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已非单纯“误解”，而是思维定势下的“选择性失明”。”

“中国应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真正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近日，在人大重阳·明德战略对话上，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在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的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认知偏差的担忧，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摒弃偏见和傲慢，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同时强调，只有通过加强民间交往，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为双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根据现场对话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ONG Tee Keat）就“全球权力格局与东亚发展未来”的话题展开对话。

王文：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明德战略对话第十八场活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重要的嘉宾——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先生。

今天的明德战略对话颇为有趣。我们选择谈论的话题——“全球权力格局与东亚发展未来”，超越了双边或区域范畴，直指世界秩序的演变。

翁先生自淡出政坛后，始终活跃于智库研究领域，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作为马来西亚资深学者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世界之间。据我所知，您几乎每年都要多次访华，在国际舞台上也极具影响力。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来，您通过频繁的跨国观察，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互动有何深刻体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翁诗杰：感谢在座各位及王文院长的介绍。很荣幸能以中文与各位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的中文发音与遣词造句或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包涵。

我想从个人经历谈起。我与中国的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逾三十年。那时正值马来西亚政府放宽访华限制之际，借此东风回到我的祖籍地。1992年，我以游客身份初访中国，彼时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前行。1993年，我首次回到祖籍地海南文昌。

回溯这段历程，我所见证的变迁可谓天翻地覆。即便在1990年代，中国的城乡生活已经出现显著改善。记得当时询问家乡兄长的生活境况，他朴实的回答令我动容：“现在可好了，都有饭吃。”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对我来说，我明白其中各种的滋味。

从当年我回到农村看到的沙尘滚滚，到今天我看到的公路几乎能够直达每一村甚至是每一户。这是在海南文昌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宏观视角下，我们看到了更大的飞跃。过去我们说中国是巨大的世界工厂，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尖端科技，今天的中国不会像过去一样，连一根火柴、一个螺丝钉都没有办法生产。虽然我小时候是在南洋、在马来西亚长大，但在听我父亲说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时，却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上述都是我一些简单的分享。

王文：确实如此。尽管我比您年纪稍轻，但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您提到的1992年首次返乡后的巨大变化，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共鸣。我深切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特殊境遇：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中国人，是被中国飞速发展产生的正向力量快速推向了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最前沿，去直面文明、文化、国家等等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合作、竞争与对抗。

基于此，我想请教您第二个问题：在这种跨文明的对话中，中外认知的不对称性日益凸显，甚至是出现一定的冲突。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哪些误解？面对这些误解与冲突，中国应当如何看待处理？

翁诗杰：严格而言，将当前中西方的认知差异简单界定为“误解”并不完全准确。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二十余年间，中国与全球体系、特别是西方世界经历了必然的磨合过程，其间产生的不对称性乃至摩擦实属正常发展规律。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经过如此长期的互动、调整与适应，若美西方世界仍固守既定认知框架，持续以静态视角解读中国的发展演进，这种现象已非“误解”所能解释。

实质上，这是一种认知层面的“选择性失明”——当观察者预先设定认知结论，便会本能地过滤与其预设相悖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无论中国的行为模式如何演进，都会被强行纳入既有的解释体系。这种脱离客观现实的认知惰性，恰如中国谚语所喻：“装睡的人唤不醒”。

另一方面，中国也非常努力地让自己和世界——我不敢说“接轨”，接轨是有语病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和世界能够互通款曲，互通有无。中国想尽办法将自己的想法论述翻译成英文，让外界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这方面的努力我是看到了的。当然，纯粹依靠翻译，对不起，我个人认为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总比完全没有来得好。

在此背景下，当前如果真的有所谓认知上的差异，一种是西方的固有傲慢，另一种是西方试图从他所看到的翻译的译文、论述中来了解中国。我自己身处马来西亚，当然经历过这样一种日子，我们是先学好自己的语文，那是中文，然后再学了其他的语言，这个过程当中少不了要靠翻译。但翻译是这样，字面上的翻译、直译甚至是意译，最终还是不能够完完全全地让对方掌握到你文化的精髓。

其实很多时候，翻译工作即便臻于至善，仍存在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尤其是人文这种很细腻的内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东南亚华人，我深切体会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文，某些在本土耳熟能详的文化元素，移植到中国大陆的语境就可能令人费解。这种文化隔阂在同文同种的华人世界尚且存在，遑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转译。

情景音画《风情东南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上演，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中新社发 涂丽莎摄

王文：您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当前正处于“将强未强”的微妙阶段。一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实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实力尚未转化为让他们欣然接受的领导力。这正是当前诸多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再过10年、20年，中国真正强大了，那他们就接受了，而现在“将强未强”的现状，就导致像您刚才说的“装睡”的人的出现。

所以，下一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您认为现在全球的权力格局、实力格局、结构到底处怎样的一种现状？是G0、G2、G3还是G7，或者G20，或者我以前提了一个词叫“Gn”，就是有n个行为主体都在从事着国际上的相关互动结构。在您看来，世界的格局是什么样的？

翁诗杰：在回答您的问题前，我想稍作补充。当我说西方列强、西方国家在“装睡”时，我的意思是他们并非真的看不清现实，而是早已对中国形成了既定看法——他们原本认为中国会任由他们拿捏，并最终按照他们的剧本演变，比如在制度上发生根本性改变。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一切并未如他们所愿演变成他们预设的模式，这种期望的落空导致了西方强烈的反弹，这一点我们有目共睹。

您刚才提到G20、G7、G2等概念，其中“G2”让我想起奥巴马时期的提法。所谓的“中美共识”其实是美方提出的，而当时中国更倾向于与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站在一起，比如G77集团。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中国的国力，当时中国所做的决定与选择完全可以理解。

回到今天，您提到“Gn”，而事实上，当今世界确实已进入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多极体系中，我们看到不同板块、不同规模的集团既合作又竞争，这与过去“谁当老大、谁掌握话语权”的单极思维截然不同。如今，许多中等强国崛起，它们通过经济一体化等方式组成各种联盟，无论是小多边还是更大范围的合作机制。这些联盟正以实际成果证明它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此外，在当前形势下，除了传统的多边合作，我认为“小多边”也值得关注。虽然美国常将“小多边”用于军事结盟，但这一模式同样可以用于积极的领域。事实上，中国已有成功案例，比如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多边合作模式。类似的做法不妨多尝试，以灵活应对复杂国际局势。

王文：在您看来，东盟是否已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独立一极？它当前的影响力如何？未来又可能在多极化世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翁诗杰：东盟目前的实力，客观来说仍属于区域性力量。东盟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避免过度介入地缘政治博弈，只将重心放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上。

谈到RCEP，我真心为其叫屈。很多评论——无论是中文还是西方媒体——总喜欢将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放在同一个层级来作评比，这种比较其实并不恰当。

原因在于，RCEP涵盖的15个成员国，特别是东盟10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协议中的许多条款都体现了包容性，为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欠发达成员国设置了宽限期，给予它们追赶的空间。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用CPTPP的高标准——比如严格的劳工准则和环保条款——来要求RCEP成员国，毕竟它们的发展阶段与成熟经济体还存在明显差距。

与此同时，RCEP自2022年元旦生效实施以来，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了相当令人感到骄傲的一面。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额以及对区域外贸易都实现了一定增长。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值得关注的声音。部分成员国，包括一些东南亚地区的企业界人士提出，协定设定的20年关税减免过渡期——即最终实现90%以上商品零关税的目标——可能过于漫长。这个过渡期安排确实引发了各方的讨论，也成为当前经贸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在当前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下，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的背景下，RCEP确实成为了支撑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虽然不敢说是中流砥柱，但称其为维护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并不为过。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RCEP当下要着力优化自身存在的不足，举例来说，时至今日RCEP还没有自己的秘书处等。但展望未来，尤其是不久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表明，这是中国+东盟的合作体是第一次大胆地往西扩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更希望中国+东盟的合作体能继续在全球南方能够开枝散叶。

王文：当东盟不断崛起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我们将面临怎样的世界权力格局变迁？整个东亚，包括东亚15国，整个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力，新的作用？

翁诗杰：纵观东亚格局，这里我指的是包含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广义东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以东南亚为例，自1970年代冷战高峰至今，这片土地始终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

历史告诉我们，除泰国外，东南亚各国都曾经历西方殖民统治，殖民文化的烙印至今仍在多个领域若隐若现。在政治独立方面，我们成功争取了国家主权；但在经济自主权方面，完全掌握自身经济命脉的过程则更为漫长。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东南亚国家已成为美国重返亚太后积极拉拢的对象。打开社交媒体，相关议题的讨论比比皆是，这已成为区域地缘政治的常态。

问题在于，在推动中国同东盟关系深化发展时，存在很多挑战。中国方面，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能够行稳致远、走深走实。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东南亚正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美国及其盟友体系（包括新近介入的欧盟）正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一方面盯着东南亚的市场、市场占比，另一方面，东南亚的一些资源，尤其是关键矿产，正日趋成为争夺的目标。

在此情况下，我始终认为，我们必须直面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虽然中国和我们是老朋友，但这种外交关系、人文交往绝对不能够吃老本。无论过去积累了多少，都必须与时俱进，因为现在的变数实在太多。

近年来，包括西方国家甚至新加坡学术机构在内的多家机构，都进行了东盟10国对华观感的民意调查。可喜的是，从去年开始，在2024年由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名为《东南亚2024年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如迫不得已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中国的东盟十国受访居民比例首次超过美国，达到50.5%。其他一些西方机构的调研也呈现类似趋势。尤其是在特朗普4月2日颁布关税条例，宣称所谓“解放日”之后，我相信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

这些变化对中方来说当然是利好变化。但作为炎黄子孙、海外华人和中国的朋友，我更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能够继续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包括马来西亚，并真正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在中国大陆，“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这句话或许耳熟能详，但我并非在喊口号。我的意思是，交往不应仅限于执政党，因为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实行多党选举制，政府可能四年一换。国内朋友或许认为这存在“政治风险”，这一点我能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当地民众——当然不是通过干预选举——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切实感受到获得感。当中国带来的合作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时，民心自然会向你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执政的是A党还是B党，反华牌都将彻底失效。因为当普通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友好的，任何政党想靠反华煽动情绪、捞取政治资本，都注定徒劳无功。这就是我的核心观点。

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参加明德战略对话

王文：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间外交工作。根据您的观察，如东盟国家、日本、韩国等对中国看法如何？有哪些变化？比如马来西亚对华态度相对友好，这离不开数百万华人群体的桥梁作用；但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对华观感可能就复杂得多。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些不同看法，并引导其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翁诗杰：先谈谈马来西亚的情况。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的22%，约有700多万人。但我要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当地华人比例较高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必定亲华——这种迷思必须破除。关键在于，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国家，中国应该加强对多数族群的工作，也就是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群体。

说到这里，我想插个话题。中国国内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马来西亚人都称为“马来人”，这其实不太准确。以我个人为例，作为第二代马来西亚华人（很多华人家庭已繁衍到第三、第四甚至第五代），在情感上，华人是抗拒同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接受同化。所以，今天我们保有中文姓氏、中文姓名、华文学校等等，这不是偶然的。因此，如果你一股脑地把我们称为“马来人”，这叫我们情何以堪。当然，我是借这个机会告知各位。

言归正传，加强多数族群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观察到一个显著的变化。2022年至2024年的独立民调显示，非华人群体（马来人和印度人）对华好感度大幅提升，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作为马来西亚人，我衷心希望马中关系乃至中国与东盟关系能够多维发展，不能仅依赖经济合作，毕竟独木难支，人文交流同样至关重要。

回到王文院长刚才提出的问题，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到底怎么看中国？我认为必须从认知层面分析。

东南亚国家乃至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其实在很大程度说，很大程度上受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媒体影响，换句话说是人家在带风向。比如他的目标就是要抹黑你，方方面面地想方设法地陷你于不义或者挑拨离间，这都是传统的戏码，我们都知道。问题是，虽然中国在国际传播方面已有所改进，但仍有提升空间。

国际传播这块，作为海外华人，当然我也看英文台、CGTN，我们那边也能够收到CCTV央视，我们那边主要是看央视4套。但我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地的友华的声音，能够跟你共振。与其单纯依赖官方通稿，不如多支持那些理性、客观且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当地声音。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我在几个论坛场合都说过，外交学里有所谓的“一轨”“二轨”。一轨外交说的是政府对等关系，二轨外交说的则是非政府组织（NGO）。但中国的体制不一样，中国的“二轨”代指民间团体。还有一个更妙的提法是“1.5轨”，就是“政府搭台、民间唱戏”，这些都是可行的。

在这儿，我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与各位讨论：中国的体制不一样，我们可以理解。但我一直在想的是，中国其实可以考虑更好地利用港澳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优势。若能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或许能为国际传播和民间外交开辟新路径。这既是“两制”优势的体现，也能为爱国爱港爱澳力量提供更大舞台。这是我的一点浅见。

王文：您提出的观点确实很新颖。实际近年来，中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确实日益增强。上次在吉隆坡元宵节会面时，我就注意到酒店大堂旁新开了淄博烧烤，对面就是小肥羊。马来西亚的政府人员告诉我，当地中餐馆已从过去的1000多家激增至2万多家，中国品牌随处可见，这些都无形中塑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引出了我的新问题：中国产业、企业的“内卷”现象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是否也将这种竞争压力传导到了海外。作为海外华人你有担心吗？有感觉到威胁吗？有感觉到这种“卷”对您的一种紧逼感甚至是压迫或者忧患吗？怎么样解决这种卷？

翁诗杰：您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内卷”已蔓延到马来西亚，不仅体现在中国餐饮业的抢滩登陆,当地人的担忧情绪也是真实存在的。更何况现在还有不少“跑单帮”的个体从业者。

“跑单帮”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以公司形式进入马来西亚，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在马来西亚短期逗留3、5个月，从事摄影、网站设计、视频制作等工作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竞争模式带到了马来西亚，这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招架。

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便不是中国企业，也会有其他国家的企业来抢占市场。关键在于我们自身要有竞争力，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我们不具备竞争实力，面对任何外来竞争者都会处于劣势。

现在我更关心的是，这种情况可能被某些人利用作为借口。不要忘记，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华人社群的社会，总有一些见缝插针的人——包括部分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华人群体。他们可能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这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我更想看到的是，更多大陆的企业进入马来西亚后，能够和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合作，这就等于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中马合作体。至少能够减缓这些人的反华情绪，或者没有这么多的口实让他挑拨离间，这是很重要的。

马来西亚街头随处可见中国消费品牌 霞光社

王文：今天在场的观众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尽管中国与东盟合作、东亚崛起等趋势已十分明朗，但未来的中国究竟会是怎样，国际上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这个问题，更多是将其简单归类为“威胁”或“崩溃”等片面观点。虽然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具体内涵仍有待深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展开更多思考。

翁老师，作为知名的海外华人学者，您如何看待2035年和2050年的中国？届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翁诗杰：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曾做过较为深入、尽可能客观的探讨。就是不以我作为华人的身份观察，华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感情因素。我的观察是：首先必须承认，当前包括东南亚邻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即便与中国保持友好经贸关系，内心仍存有疑虑。

这种疑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刚才我所说的国际媒体，尤其是美西方媒体影响。他真的认为“国强必霸”，尤其看到中国国力军力持续增长时更是如此。南海问题等热点议题更成为这种担忧的佐证。

有些国家有这样的担忧，假如强国不愿承担国际领导责任，国际秩序将何去何从？很多人都在忧虑这个问题。更复杂的是，面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水资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领导力量。虽然中国已在多边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常受西方国家以“泛安全化”为由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需要更清晰地阐释“国强不称霸”的发展模式——因为许多国家仍深陷“国强必霸”的认知窠臼，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强必霸。

但中国也需要理解这些国家的担忧，因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过去都是被殖民国家。他们既明白依赖美国不现实，又渴望有大国提供“保护伞”。这种心态源于殖民历史造成的安全焦虑。中国需要多角度阐释“不称霸”理念，帮助国际社会建立新的认知框架——毕竟，许多国家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也心知肚明，知道那只是心理安慰。

王文：最后请教您：如果中国要有全球领导力，您认为，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全球领导的方式，当然有别于美国，中国版的领导力应该是什么样的？所谓的“王道”应该是什么样的？

翁诗杰：我稍微作点补充。刚才您说的周边国家，现在和中国友好的国家可能对“国强不称霸”存有疑虑或者不相信。与其说不相信，倒不如说到今天为止，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看到哪一种模式真正让他们安心。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最主要还是在认知上。我们必须承认，在认知战上，西方国家可谓无孔不入。相比下，我们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可能做的就不是这么积极。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回到刚才你提出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中，全球安全倡议（GSI）常被认为最具挑战性。因为人们往往将“安全”简单等同于军事结盟、军事基地等传统概念，但我认为GSI可以另辟蹊径。目前这些国家，一方面并不相信美国能够真正地保护他们，但另一方面，又潜意识渴望安全保障。与其陷入这种胶着状态，倒不如通过GSI聚焦非传统安全议题——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跨境恐怖主义等，这些领域大有可为。

中方有没有做呢？有。但我认为需要考虑东盟十国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中国不如选择采取“小多边”的合作模式。即在某个议题上，先与准备就绪的东盟国家开展合作，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可后续加入。这种灵活务实的做法，既尊重各国差异，又能推动合作机制常态化发展。我认为，这才是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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