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建军：

首先，我想谈谈所谓的绿色领导力以及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主要有三大趋势，第一是权力再平衡。上一轮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权力大平衡，国家政府的权力向国际组织、商业、NGO以及公民社会让步，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进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2001年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平衡，这次是上一轮权力再平衡的180度掉头。我们看到权力重新向国家政府让步，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商业界、NGO和公民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轰轰烈烈的全球净零排放承诺，并且发生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期间。中国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相当于从2030年开始，每年减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达到法国全年的排放量，并连续减30年，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另外，中国也承诺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即便如此，外媒对于中国的评价仍是“做得还不够”。在此背景下，讨论绿色领导力是非常有意思的。

江苏南通：工人生产光伏设备，助力节能减排。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发生变化了。我原来的工作单位，IEA（国际能源署）是一个四平八稳，强调能源转型一个也不能少的国际组织。今年它发布报告说，为了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从今年开始，石油行业的上游投资需要全部停掉，连国际能源署都已经认同了本世纪中期净零排放的愿景，这个世界真的已经变了。

第三个，我们要意识到清洁能源转型和地缘政治有很大的冲突。由于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成功，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仅仅4年后，《经济学人》杂志关于能源的特别报告里，更多讨论的是中国这样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走到前面的国家和一些清洁能源转型比较困难的国家，以及未来在地缘政治关系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现在，全球能源贸易以煤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主，如果实现净零排放，煤油气在能源行业基本上就没有太大市场份额了，从这个角度，我想谈一下全球能源供需的新形势。

首先，现在国内国外讨论能源市场波动，请注意我没有用“能源危机”这个词，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能源危机的程度，但是媒体已经非常危言耸听了，有评论说，能源危机可能会影响欧洲和中国放弃绿色转型的议程等。

上个月，大约有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拉闸限电，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深刻的原因。在欧洲出现了非常高的气价和电价，有人说跟清洁能源转型没关系，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因为能源转型就是这一轮市场波动发生的时代大背景。

第一个原因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导向的能源转型，加上部分国家去核能，在过渡期内强化了天然气的重要性。

第二个，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并网，如果没有一揽子有前瞻性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方案，很容易造成供应不稳定问题。

现在的清洁能源转型议程，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化石能源上游行业投资的意愿降低了。从中长期来看，这是一件好事，但短期内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发生。

当然，还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围绕北溪2号的地缘政治博弈，新冠疫情使得经济活动水平预测的不准确性升高，北海的天然气资源枯竭，另外还有市场的竞争加剧。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原因非常复杂，有表面的，也有体制性的。今天就谈一点，中国现在煤炭供不应求，为什么中国一个煤炭产量超过全球55%的国家会煤炭供不应求？

因为中国政府对煤炭行业管制动真格，今年3月1日开始用刑法来管制煤炭的超产，这就使得中国境内的煤炭供应的价格弹性曲线一下子降下来了。我认为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说绿色领导力也和历史责任有关。首先谈谈欧盟，欧盟的碳排放占比份额还是比较高的，这些年一直都在发挥气候领域的全球领导力的作用，现在英国全球碳排放占比大概1%，欧盟大概在7.5%到8%的范围。

这就有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欧盟做的比较好，确实发挥了领导力，另一方面，如果未来欧盟碳排放占比在全球无关紧要了，那么对发挥绿色领导力还是一个双刃剑。

对中国来说，中国发挥绿色领导力也有优势，中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占比30%，减排的潜力巨大。中国“3060目标”的承诺在全球影响深远，从别的角度来讲，中国现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我个人从学术上把中国认为是现代社会第一个混合经济体超级大国，因为它的决策里既有发展中国家心态，也有超级大国心态。

我认为转折点会发生在2030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制定了“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2030年后，中国更多地是超级大国的心态，中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会越来越接近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渴望发挥全球绿色领导力，另外一方面也受发展阶段的制约。

漫画：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提升重点产品能耗限额要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的问题在于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小布什上台后公开表示反对，奥巴马和中国2015年达成了《巴黎协定》，特朗普上台又全盘推翻，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又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美国的问题永远是下一届政府会怎么样。

现在美国的议程被认为是雄心勃勃，从政治上来讲，议程的可持续性也要打一个问号，这也会影响美国发挥绿色领导力，所以说“各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那么，绿色转型中什么比较重要？关键是矿物质的资源，1980年，USGS（美国地质调查局）出了一个清单，西方国家又加了一些清单，大家可以看到全球战略性贵金属、关键矿物质的产量，没有一个国家能仅靠本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在内。

即便如此，站在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讲，中国在钴、铜、镍、稀土等这些非常关键的矿物质领域占比非常高，我们很多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也有矿产品战略焦虑，西方国家也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为了应对这方面的焦虑，我们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国际战略矿物所，但这在政治上可不可行，是进行合作、对抗还是博弈，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

用三点来总结我今天的讲座。

第一个，历史上每一次能源危机或市场大幅波动的出现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一轮，虽然我们市场上出现了大幅波动，但是我认为各方不需要大惊小怪，能源市场的波动，历史上经常周期性地发生，未来依然会出现，关键在于如何做好综合平衡长期战略目标在短期内的推进方法和处理，这将真正考验各国领导层的政治智慧。

第二个，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值得大力关注。无论国外国内，相关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净零排放中的绿色领导力，呼吁国际合作而非对抗。我个人虽然对此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每当看到新冠疫情防控这么重要急迫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美国、欧盟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并没有放下成见和地缘政治的干扰，去齐心合力地应对，所以我对未来国际合作的前景既充满期待，也有很多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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