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纷纷扰扰，恐怕大陆读者当观众的热情都已经大大消磨。但不管怎么说，“台独派”与“统派”的存在是事实，关心统一的大陆读者还是有必要认识这两派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独”源头与“反共”分不开

“台独派”是两岸分断体制的直接结果，两岸分断体制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双战构造”(陈映真语)使然。也就是说，“台独派”肇因于上世纪中叶形成的“岛国体制”，不论这个体制的称号为何，其核心就是“反共体制”。这个基本核心支撑着“台独派”的生存框架60余年，至今没变。反过来看，60余年前台湾既不存在“独派”，也没有“统派”；只有“反共体制”或“岛国体制”的瓦解，才能带来统独话语的终结。

不过现象似乎背反本质，过去扈从或拥护“反共体制”的文人政要，反而容易在“反独促统”的两岸声浪中走红。其中有些人的著作文章还被广为传颂，甚至进入大陆中小学的教材，有些人则成为深受大陆学生欢迎的演讲常客。再如2014年9月听到习主席重提“一国两制”后，某“统派”大员返台即刊文表示“中华民国不是香港”。那么，“统派”在岛上的台独政治中，是不是作为一种成就“民主多元”的道具而存在？

如果说是出于“爱国不分先后”的统战需要，而将“反独促统”改变为“化独成统”，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反共体制”下的历史人物？其对于今后的统战工作，又有什么意义或启发？

统独问题如果脱离或无视“反共体制”来讨论，那恐怕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后者是“一中各表”的温床，也是“台独派”在当下存活所需要的政治语境。因此，“统派”、“独派”的分类在岛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标签，而没有哲学或伦理的意义。无怪林浊水所说的“民主化和台独化是无可切割的一体两面”，能成为台湾的政治逻辑──即“反共”＝“民主”＝“台独”。

这一脉络似乎很清晰，但仔细分析却能得出看似荒诞的结论。比如，作为台湾“反共”第一人，蒋介石岂不成了“台独”先锋与“民主”舵手？绿营的“去蒋化”，难道应该受到岛内外“统派”的欢迎？又如某些人物也谈“中国人”，也否认“台独”；但他支持“反共”学运与台式“民主”。再如某“反独”又“反共”的大佬，既不好说他是“统派”，也不好说他是“独派”，估计只好叫“蒋迷”吧。

荒诞的结论正提醒我们要注意实质：“独派”、“统派”的白热化、标签化、庸常化，是台湾最近30年来的历史路径，与台湾的“民主化”同步。所谓的“统独”和“民主”构成一种均衡存在，而成为台人眼下的“维持现状”。

但台湾政治学者胡佛认为：国家统一是政治体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层次。美国的例子可以印证胡佛的看法：相较于黑奴人权的解放，国家统一是林肯最根本的思考层次。但是，美国统一战争却和台海统一战争没有可比性，前者的地缘、资源、技术、人口和外援条件，支撑双方进行战争4年；后者的相关条件则无法也不必支撑双方战争那么久。美国更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参照是：先有国家统一，才有民主富强。

“反共”的人真能成“统派”吗？

然而舆论界定所谓少数的台湾“统派”，其内部还是纷杂的，甚至矛盾的。

比如有“统派”大员主张台湾“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议统一、合作统一”，以避免“屈辱被统”。这问题是台北有没有150年前“美利坚联盟国”那样的条件和可比性？即便有，联盟国仍在合众国发动的统一战争中“屈辱被统”不是？否则，北京不跟进“共议统一”又如何？

现实是，台北放弃了通过谈判为自己争取更大权力的历史机遇，也就是拒绝在两岸实力差距相对较小时和谈统一，这就意味台北和北京“共议统一”的筹码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北京因为自身条件和时势使然，日渐取得触动东亚和全球政经秩序重组的相应权力，筹码和时间都握在手，也就不存在“屈辱被统”的焦虑。

当然，台北过去的弃权不全然是主动的，其中包含外力因素；但这反而凸显台北作为政治主体的正当性不足，“共议统一”从而是超乎条件的想像。换言之，无视体制壁垒的“统派”往往是反效果，当“独派”用“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来笑纳“中华民国”时，“统派”话语似乎没有招架之力。

另一方面，北京建构的经济战略全球布局，明显是有序的安排，“两个百年”从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大局成败关乎中共执政的正当性。正如台湾学者朱云汉所说，全球过去300年来的历史事件中，只有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崛起，可与中国崛起相比。那么在客观上，“议统论”、“合统论”如果没有超克“反共体制”或“岛国体制”的遗绪，其中就不免包含“独派”的政治元素。

其实台北越“亲中”，美、日越紧张，越任台北在某种程度内予取予求。所谓“卖台”，不过是因应“民主”对立所需要的政治修辞，但那反而让台北的能见度淹没在自己的恐吓中，毕竟现在美日谁也买不下台湾，而台湾却无法自绝于两岸交流。只不过，60余年来的体制壁垒，已构成一般人深固的政治心结，这时候便凸显台湾另一类“统派”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台湾还有这种“统派”

“独派”或“现状派”通常不正视这类“统派”，或许正是出于不愿凸显他们的缘故。他们试图减低李光耀所预言的痛苦，也就是消除台湾民众在统一实际发生时的精神焦虑。陈明忠、劳动党、夏潮联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等，都属于这一序列。这些不证自明的“统派”分别在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学术、教育、思想各方面坚持耕耘，深刻揭示两岸何以如今，中国又何以走向如今的科学性解释。

2016年10月22日午后，雨中秋祭人民英雄于台北马场钉纪念公园。

他们承接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两岸共同的社运和学运传统，其基底是广大的民众路线乃至人类路线，因而其特征是穿越“断代”制约，以致“宪法”、“国号”之类的话语都不是他们的兴趣。相反，他们在孤立的处境中试图解构抵制两岸民众深化交流的体制性障碍，统一运动在他们看来是人民运动，是民生和民本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统一和中国文化相通；也在这个意义上，统一和中国现代化建国的历史相通。

四书五经的喜好可以凝聚中国人的古典价值，但如何转化为现代化建国的正面元素又是另一回事。在农耕文明领先游牧文明的时代，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可以发挥“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功能，因此朝代更迭而中国存在。但西方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和掠夺性，则让那些农耕文明的产品没有招架之力；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劫掠北京时，清朝宫女们都会背诵经典诗词，可那些洋兵就不需要读过莎士比亚了。

由于中国人走到亡国灭种的历史大关，因此，号称兼容并蓄的中华民族势必在现代化的路径上融铸更具优势的文明模式，或能免于像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的命运，尽管这可能不是供文人品味或应酬用的中华文明。

对两岸而言，致力于此的“统派”更在少数，又不讨喜各方，还不掺和选举，权、钱、人俱乏。他们的统战颜值或许更低，但他们也是“独派”或“现状派”最不愿正视的存在。

然而，如果他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只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甚至远不如争取“反共体制”和“岛国体制”的拥趸来得重要；那么，两岸除了权力、金钱和暴力，也就越来越缺失历史和文明的对话，而只有机会主义和虚无主义。如此一来，“统一”会不会成为贫乏的语言，而走向“文明崛起”的对立面？

“独派”也爱“统战”？

“独派”或“现状派”喜欢拿“中共统战”恫吓台湾人。现实是，岛内外各类“军事合作”、“安全合作”、“民主同盟”、“南方联盟”……乃至“台湾共识”，无不是台湾朝野热衷的“统战”工作。空想的TPP、画饼的“新南向”或不得其门而入的RCEP，也无非是台北的被“统战”渴望——只不过不是大陆主导。全球化本身就是个无远弗届的“统战”网络，差别在于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主导的不同。

可是，“独派”或“现状派”仅以历史旧页的“统战”修辞，就轻易驱策部分台人的反中拒统意识，甚至宣称可以倚赖外援的第三代战机升级来对抗大陆自研自制的歼20。这类罔顾现实的言语存在，正说明岛内对“统战”两字的迷惘，但也有人很懂——毕竟在当前的体制壁垒下，台北无论谁当家都是渴望并把持台美军火交易的权力。

过去台北向美国军购的条件来自大陆经贸的让利，利益除了满足一部分台湾高层之外，多数流去美日高层和20几个小国高层的口袋；余剩的两岸交流好处没普及到台湾基层民众。这样一来，大陆越强，让利越多，台湾民众反而越苦闷，对大陆越没好感，“独派”的内部机会就在这里，而岛内真正反对军购的声音却无法普及化。

鉴于政治限制跟经济规律上的排挤和磁吸效应，两岸差距显然日益加大。而北京目前也不可能直接干涉台北对于利润的分配，例如台湾的税源主要来自个人所得，而遗产税率仅10%，远低于美国的35%，更低于法国的60%，遑论长期偏低的财产交易所得税率和有名无实的土地“涨价归公”。在这种右倾制度下，陆客来台的高消费、陆生来台的高学费和高健保费、两岸政商经贸的高垄断，反而有助台北将民众对分配正义的失望转化为对大陆的憎恨，这至少在情绪上平添“岛国体制”的条件。

现在北京惠台不对台，而偏向照顾赴陆台青与台商，并实施蓝绿差别待遇的策略。这对于两岸体制壁垒的解构有多少成效，仍待观察。不过应该认识到，作为中国人而赴港、台串联，走向反中道路的人没少过。也就是说，身份表态与政治选择未必是同一回事。凡志在两岸发展中华复兴的人，或应将眼光转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在教育宣传和思想启蒙方面。毕竟体制壁垒的解放，并不仅止于一场有形的战争那么简单，甚至还可能因为一场战争而加大解放壁垒的难度，而后者正是“独派”的最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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