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世纪之后，托克维尔和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今日中国又一次热了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大家不仅要看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还要看一下资本主义前期的东西，这是很正确的主张。

但如今跟风赶时髦的跑去拿《旧制度与大革命》胡乱比附，不免有些让普通读者越来越云里雾里了。

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是什么？

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的旧制度，当然是一个封建王朝。但这个旧制度，是个之前一千年来的遍及全欧洲的中世纪的旧制度吗？

拿破仑一世皇帝的大炮，在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所打碎的旧制度，确实是那个一千年来的遍及全欧洲的中世纪的旧制度。

但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的旧制度，却不是那个旧制度，而是一个旧的“新”制度：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就像中国从秦朝开始的2000年历史中的历代统一王朝一样！

对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来说，三级会议有近五百年历史（始于1302年），它的前身，还可以往更早的法兰克人部落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上追溯。而法国大革命所反对的这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旧制度，却是一个只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新”制度。

这个由伟大的政治家、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黎塞留所创造的新制度，摧毁了层层分封的封建领主，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建立起从巴黎王庭派遣的各省总督直到每一个乡镇的中央集权统治。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使法国能拥有强大的力量，对抗环绕自己的复数个敌人。曾经长期成为推动法国前进的主导力量。黎塞留作为政治家是如此伟大，在20世纪，法国还多次以他的名字命名本国海军主力舰。

如果以三级会议作为标志性时间分割，那么被终止之前的1614年最后一次三级会议（黎塞留正是在这一次三级会议上登上政治舞台），到直接引发大革命的那次1789年三级会议，之间隔了175年。

从黎塞留到大革命之间的这段历史，是欧洲历史中最像中国历史的部分，而175年也接近中国式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平均寿命。虽然法国这旧制度是一个“新”制度，但在“管用”了百余年后，却也是一个进入暮年的“老”制度了。

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在其生命的末期，经济繁荣的好处落到官僚集团手中，封建国家和平民都得不到好处。封建国家（以及封建君主）期望以改革挽救自己、实现中兴，但却造成了既是国家病根也是国家基础的官僚集团离心离德，结果反而加速自身的灭亡，这在中国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

远如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南宋末年贾似道“买公田”土地改革，明朝后期张居正变法，乃至清王朝最后几年那大搞改革大跃进的“清末新政”，无不是此类情况。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对法王1787年改革之所以反而造成混乱，法国旧制度之所以加速崩溃，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了。

托克维尔病故得太快，后世的我们却不该装不知道

从另一方面来说，若不是19世纪的蒸汽机工业革命的伟力，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再继续作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去统治个一二百年，也并不让人意外。就和中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瓦解，之后是另一个封建王朝去接替一样。

1859年托克维尔去世之时，《旧制度与大革命》尚未全部完成。但马克思已经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回答：

若没有新的生产力变革和伴之而生的新生产关系，那么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崩坏，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之后革命也好、内战也罢，后继者依然只是另一个封建王朝。

而当有了蒸汽机工业革命的伟力，任何国家机器，不管它是封建王朝还是民主联邦，都必须进行同样的根本制度上的彻底改变，不是什么肤浅的“专制迈向民主”的上层建筑（政治）改革，而是从内到外的整体性结构革命——从“封建主义的中世纪国家”，迈向“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国家”。

波旁王朝这个欧洲绝无仅有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毁灭，在欧洲或许是个新鲜事，但对中国人来说，实在不值得惊讶，更不宜到处比附工业时代的当代历史。

1859年病故的托克维尔看不到，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从中学教科书上知道：

没有进行“专制迈向民主”的上层建筑（政治）改革，但却进行了“从封建主义的中世纪国家”迈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的整体性结构革命的普鲁士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王朝，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打败了法国。

由于这一外力，而让法国和德国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破仑三世皇帝和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滚蛋了，法国人得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而霍亨索伦王朝的威廉一世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国人也得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祖国。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从巴黎前后三次起义，到热月政变终结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和革命的高潮，再到拿破仑皇帝的第一帝国，从1830年革命逐走了复辟波旁王朝，再到1848年革命打垮了波旁-奥尔良系的七月王朝和它的金融家们的统治。又从1848年第二共和国到1852年第二帝国和拿破仑三世皇帝。

何以1787年改革（减少官僚集团权力，建立省议会并授予自治权）并未挽救波旁王朝？这是托克维尔已经问出来的问题。

何以1848年革命后，数千万法国男性获得了普选权，平民的民主权力远大于之前七月王朝的全国只有18万人有选举权的状况。但却先是激起了六月起义，之后又让法国人选择了路易•波拿巴（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后来的拿破仑三世皇帝）。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只坚持了三年，就一败涂地，被第二帝国取而代之。

这是托克维尔没有问出来但想问的问题。

何以1848年革命后，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只坚持了三年，就一败涂地，被第二帝国取而代之？而1870年靠外力赐予而非内在力量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即便受到“巴黎公社”起义的冲击，却再没有哪个人黄袍加身，而是维持住了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尽管并不稳定，第三共和国71年历史中一共更替了107届内阁）？

这是托克维尔没有能看到但一定会问的问题。

其实中学课本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简略但充足的答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专制或民主只是上层建筑外在表象的一小部分组成部分。

保有封建经济残余的法国农民，自然乐意支持路易•波拿巴称帝。而当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得以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家们的力量均衡，也就投影到了第三共和国议会，维持了它的生存。但若没有色当之战的意外失败，工业资本家们的力量均衡，也同样会支持第二帝国继续生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吧。

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直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颁布后，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民主共和制度最终稳固下来。托克维尔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我们的疑问呢，得到解决了吗？还是被那些比附引导的越来越云里雾里了？

相关链接：

朱学勤：我怎么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寒竹：“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可以借鉴而不可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