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观察者网刊发了一篇台湾教育专家李贵玉女士谈大陆教育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她说到“在大陆上课很紧张，因为这里见不得冷场……只要发言的小孩说得比较慢……马上有十几个尖子生争着举手”；而作者在日本听课时得到了另一种体验：即使一个学生站起来半分钟说不出话来，大家也会礼貌地等待他慢慢组织语言。在李女士看来，这可以让学生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老师和同学们都成为学习的伙伴。

台湾教育工作者描述的“天堂教室”

李女士在文中着重介绍了日本的一节小学三年级数学课，学的是两位数乘以一位数的计算：在没有经过任何教学的情况下直接出了两道题71×8、56×8让学生算，全班毫无悬念地只有极少数学生算对。然后老师再进行讲解，过程中耐心地听学生提出的诸如进位的疑问，然后由学生上台演算，同学们共同探讨，在这期间老师适时地“消失”。

这是一个“天堂”般的课堂。如果能够选择，我也希望能在这样的课堂上工作。在这里，学生热爱学习，勤于思考，每个人的努力都能够得到尊重。大家彬彬有礼，齐心协力解决问题，老师也可以做一个“工匠”，而非“工头”，看似顺其自然，实则无为而治……每个学生因此得以培养出自主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不是被灌输。而老师呢？也就跟着活出了人的尊严。

上图可能是“天堂教室”的模样

日本对教育的重视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诸如“甲午赔款第一投入军火第二投入教育”、“二战后日本勒紧裤腰带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样真真假假的段子把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茧来。日本教育的成就不容忽视：21世纪以来，日本科学家几乎年年获得诺贝尔奖，且获奖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日本大学接受的博士教育。在2015年的PISA测试中，日本中学生的表现排名第二，中国大陆则位居第十。

如此傲人的成绩，日本教育当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实践中，中国基础教育界历来重视日本的经验，现在大行其道的“三维教学目标设计”就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教育学家梶田叡一的影响。但对于李贵玉女士推崇的日本教育模式，笔者作为一名大陆基础教育工作者，恐怕不能完全同意。

中国教育的理性公平

那样的“天堂教室”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的教育资源总体是紧缺的，而且地区间差距极大。在笔者工作的上海，教育条件在大陆可以算得上名列前茅，但不同学区间仍有较大差距。

我所在的学校已经是传统意义上的“重点学校”，即便是这样，如果把课堂变成李女士所推介的“日本式”的，让全班40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言、讲解和讨论的机会，教学进度至少要拖慢到原来的1/5。

在一个多样化班级里，如果实施李女士口中的“天堂教室”，课堂节奏就取决于全班学得最慢的一批人。当然你可以说优等生给“差生”讲解题目，可能比老师来讲更让人印象深刻；你也可以说优等生在给别人讲解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基础。前一个判断对不对？很难说。后一个判断可能正确，但对于学得快的学生，主要任务可不只是巩固基础。在升学压力下，即便学生们没有意见，如果你是优等生的家长，会对此泰然处之吗？

那么是否能通过调整班级分配，让各“层次”的学生分别采用这种方法，减少讨论的“损耗”呢？

也不行。上海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允许存在“快慢班”，所谓的“实验班”、“科创班”已经是“擦边球”，人数最多占学生总数的20%左右。因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深知，如果将学生按成绩分成三六九等，物以类聚，看似能让老师选择最高效的教学方式，结果却是趋同的集体无益于学生的发展，更不用说“差班”还有集体自暴自弃的风险。

一味追求互帮互助，追求学习进度的公平，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我们不希望学得快的压制学得慢的，学得慢的被落下；也不希望学得慢的拖累学得快的。要在这两个结果中找平衡，这便是老师的责任之一，而非依靠学生缓慢地在互帮互助中摸索。

“天堂教室”真的管用吗？

抛开中国国情，我们就看“天堂教室”本身，在教育资源充沛的情况下，它是否真的有利于培养一个学生呢？

本质上学校对学生有两大任务：一是让学生受到好的教育，二是让学生升入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两者相辅相成，但不是完全等同的。而前一个任务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学生传授知识，二是让学生具备求知欲和求知能力。

而李女士所见到的“日本式”课堂，显然是重视第二个方面。理论上，求知欲和求知能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具备了求知欲与求知能力，就可以更好地去获得自己当下需要的知识。

然而这又是有些人想当然的“美好”愿景。脱离知识积累而谈求知能力就如同不练拳脚招式而论内功心法，即使在武侠小说里，也只有带着“主角光环”的武学奇才，方能做到。

这当中有对求知能力获取方式的理想化——以为只要给时间、互相帮助就能激发能力；也有对知识本身的误解，知识储备与求知欲本该是相辅相成的。

“天堂教室”的教育方式为了培育学生的求知欲和求知能力，牺牲了太多传授知识的时间。或许也许有人会说，养成了能力，来日方长，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有得是时间学。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知识的机会成本是越来越高的，尤其是大学高年级之后。可以说，“天堂教室”对高年级学生肯定不适用，对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管用吗？组织得当的话，或许是管用的。但不论怎么说，三年级还在学习71×8，真的是太慢了。

“天堂教室”，连日本也无福消受

碰巧我班上的学生，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从幼儿园到初中断断续续在日本读过几年书，我拿着李女士的文章向他请教。

他向我提供的信息是：至少在上高中之前，日本的公立学校课上几乎不教什么东西。公立学校的任务是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不包括学业。想要考东京大学？那就花钱补课吧！我在日本旅游时也发现，熊本这样的小城市，大街上补习机构的密度远超上海，跟香港差不多。

日本电影《垫底辣妹》中，除去女主角，多数学生对学习心不在焉。

那么私立学校呢？私立学校确实对学习抓得很紧，但数量极少。以名古屋为例，私立小学一共也就只有两三家。日本教育更多是“天堂教室”的功劳，还是满大街的大小补习机构的贡献，还要打个问号。

对于这一教育模式带来的后果，日本社会早已开始反思：饱受诟病的“宽松世代”，由高昂的补习费进一步拉开的贫富学生差距。就连日本学界也痛感，今天的教育下，也许很难再出现连续获得诺贝尔奖的盛况。

甚至李女士看到的“日本式”课堂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都很难说。我的学生亲身经历的日本课堂，确实有不经教学直接让学生做练习的教学方法，他们称其为“挑战”，每堂课的“挑战”只有5-10分钟。其他时间，通常还是老师来讲授。

至于学生上课回答问题举不举手，这主要取决于老师的性格，多数老师还是要求学生举手的。面对冷场的同学，其他同学是否会认真倾听，则是取决于学生自己，爱听的自然会听，不爱听的也不会因为“无所事事的体贴”就认真听了。

李女士夸赞的“天堂教室”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契合了她心中的“教育乌托邦”？是日本的骄傲，还是日本的“病兆”？大概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师，我也发现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城市，基础教育存在一定的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即使培养能力，也只是培养运用知识来解题的能力，而非求知的能力。甚至会以损害学生求知欲和求知能力为代价来拔苗助长。

李女士的设想固然美好，但也失之偏颇，过于理想化。在结尾我不得不说一句“正确的废话”：实践之中更多是创造与知识的平衡，玩耍与游戏的平衡，这才是适用于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教育——当然，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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