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万青松】

2021年9月以来，因全球供应短缺导致的天然气、煤炭和原油价格飙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一场全球能源危机一触即发，尤其让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多数欧洲国家遭受巨大压力。

本次能源危机与围绕“北溪-2”天然气管道开通及“制裁战”、乌克兰局势升级、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等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交织，使得欧洲能源转型的难度增加，进而影响欧洲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上的政策，促使其反思当前和未来的能源政策。

然而，部分欧美政客不仅将此次能源危机归罪于俄罗斯能源巨头的垄断，还指责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扬言要惩罚俄罗斯并继续制裁“北溪-2”。但拜登政府的行动，某种程度上已变相承认美国制裁政策的失败，对“北溪-2”“亮起绿灯”。

2021年7月，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签署“北溪-2”协议，旨在协商解决两国围绕该项目的分歧。第二次“普拜会”的当天（12月7日），美国国会表决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突然”剔除对“北溪-2”实施制裁的条款。此外，一项禁止美国公民购买俄罗斯主权债务的修正案也被搁置，美国国会还撤销了对俄罗斯35个实体和个人的制裁。近日，俄罗斯政府分管能源事务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俄方希望“北溪-2”管道运营商Nord Stream 2 AG公司的认证进程能在2022年年中结束。

如果我们将当下俄美欧的“斗气”放到一个长时段中去观察，可以发现本轮“斗气”实则是苏联/俄罗斯与西方长历史“斗气”周期的最新延续。回顾过去，有助于我们厘清“斗气”历史与现实进程中“危与机”，而且此“危与机”的辩证演绎逻辑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消失。

“北溪-2”天然气管道 图自德媒

三场“斗气”背后的地区危机

通过梳理历史发现，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美西方国家经常使用制裁、禁运及其他手段来阻碍苏联/俄罗斯的能源发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三次制裁与禁运。

有意思的是，这三次制裁与禁运背后都与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虽然三场地区危机都成为美西方制裁苏联/俄罗斯能源的契机，演变成美国强化对其欧洲盟友能源施压的有利时机，但最终也变成俄罗斯推进能源发展和新战略布局的重要推动力。

· 第一场“斗气”与古巴导弹危机

第一场“斗气”与刚拉开不久的冷战序幕密切相关。

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冷战序幕。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1949年出口管制法》，提出限制美国能源技术和设备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出口。同年，美国发起由北约成员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参与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并主导编制禁止该委员会成员国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商品和技术的清单。

1960年，巴黎统筹委员会通过“行政例外程序”，规定成员国可以自行确定“例外程序”内的出口物品种类，无须获得委员会的批准，事后报备即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政策和清单的调整，开辟了西欧国家与苏联发展贸易关系的新空间。时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积极寻求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主要手段就是用苏联的能源换取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包括争取引进西方国家制造的40英寸口径的输油钢管，以铺设从乌拉尔油田至东欧及黑海、波罗的海港口的输油管线，即“友谊线”。随后，苏联与西德、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钢铁公司签订一系列合同，美国虽指责欧洲盟友帮助苏联建立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但并没有对此采取强力反制措施。

1962年爆发的美苏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古巴导弹危机，为美国施压欧洲盟友提供难得机遇。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对供应苏联的大口径管道实行禁运，与苏联签订的所有合同也被终止，几十家西欧公司遭受巨额损失。虽然西欧国家被迫服从于美国的政治施压，但并不赞同美国对苏联能源发展的制裁，依然寻求与苏联开展能源合作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限制苏联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的发展和扩张，不仅以政治竞争的逻辑为指导，也以经济竞争为指导，即服务于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原因在于，苏联石油的开采与出口的大幅增长，将会导致许多其他国家能源公司的破产，包括美国的能源企业。

11月，白俄罗斯对“友谊线”管道进行“临时检修”，输送至波兰和德国的石油将受到“轻微影响”。

· 第二场“斗气”与阿富汗危机

1973年至1980年间，苏联与西欧国家的能源合作依然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即用苏联天然气换欧洲大口径管道和能源设备，有助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铺设完世界第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天然气管道，即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

美国之所以没有强烈反对，其主要原因在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国家将石油减产当做武器，导致石油短缺、价格暴涨，苏联成为稳定全球石油市场、对冲石油卡特尔的关键性国家。

1973年6月，时任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会谈，探讨从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向美国供应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合作。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本国天然气和石油的短缺问题。

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随后卡特政府与里根政府先后宣布对苏联实行“无例外政策”，即美国不再考虑向巴黎统筹委员会提出输出该委员会国际管制清单内物品的“例外”申请。这一政策直到1989年5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三个月后，才由老布什政府宣布撤销。

在美国的强硬施压下，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不得不同意终止履行与苏联签署的天然气和石油技术协定，承诺不向苏联提供能使其经济军事化的优惠援助，不与苏联签署任何新的天然气协定，研究西欧能源替代方案，制定并督察对苏联信贷政策，加强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管制。

1981年12月29日，里根以苏联参与波兰的不民主事件为由，对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管线项目进行制裁。该制裁案严禁美国公司为建设通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管线项目提供技术设备，随后将其范围扩大到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和持有美国许可证的外国公司制造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这些制裁举措极大地损害了西欧国家的利益，经过美欧的多次激烈谈判后，美国最终撤回禁令。1984年，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管线最终建成。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显然低估、甚至忽视了西欧国家的利益。西欧国家不仅将苏联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还将其视为能够抵消中东石油供应脆弱性的国家。围绕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管线项目的博弈也表明，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主要西欧大国，在对抗苏联的利益和行动上并不完全一致。

· 第三场“斗气”与乌克兰危机

冷战期间的两场“斗气”表明，美国的欧洲盟友从未主动发起对苏联能源的制裁和其他打压措施，都是在美国的施压下被迫加入。苏联解体后，欧盟政治精英虽然也曾指责俄罗斯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即维持国家对能源的控制，不允许外国、主要是西方资本充分参与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产业，但冷战时期的这种灵活性立场却也得到了延续。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再次为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发展提供了借口，主要包括对俄能源部门的金融与技术制裁。前者涉及到禁止俄罗斯主要石油公司和银行获得国际融资，但短期融资除外，以此抬高俄罗斯石油企业的借贷和获得外国资金的成本；后者涉及到技术设备限制，禁止在深水、页岩地层和北极圈以上的油气生产设备的销售、供应、转让和出口。

俄罗斯铺管船在波罗的海进行海底管道铺设作业，普京说“北溪2号”工程已经完成了约99%。图自路透社

在俄罗斯被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与欧洲能源巨头仍旧启动了“北溪-2”项目；但显然，这也将成为美国强化制裁和打压的对象，主要原因在于“北溪-2”的牵涉面太广。首先，在经济上伤害、并在政治上削弱乌克兰和波兰；其次，通过“北溪-2”，俄罗斯将强化自身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力；第三，进一步增加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份额，进一步加大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第四，“北溪-2”可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制造出隔阂。

2017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签署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法案明确指出，美国将继续阻止“北溪-2”管道的铺设，因其对欧盟的能源安全、中东欧天然气市场的发展以及乌克兰的能源改革产生不利影响。法案赋予美国总统对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的权力，这些个人和公司大量投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管道建设，或为其建设提供材料、信息和服务。与此同时，法案明确要求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进美国能源出口（主要是液化天然气），以增加就业，并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再次鲜明地体现出美国制裁俄罗斯能源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双重”目标。甚至在2019年12月，特朗普还签署《保护欧洲能源安全法案》，要求美国制裁“北溪-2”项目的施工方。

同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类似，德国、奥地利、法国等西欧国家一再反对针对“北溪-2”项目的域外制裁，并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尽管对乌克兰和波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表示担忧，但欧盟必须推进天然气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以缓解能源安全问题，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欧洲能源市场，而俄罗斯显然是其无法绕开的选择。

反观俄罗斯，第三场“斗气”再次成为俄方加速部署能源管道新战略的推动力。从苏联时期的“径向”油气输送管道布局，到北向的两大北溪工程的完工和南向的“土耳其流”（2020年1月开通），俄罗斯基本上构建起“径向+环形”的对欧油气输送管道体系，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在欧洲能源政治方面的灵活度。

俄欧之间的油气管道

共同之处

观察美俄欧这三场“斗气”的演进，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很明显，美西方国家的每一次制裁/禁运都出现在美苏/美俄关系极度恶化时期。其次，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制裁是以阻碍其能源长期发展为目的的。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乌克兰危机后，制裁的主要内容都是能源设备和技术，以期阻碍苏联/俄罗斯能源高新技术的发展。

第三，三次制裁/禁运都是以政治目的为主、经济目的为辅，美国都是制裁/禁运的发起人，欧洲国家则被动地加入其中。四，虽然西欧国家通常会从政治上声援美国针对苏联/俄罗斯制裁行为，但当他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影响时，便会以强硬及不妥协的方式反对华盛顿的施压。这既有与苏联/俄罗斯能源合作的西欧企业的压力，也是欧洲国家能源脆弱性的迫切需求。

五是，美国的制裁只会延缓能源项目的落实进度，并不会导致项目终止，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与“北溪-2”都是典型例证。

最后，政治因素在能源合作中依然起到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美俄争夺欧洲能源市场，但也清楚边际线在哪里，能保持一定的“理性”平衡。

而近来俄欧之间正在上演的第四场“斗气”，伴随着德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一方面所谓的俄罗斯“暂停”输送天然气是因为西欧国家购买的天然气额度已抵达上限，另一方面 “北溪2号”仍未获德国的批准，无法投入运营。这个“死结”怎么解开，恐怕暂时还看不到曙光；普通欧洲民众只能祈祷这个冬天没那么冷。

参考文献：

1、Ю.В. Боровс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ТЭК как объекты западных санкц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9. 3(66).

2、Russia’s Petroleum Industry in the Period of Sanctions and COVID-19 Pandemic: A Review and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2021. Vol. 11(5).

3、崔丕：《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缘起与影响》，《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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