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佳】

自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争端以来，美国豆价跳水，殃及一片豆农。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每蒲式耳的豆价比8个月前低了约2美元，为了止损，如今的美国豆农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收获之后马上出售，而是冒着腐烂的风险把大豆储存起来。

2018年初特朗普在全世界范围内启动贸易战，至今美国经济的诸多方面已受到不少负面影响，其中应属农产品市场受到最多关注。除了不时出现的豆农新闻，还因为美国农产品制造业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芝加哥期货交易所（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等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基于现货市场的贸易链，一旦这个贸易链条断裂，美国的大宗农产品定价权就可能旁落。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图/视觉中国）

美国农产品定价权由来

国际农产品市场可以细分为四个部分：谷物（玉米、大豆、小麦及衍生品）、牲畜肉类（牛肉、猪肉、五花肉）、软性商品（可可、咖啡、谷物和糖）和柑橘类水果（橙子、冷冻橙汁）。

美国农产品市场的定价权由来已久。

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产品刚性需求较大、供给不稳定，价格走势通常为供给决定型，而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尽管近年来南美农产品产量已超过北美，美国仍然主导了市场的定价体系。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组织和运行方式的演变，国际商品市场都采用CBOT、芝加哥商业交易所(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纽约期货交易所(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等美国期货交易所的定价。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模式，包括潜在的或普遍认可的定价规则，都基于这几个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其中CBOT的玉米和大豆合约最具代表性。

芝加哥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定价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1848年，密西西比河水系和五大湖的运河，以及以芝加哥为中心的放射状铁路网修通完成，芝加哥很快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镇变为美国最大的谷物和牲畜肉类集散地、加工和交易中心。[1]

红点处为芝加哥所在位置（图截自谷歌地图）

为了减少粮食价格波动，匹配供需双方的需求，美国82位农产品贸易商发起组建了CBOT，推出的玉米、大豆、豆油和大豆粉期货慢慢成为全球的定价基准。谷物和牲畜经销商通过现货远期交易的方式先把商品卖给芝加哥的贸易商和加工商，再以远期合约收购农场主的谷物和肉类。远期交易帮助他们转移了价格风险，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以支付货款和仓储费用。[2]

CBOT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基于美国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发展，而后者则得益于美国政府的长期补贴和跨国粮商的资本运作。

20世纪30-90年代，美国政府主要采用差额补贴的手法，对与政府签订休耕计划和销售合同的农场主进行价格支持。

1996年出台的《联邦农业改善和改革法》标志着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转向市场主导的农业政策，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2002年和2007年，美国又颁布了《农业安全及农村投资法》、《2007农场、营养学以及生物能源法案》，加大了对美国农场主的贸易和信贷补贴。这些补贴在种植者和跨国粮企之间转移，使得农作物在国际市场更有竞争力，同时也保障了美国的粮食安全。[3]

美国的政府补贴政策主要是维护以北美芝加哥、纽约等地期货市场为核心的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体系。这个体系的参与者主要包括美国农业部、跨国粮商、芝加哥和其他地区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基金和农户等，而其他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在这个体系中的话语权较弱。

美国农业部每年都对外发布美国大豆主产区的生产情况预测和统计数据，CBOT、CME、NYBOT等期货交易所通过制定交易规则、吸引市场参与者形成市场价格，农场主和贸易商根据期货价格显示的供需情况作出来年的生产安排，并在期货市场上对冲潜在风险。

CBOT和CME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在合约标的的品质、数量、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和付款条件等方面逐渐标准化，并在2007年合并后进一步巩固市场定价能力，使得芝加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中心。

制裁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定价权指的是一个交易平台的价格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可，这个价格主导权不能简单地由交易手数、交易量或交易金额等技术指标来判定。因为大量的商品现货贸易不会通过期货市场交易，只是参考了某个交易所的价格。以每年中国从南美等国进口的大豆为例，尽管这些订单可能不会涉及到在CBOT的期货交易，合同价格一般都需要通过“点价”方式采用CBOT的大豆期价为基准加减升贴水后才能形成。

一般来讲，期货市场上的资金主力根据现货市场供需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相关信息进行多空博弈。[4]长期来看，期货价格会回归现货价格，但是涉农寡头可以在期货市场上选择做空或做多，在短期内使其背离现货市场价格的基本面，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全球四大粮商，包括美国邦吉、美国ADM、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通常被认为是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它们作为供货主导方主导了农产品的供应主动权，主导众多供货商报价行动的协调一致性，并主导了数据信息统计渠道，隐藏不利信息或制造有利的虚假信息影响市场情绪。

在没有期货市场或其定价能力较弱时，谷物价格的涨跌必定是缓慢、阶段性的。然而，因为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具有非常快的传导能力，外交关系和具体出口政策的相关消息都会迅速影响谷物市场的价格，给农场主、贸易商等市场参与者带来杠杆冲击。

美国，收割大豆中（资料图/视觉中国）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次年卡特政府以谷物禁运的方式对苏联实施制裁。禁运使得手中持有大量苏联订单的美国贸易商违约，CFTC因担心市场过度反应，要求CBOT等四家交易所在1月6日和7日两个交易日暂停小麦、玉米、燕麦、大豆、大豆粉和豆油的期货交易，然而8日开市后市场价格仍然跌到低谷。[5]

事实上，美国对苏联的禁运并未得到预想的效果。当时的国际谷物市场供给充足，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苏联在美国实施禁运后与南美各国签订了更为有利的长期合同，并增加了在乌克兰地区的农业投入以提升粮食供给能力。而CBOT谷物价格大跌直接导致国内农场主的罢工运动，使得卡特的民主党政府失去了民众支持，在次年大选中一败涂地。

历史经验证明，美国政府经常以大宗商品禁运或增收关税政策等手段要挟其他国家，但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不仅给美国农场主带来很大压力，也给CBOT的市场定价权带来挑战。

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中国转向巴西等南美各国进口大豆，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迅速下跌，和巴西离岸大豆的价差已超过2美元。这使得B3（Brazil, Stock Exchange and Over-the-Counter Market）开始考虑推出一个CBOT大豆主力合约的替代品，以更好地反映巴西大豆出口价格。CBOT大豆期货市场更多地反映了中美现货贸易的供需和运输情况、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等。

圣保罗期货交易所（图/维基百科）

尽管巴西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价值（2017年约200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2017年约120亿美元），由于CBOT掌握了大豆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巴西大豆生产商不得不接受CBOT的价格。但是，中美贸易战使得巴西出口中国的大豆现货和CBOT大豆期货之间的基差持续扩大，并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收敛，成为推出替代CBOT期货合约的一个有利时机。中国也应充分考虑现货贸易市场的条件，通过期货合约设计在贸易战中形成主动优势。

参考资料：

[1]Jeffrey C. Williams, “The Origin of Futures Market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56, No. 1 (Jan. 1982), pp. 306-316.

[2]马登科，国际石油价格动荡：原因、影响及中国策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pp. 74-76.

[3]国开证券，“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谈判利器’：大豆商品定价权如何旁落？”，2018年宏观经济研究报告。

[4]郭明，“大宗商品定价与经济安全”，北方经济，2007（21）：pp. 62-65.

[5]https://www.cftc.gov/About/HistoryoftheCFTC/history_1980s.html.

（作者魏佳，亦为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