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越南政府突然宣布，将放弃承办2019年原定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18届亚洲运动会。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越南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经济水平仍处于困境。目前，越南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有限，仅会用于更加紧急的任务中。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差钱了。但在笔者看来，这或许并非仅仅是经济、财力因素，而更多的是越南自身的信心问题。

亚运会预算支出绝非越南当前沉重负担

越南虽然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总体上依然贫穷，但也是个GDP总额1700多亿美元，年度财政预算总支出479亿美元的中等国家。

在去年年底，根据原定1.5亿美元的亚运会预算计划，越南国家预算为亚运会提供的拨款额为0.3亿美元，略多于全年预算支出额的万分之六，这一预算规模小得无足轻重。

根据越南财政部透露的数据，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修正的预算计划，虽然比原来翻了一倍，但也只有3亿美元的总额，2014年需要的拨款也只不过增加到0.6亿美元，这仅仅是越南年度财政预算总支出的0.125%，或相当于越南今年预计GDP总额的1/3500。这样少的金额，实在是没办法称之为“沉重负担”。

这样小的金额，用于其他方面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大效果。越南今年的社会福利开支约有100多亿美元，就算增加0.3亿美元这样一笔比原预算零头的零头还少的新拨款，也只能说是聊以自慰，很难将此粉饰吹捧为“不劳民伤财”或是“重视民生支出”的举措。

2012年，越南河内获得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资料图）

与往届相比，越南亚运会一点也不贵

就算越南放开手脚，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投入，也会有一个可参照的支出规模水平，不可能无限巨大。这个规模水平可以通过分析过去亚运会的支出情况来作为参考：

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本世纪第一次亚运会，被公认为举办的最出色的亚运会之一，因为部分主要场馆是与同一年的日韩世界杯共通而分担了费用，釜山亚运会最终支出约8.6亿美元（最初预算3亿美元）。

2006年多哈亚运会，石油富国卡塔尔一开始就设定了28亿美元的巨额预算，并且由卡塔尔政府全额买单，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政府买单部分金额还要大，因此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一届亚运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这几年里一向被批评为过于浩大，一共进行了42个大项的比赛（北京奥运会为28个大项），总计有9520名运动员参赛（北京奥运会有10942名运动员参赛），开支也仅有22亿美元。

即将举行的2014年仁川亚运会，根据亚运理事会缩减规模的决定，只有35个大项的比赛，少于广州亚运会的42个大项。目前开支规模的预算是16.8亿美元。

假设河内亚运会的直接支出与历届亚运会类似，全部使用新建场馆，由于越南较低的劳动力和建设成本，也能够把支出控制在2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那么到2019年的接下来五年中，每年支出也仅仅是4-5亿美元，仍在越南年度财政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一以内。这不仅距离“劳民伤财”还有很大距离，而且亚运会投资建设本身也具有拉动经济，提供各种收益的正面效果。

如果场馆尽量利用已有设施，预算支出规模还能少得多。根据路透社咨询的经济学家估计，大约可以控制在5亿美元以内，分摊到每年约1亿美元的支出，虽然多于目前每年0.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但与今年479亿美元的越南财政总预算相比，仍然只是个很小的数字。随着越南经济继续复苏，财力也将不断增长。因此亚运会并非越南不可负担之重。

经济已然好转

越南在2012年申请申办亚运会时，经济增长依然低迷（2012年越南经济增长速度为之前13年来的最低水平），通胀依然严重（CPI涨幅9%），进口过多、外汇储备不足（外汇仅够两个月的进口必须额）。就是在这样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越南犹豫再三，终于在最后截止日期的两个月前提出了申请。

虽然当时的大热门是阿联酋迪拜（迪拜在最后陈述推介时宣布放弃），但越南确实是做好了准备要赢，才会申办成功的。假如越南一开始就只是来混经验，没有真心准备举办亚运会，大可以在迪拜宣布弃权之后，也跟着宣布弃权，当时就把主办权让给印尼泗水市。

在获得主办权至今为止的一年半里，越南经济总体情况已经改善。今年一季度的各种经济数据都表明越南经济不断好转：2014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四年来同比最好；CPI通胀大幅压低；出口更是大幅增长14%；带动经常性贸易收支为四年来首次一季度盈余；外汇储备相当于三个月以上进口额，为三年来首次进入基本安全级别；恢复生产的停产企业达4600家以上，较前一季度增长48.9%；外国直接投资（FDI）资金实际到位额达28.5亿美元，同比增长5.5%；投向越南的FDI注册总额达33.4亿美元。

去年年中，越南安然度过因为预期美国缩减QE而导致的全球新兴市场动荡，经济基本面没有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远好于2012年提出申办时。因此越南成功承办2019年亚运会，进而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没有信心赢得最后胜利

但是，越南似乎却失去了达成战略目标的信心。

不必讳言，如今任何国家任何城市花费巨资承办大型国际赛事，都不是单纯为了支持国际体育事业，而是为城市及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进一步提升一国国际地位及形象、拉动城市发展走向国际化，乃至迈向更高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经济枢纽地位。如韩国釜山、卡塔尔多哈申办亚运会，都是为了让申办城市迈向更高的国际化，将其变成集贸易、金融、旅游、体育、文化休闲多功能的国际服务业顶尖之城，加强这些领域在国际和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影响力。

中国申办大型国际赛事也不外如是。广州以亚运会为契机，不仅提升了在亚洲的国际地位，推进了在东南亚经济区的辐射影响力；同时也完成了许多城市化改造，完善了许多想做而一直没有机会建设的交通、物流等大量城市配套工程。

越南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相当类似，其中包括带动越南在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45%的战略目标；大力推动河内的道路建设、旧区改造、道路乃至轨道交通建设；通过举办国际赛事，成为东盟国家体育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东盟中具有更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国家。而通过举办亚运会，展现越南的能力，提升越南在东盟乃至亚洲的国际影响力，是配合整个越南国家战略的一系列赛事承办活动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和战略性节点。

在此前后，越南已经举办了各类单项锦标赛以及室内亚运会，目前仍在筹办2016年第五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并未放弃。

撇去那些实际并不严重的经济、财力之类的困难，仔细看越南反复提到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在一系列条件都改善的情况下，越南政府在近期决定放弃承办2019年亚运会，恐怕真正的原因是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例如，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越南没有充分做好能够确保赛事顺利举行的准备。虽然成功举办国际赛事有助于提振经济和提升国家形象，但如果办得不成功，反而会损害越南的名誉。越南政府的声明里也指出，举办亚运会能树立健康的国家形象，但如果细节准备不够充分，那么将会适得其反。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2010年10月的印度英联邦运动会。新德里在2003年就获得2010届英联邦运动会主办权，将此视作在国际舞台展示印度形象的一个好机会。新德里政府在街头发起大规模“清扫计划”，很多贫民失去最后的栖身之所，甚至有贫民冻死街头。在开幕前，连接尼赫鲁运动场主场馆的人行天桥坍塌，造成27名工人受伤。各国代表检查场馆时，则为堵塞的马桶和地上的人粪所震惊。对此，印度组委会的回答居然是“我们的卫生是印度的标准，不是国际标准”。虽然最后赛事“圆满”结束，但印度的雄心和形象都大受影响。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也出现了些小波折，被西方媒体抓住漏洞大肆抨击，虽然最后在闭幕式上用俄式幽默圆了场，但也许给越南人心头留下了些许阴影。

在获得主办权至今为止的一年半里，虽然越南民间的支持度不高、批评声不断，但是越南政府和党的内部，确实是从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挫折发生之后，才集中出现反对声音，进而导致了近期越南政府专门启动内部讨论。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仅仅因为越南对自己信心不足，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出类似纰漏，就放弃承办2019亚运会。但越南最终确实决定放弃，就表明了他们失去了达成战略目标的信心，畏惧于这些那些、这样那样的困难。越南的整个国家战略，都因此一并退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