁蹄时，各方势力对塔利班瓦解的作壁上观。不仅巴基斯坦不愿再支持这般形象低落的政权，阿富汗内部也对其垮台拍手叫好，饱受迫害的哈扎拉人与什叶派尤其激动。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塔利班终究没被美国完全歼灭，更因这段“众叛亲离”，开始了痛定思痛的策略调整。

首先，塔利班有意淡化过往执政的民族冲突色彩。综观2001年塔利班倒台时的民意版图，其支持者主要是西南农村的普什图人、毛拉、原教旨主义相关人群；其余诸如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与土库曼人等，普遍对塔利班怀抱鄙视情绪；城市居民与阿富汗知识分子中仅有少量塔利班支持者；什叶派与哈扎拉人则同塔利班势如水火、不共戴天。

为扭转此般劣势，塔利班放宽了人员招募标准，并开始将结盟触手深入非普什图小区内。以普什图占少数的阿富汗北境为例，塔利班拉拢了对政府不满的乌兹别克、土库曼武装分子，并在巴达赫尚省与前竞争对手伊斯兰党接触，结成了某种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关系。简言之，在沉潜的20年内，塔利班尝试以市场较大的伊斯兰意识型态，搭建聚拢各民族武装的大屋顶，虽说哈扎拉人与什叶派并不买单，其余军阀旧部却显然备受吸引。

第二，塔利班开始经营自己的“反美反霸”形象。在美国驻军阿富汗期间，为确保相关西方驻员的人身安全，喀布尔市中心几乎有多达半数地域封闭，禁止普通阿富汗人进入，好替西方“客人”免去可能威胁。如此规划看在部分阿富汗人眼中，自是有如苏联占领般的殖民屈辱。

此外，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常于阿富汗执行“反恐”任务，既引发无辜民众死伤，更让任意逮捕与滥用酷刑渐成常态；刻意虐杀平民的暴行更是屡屡上演，2020年引发国际哗然的澳大利亚驻军调查报告便为一例。

如此倒行逆施看似不曾激起什么反抗，实则正日渐腐蚀阿富汗民众对西方“客人”的好感度，并让塔利班看到了塑造“敌人”的舆论空间。

2001年起，喀布尔政权上台，阿富汗的媒体业蓬勃发展，塔利班也以Facebook与Twitter为基地，开始了宣传战攻伐，不仅于网上带动“美军占领”、“西方霸权”相关叙事，更结合苏联入侵的苦痛记忆，强调自己从未在“捍卫阿富汗的战役”中缺席。

穆贾希德在发布会上表示，塔利班并没有“复仇”名单。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除此之外，塔利班也利用每次与政府军的交火，塑造己身“义战”形象，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夸大自己歼灭的“西方走狗政府军”人数，二是否认交火波及平民。如此动作，不仅意在调动平民的反美、反政府情绪，也有意拉拢反霸的阿富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与官僚，打破过往支持度仅限农村的局面。而后者的加入，不仅更能协助塔利班进行国际宣传，也有助其出台治理政策，例如在统治地兴建学校、卫生服务处等。

简言之，得益于过往20年的结盟策略、形象经营，塔利班成了阿富汗最大的武装反抗集团，甚至已具平行政府雏形。在此基础上，美军的撤出并未如1989年苏军撤退般，引发纳吉布拉政权的血腥垮台，进而导致残酷内战的爆发；其更像是搬开了阻拦塔利班的绊脚石，让本为影子的存在，跃上了聚光的舞台。

塔利班对中国的三大潜在风险

然而尽管塔利班在结盟与宣传手法上，皆与过往有所不同，某些保守底色仍是其难以抹去的执政基础，正如其即将接手的阿富汗政局般。在这块嶙峋大地上，埋着无数战火遗留的危险地雷，更有许多一夕难撼的无可奈何，冲击着国家建设与治理空间。

尽管不少中国网友对于中塔交好寄予厚望，甚至对塔利班抱有某种“共同反美”的天然好感，都不得不正视以下三大潜在风险。

首先，是经济投入的无尽黑洞。早在美国撤军前，塔利班便频频释出橄榄枝，邀请中国前来投资；国内网上亦有不少舆论提及，阿富汗的矿产与石油能为“一带一路”工程添砖加瓦。

然就现实发展观之，中国早在2008年便购得艾娜克铜矿（Anyak）30年开采权，更在2011年取得阿姆河盆地（Amu Darya Basin）油气开发权，而两大项目至今皆未真正投产，除了当地部落与政府意向不同外，频繁恐袭、军阀暴力勒索等安全问题皆为巨大障碍。

除此之外，阿富汗多数地区基础建设贫弱，同样是对投资的重大挑战。而如此现象的深层因素，乃是农业的原始积累不足，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的凝滞难前。

阿富汗于苏联时期曾有土改经历，却因官僚与部落首领的胡乱作业，引发了全国农村大暴乱；此后连年战火，更让不少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再加上罂粟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军阀、圣战领袖凭借贩毒谋取暴利，却将换得资本用以招兵买马，并未积极投入农村建设，最终不仅推迟了工业化进程，更反噬阿富汗的粮食安全。过往美国驻军时，便须连年对阿富汗施以粮食援助，以免大规模饥荒引发政局混乱。

如今中国自是无意仿照美国模式驻军此处，但有鉴于阿富汗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预料的安全局势，短期之内或可协调国际共同援助，却应避免独自投入大规模的经济项目，以免平白承担西方罗织的“债务陷阱”骂名，又在投资黑洞中越陷越深。

第二重风险，则是新疆的反恐安全。塔利班眼下虽承诺，不对外输出极端伊斯兰、也不让阿富汗成为攻击中国或任一国家的跳板，展现了“放下屠刀”的诚意与决心。但这般承诺除向国际释出善意，究竟能于现实生活中兑现几分，尚待时间验证。

回顾塔利班过往20年的沉潜，恐怖袭击始终是其斗争手段之一，极端宗教学校更是招募新兵的重要来源。虽说其为避免民心反扑，偶会在恐袭时避开学校与医院等场所，针对女校的袭击却始终没有停下，无辜平民也为此屡受波折。以2018年的喀布尔救护车恐袭案为例，塔利班安置的爆裂物夺走百余条人命，并导致253人伤残，是为阿富汗近年最严重恐袭事件之一。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2018年1月27日遭遇一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图片来源：新华网

而由组织结构观之，虽说塔利班出于扩大版图需求，已淡化些许普什图民族主义色彩，但奠基在圣战思想上的极端宗教意识型态，仍是其得以动员各方重要旗帜，要在掌权过后一朝摒弃，恐怕不甚容易。

此外恐怖主义并非主权所能框限的存在。即便塔利班当真信守承诺，不支持与庇护东伊运，也不向他国输出恐怖主义，从南亚、中亚到中东的各方势力仍会因其“复辟”而备受鼓舞，认为只要坚持够久，胜利果实自会入手。

以网络传播为例，自阿富汗变天起，各式爆恐音视频便如雪片般，自境外大量涌入中国，为的便是策动新疆爆恐势力“再次起义”。虽说有关部门已加大围堵、删截力道，在阿富汗风云变幻际，新疆未来的反恐路，仍不能有一刻放松。

而第三重风险，也与上述内容相关，那便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可能冲击。在“一带一路”项目西行路上，中巴经济走廊可谓关键地段，其一来巩固了中巴的双边情谊，二来绕过了更加动荡的阿富汗，三来打通中国自新疆到印度洋的运输路线，是中国重要的对外战略项目。

然而近期两起恐袭事件，暴露了此地的安全隐忧。而针对如此风险，中巴虽已在此前共商反恐安保机制，于俾路支省、旁遮普省等地的210处大小工程点上，部署了约3.2万名安保人员与警力，中方也在巴基斯坦成立私营安保公司，却仍是防不胜防。

眼下恰逢阿富汗变天，如何避免区域动荡波及中巴经济走廊的众多项目，将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共同重担，往后此处的安全需求势必更为强烈，中巴应对此协商出更强大的反恐合作机制，以确保相关人员与工程项目安全。

如今塔利班尚未开始出台政策，各式不确定风险仍在发酵。对中国而言，稳定的新疆当为首重，中巴经济走廊的和稳乃是第二要求，投资阿富汗则需天时地利，方能水到渠成。而细究个中关键，仍是塔利班将如何带领各方，协调规划阿富汗的新未来。

倘若塔利班能设法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并在外界共同援助下，于农村基础建设上有所革新，进而拉升农业原始积累，逐步推动工业化进程，或有机会改善民生、降低失业率，从而减缓国家对罂粟种植的强大依赖，并逐步摆脱极端意识形态阴影。如此不仅是阿富汗苦难人民的救赎，也是中亚区域安全的新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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