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26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一早，打开央视新闻，《新快报》记者陈永洲看守所认罪忏悔的新闻赫然前列，他向长沙警方爽快供述了收受50万元发布抹黑上市公司中联重科不实报道的事实。

相信关注此事广大读者与笔者一样，闻之震惊色变。

50万，一个年轻一线记者5年的全部收入未必能达到。而此前几天，这家报纸以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头版头条通栏粗黑大标题“请放人”为题，发表情绪激昂的“救人”社论，为被抓的陈记者吁情，被喻为“头版战书”而必将载入中国新闻史册，全国各大新闻网站无不以要闻转载刊出，将此事件激为全国舆论焦点，全国记协也出面向长沙警方施以压力，让无数善良的人们为陈记者的命运悬心担忧。

但是今天，陈记者承认了收受50万元，我们震惊了；他竟不采不写就发了别人的抹黑稿件，我们震惊了；该报编辑部不作核实如此轻率刊出负面新闻，我们震惊了；记者一纸虚构报道造成这么多普通股民这么大金钱损失，我们震惊了；一向与黑暗势力斗争、呼唤法治与道德、甚至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最后的正义化身的新闻工作者，他竟然在看守所光着头忏悔，我们震惊了！

接下来，警方当会按照陈永洲提供的线索，找出其背后提供稿件和钱财的单位或个人。《新快报》方面，想必也不会再作出头版要求放人的事情。不过，这几天围绕“头版要求放人”产生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在震惊之余作一点反思。

首先是“先抓后审”的问题。

在《新快报》第一次头版要求放人的当天，新华社就对事件做了报道，其中采访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曾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范以锦。范教授表示，判断新闻报道失实与否，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并非所有的报道失实都等同于“损害商业信誉”。至于怀疑陈永洲“本身也有问题”，这属于偷换概念，如果警方掌握了陈永洲涉嫌敲诈勒索或受贿的证据，应使用这两个罪名刑拘他，而不能“先抓后审”。

这个批评也被《新快报》及其他媒体和个人微博所引用，引起不少争议。笔者认为，尽管范教授作为资深媒体人，在判断新闻报道失实与否的问题上有丰富经验，但在理解法律问题时可能存在偏差。

分两点来说。

第一，“先抓后审”并不意味着有罪推定。刑事诉讼的程序，就是警方在掌握一定证据的情况下，立案侦查，符合条件的再羁押嫌疑人并从中获得更多线索。当然，这并不意味所有被羁押的嫌疑人都会被最终证明有罪，这仍然有待于检察院审查起诉及法院庭审质证。如果嫌疑人最终被证明无罪甚至在侦查或起诉阶段就被释放的，仍然是刑事诉讼的题中之义。被羁押的嫌疑人事后可以申请国家赔偿。陈永洲的供述也验证了这一程序的合理性。

第二，范教授提出，即使警方掌握了陈永洲涉嫌敲诈勒索或受贿的证据，应使用这两个罪名刑拘他。这个问题涉及到警方刑拘陈永洲所用立案事由。警方认定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这个罪名在《刑法》中是这样规定的：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也就是说，个人可以构成这一罪名。而且据媒体报道，中联重科报案是因为“新快报对于共同机械行业长期只关注中联重科一家，十几篇报道一篇比一篇厉害，把中联重科股价从十几块钱最低打到4块多，股民和投资人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警方以“损害商业信誉罪”拘留陈永洲，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至于受贿或敲诈勒索，并非中联重科报案事由，警方当时也未必掌握相关证据。

其次，陈永洲的职务行为是否可以令其免责？

《新快报》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陈永洲报道中联重科属于职务行为，“如果陈永洲报道有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中联重科通过正常渠道和程序跟我们交涉。可以和我们打官司，如果官司输了，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我们就关门。”

这个说法在法律上如何理解呢？

上面引用法条的时候，我们提出个人可以构成这一罪名，按照规定，单位也可以构成该罪。《刑法》规定单位犯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之前规定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证据充分，《新快报》及陈永洲本人可能同时构成该罪。长沙警方从调查陈永洲本人入手，在程序上并无问题。“职务行为”不意味着警方不能调查直接行为人。

从陈永洲的供述来看，他收受他人钱财，发布不实报道，且一发就是十几篇，不得不让人疑惑《新快报》内部审核是否过于松懈或是有其他隐情。陈永洲说希望新闻从业者以自己为戒，这话没错，《新快报》尤其要听。

再次，《新快报》头版要求放人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吗？

当天《新快报》头版社评一出，迅速登上新闻门户网站首页，更是赢得微博上众V不少喝彩。称自己“二两穷骨头还是有的”，再以“言论自由”之名要求警方放人，不得不承认，这在当下中国没有理由不获得称赞。但《新快报》祭出“言论自由”大旗的同时，大概忘了还有法治以及报纸作为“公器”的神圣性。

自己的员工被警方带走，报社为之做点事情，这是应该的。但报纸因其公共性而享有巨大影响力，以整个头版为自己涉嫌犯罪的员工背书，已经失去了报纸之为报纸的品格。退一步来说，即使报社想为员工证清白，也可以罗列报道事实、采访依据，以专业和证据来说，而非一味煽情。

更不要忘了还有法治。涉嫌犯罪被警方拘留后，家人或单位按照程序聘请专业律师或者有些律师会不请自到，甚至“死磕”而来，都不失为一种可行做法，从普通小贩如沈阳夏俊峰到被媒体爆炒的“贵胄子弟”李某某，虽然律师不怎么样，甚至有可能坑了当事人，但结果也都在公众预期中，甚至可以说符合了法治的要求。

《新快报》是广州有名都市报，实力不俗，为员工聘请律师当非难事。据报道，报社负责人也曾提出要聘请“敢言善辩”律师，这个思路是对的，但也善意提醒这位委托人，不要所托非人。

最后是一个小问题，跨省刑拘。

“跨省”是个网络用词，能反映出部分网民对某些黑暗情形的不满情绪，但它终究不是一个有清晰法律内涵和外延的用词。只要我们还是一个国家，跨省乃至追凶千里，就会一直存在。据报道，长沙警方抓捕陈永洲时，通知了广州警方并得到对方配合，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本不至于成为一个话题的。

总而言之，员工拿钱发文损害他人名誉，报社还头版要求放人除了反映当下的新闻伦理亟需得到关注外，还反映出一个老但又很突出的问题：喜欢呼吁法治的媒体常常自己不遵守法治。陈永洲在看守所中说，如果还有重新做新闻人的机会，他一定会遵守新闻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去报道新闻。

这些要求陈永洲或他的领导平时想必也会提到，但可惜陈永洲没有说到做到。这是一个令全中国新闻人蒙羞的极为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