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出品的《东方学刊》创刊号，学刊致力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致力于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推动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我们将陆续刊载学刊的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一、谁是“工业党”？

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将“中国制造”的“缺芯”困境戏剧性地砸在中国公众和知识群体面前。网民或批判中国公司不遵守国际规则招致恶果，或反思中国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发展滞后，或警惕冷战对抗逻辑重新主导世界，或庆幸美国当头一棒倒逼中国自主研发。在话语纷扰中，一支将工业化知识背景和科学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立场相结合的网络话语力量异军突起，主导了围绕这一议题的公共讨论。

正如近来舆论场上的讨论所反映出来的，人们最大程度地摆脱了那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政治哲学“大词”的折磨，也最大程度地排除了那些故弄玄虚、自说自话的经济理论模型的干扰，既然核心问题是芯片和科技，那么即使涉及中美关系这个庞杂问题，也同样可以运用科学的思维、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理解问题、讨论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文扬：《也许这是一场及时爆发的技术战争》，观察者网http://m.observersnews.com/WenYang/2018_04_24_454658.shtml?from=singlemessage,2018-04-24.]

这支话语力量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有时被称为“工业党”。根据目前可考的文本，这一命名最早出自王小东2011 年的文章《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在这篇文章中，“工业党”是区别于“情怀党”的群体和思潮，前者思维方式偏向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后者则类似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纯粹文人，文章将当前中国主流知识界的左右两派都归为“情怀党”。“工业党”信奉生产力与技术至上，认为工业化的价值超越政党、政权的更替、政治制度与一时的文化思潮。[王小东：《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载《绿叶》，2011年第1 期.]

但作为一种立场、逻辑和话语策略的“工业党”并非近两年横空出世，它有着十余年的发展脉络。“工业党”思潮大致萌芽于21世纪初的军史时政类BBS，当时一批具有理工科知识背景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反自由派言论的大旗下。然而，网络民族主义的人员构成十分驳杂，除了爱国的基本共识， “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立起什么东西”（访谈记录 J20180407），缺乏共同的思想支撑与行动目标。在这种“没有什么凝聚点”（访谈记录J20180407）的状态中，“工业党”初具雏形的思想体系开始浮出水面，其核心是用理工科的科学精神和工程思维改造所谓的“文科”知识，以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共和国）历史叙事和国家发展路径的讨论中。其萌芽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底到2005年初论坛上的意见领袖钟庆与陈经关于中国工业化路径的长篇网络论战。后来钟庆一方将论战文稿结集成书，于2005年出版了“工业党”早期的重要出版物《刷盘子，还是读书》。这批“民间青年学者”聚集于网络空间的边缘地带阐发其对政治经济的看法，在沟通交流中达成了关于共和国历史和国家发展路径的基本共识，并组织起最初的成员与受众。

另一个对早期“工业党”思潮形成至关重要的载体是网络穿越小说。当时各大军史时政BBS大都辟有专门的“穿越版”或“架空版”供网友挥洒政治军事想象，通过想象创作弥补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缺憾。最为著名的“工业党”小说《临高启明》起源于2006年音速论坛的军事架空版上的讨论。相较于一般男性向“爽文”，“工业党”小说极其强调技术与工程细节，不厌其烦地论证现实可操作性， 展现从无到有建立大工业生产的具体步骤，《临高启明》就由于这种现实可操作性而被誉为“穿越说明书”。

2008年后，网络民族主义迎来了一波高潮。2008年4月前后，Anti-CNN网站成立，后更名为四月网，成为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民间阵地。但四月网同样面临“没有什么凝聚点”的问题，它的早期人气随着西方媒体报道回归正常而遭遇困境，内部又面临严重的经营问题，最终走向了分裂。[曾鸣：《四月的“叛徒”：一家“正面民族主义网站”的成立与分裂》，载《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 content/96821,2013-12-19. ]2012年观察者网继之而起，较之四月网的理念依附性，观察者网则致力于打造理念自主性，资方与管理层尝试打造一套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中国立场”话语解释“中国模式”。而随着“马前卒”等“工业党” 进入观察者网，观察者网在一些“工业党”代表人物眼里成为“第一个明确的‘工业党’思维为主的网络宣传阵地，对‘工业党’名称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访谈记录 K20180407）。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工业党”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倾向而不是具有实体的组织，观察者网也不是纯粹的“工业党”的“大本营”。“工业党”话语只是“思想与资本的合作关系”。（访谈记录J20180407）

同样在2012年，“马前卒”等4位80后[ 80后又称八零后，“80后”一词来源于国际社会学家们讨论社会发展一代名词。社会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10年分成一个阶段加以研究，80后就是1980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群，有时也泛指出生于1970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年轻一代。70后，90后如上.]合著出版了《大目标：文明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尽管后来“马前卒”在知乎问答中直言“我不是工业党”，[参见究竟什么是工业党？有自认为是工业党人的权威定义吗？— 马前卒的回答 —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90959/answer/34954146. ]但这本书仍被视作80后“工业党”的“宣言”，其核心主张是“用‘工业党’的方式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随着互联网从门户网站向社交网络发展，2011年，网络民族主义群体从BBS和门户网站转战社交网络，微博上“自干五”[“自干五”，全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指那些自觉自愿为社会正能量点赞、为中国发展鼓劲的网民. ] 群体兴起，“公知”的污名化开始。“工业党”代表人物逐渐成为微博和知乎等社交网络上的大V，源源不断地进行知识和话语的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知乎社区并未形成如观察者网般明确的“工业党”思潮，但从其宏观趋向上仍能看出“工业党”思想的倾向，诸如国际知识精英强烈的中国认同、对西方主流媒体和自由派话语的免疫、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经验和实用主义施政经验的认同、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态度等。[卢南峰 ,许诺 , 吴靖：《辨析“川普粉”现象—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中国知识青年议题》，载《汕头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第69-77 页.]这些基本立场的相似性，为“工业党”思维在知乎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正如“工业党”早期论战所揭示的，“工业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支流，为了行文叙述的方便，这里将他们粗略地分为三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基干工业的“基干工业党”，支持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强力促进工业化进程的“经济工业党”，由于迷恋军事技术装备而支持大工业发展的“军宅工业党”。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工业党”自己认可的分类方式，各个支流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这里仅仅是提示读者注意“工业党”内部不同叙事之间的张力，并勾勒“工业党”内部人员构成的大致轮廓。

“工业党”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群体，他们的思想体系也存在诸多内在张力和不确定性，只不过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倡导工业强国、科技强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刷盘子》《大目标》为代表的“基干工业党”为例，他们的思想主张可大致概括为：坚持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水准决定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理念。在经济上主张重工业优先、国有化、计划经济、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反金融资本主义，批判自由市场；政治上偏好集中高效的体制，认可政治服务于生产力；文化上强调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贬低农业文明和小农思维，反“情怀党”与“文艺腔”；在国际秩序上，坚持反帝国主义，展望中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未来，主张中国向第三世界输出工业化而非工业制成品。

“马前卒”任冲昊

若是跳出当代网络现象，我们就能发现“工业党”这一能指有着更加广泛的所指。

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理论的根本前提，从工业社会早期开始，工业主义和“技术专家治国论”就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两者与“工业党”网络思潮有着很强的联系。早在19世纪初期，昂利·圣西门（Henri de Saint- Simon）开始不定期出版《工业》杂志，促使“工业主义”一词的流行，并提出未来社会的治理者将是工程师和企业家，[丹尼尔·贝尔,高铦：《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第51页.]这一学说可被视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之滥觞。

而在实践层面上，20世纪20年代，苏联曾爆发著名的“沙赫特案件”与“工业党事件”，就是为了清算当时苏联工业部门风行的“技术专家治国”思想。[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工程师政治地位的呼声也随之兴起，乃至强调科学技术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加重要。1928 年“沙赫特案件”审判了一批技术厂长，该案被定性为反革命经济事件。为了进一步清除工业部门的“沙赫特分子”，1930 年又爆发了“工业党事件”，八名技术权威和经济管理部门要员被判刑，“工业党” 和“现代技术专家治国论”得到彻底的清算。可参见樊玉红 ,万长松：《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载《东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第343-348页.]

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曾对苏共党组织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党自上而下一分为二划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其目的是使苏联共产党更加高效地领导工业和农业，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结果反而给苏联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很多混乱和问题。[1962 年 11 月，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对苏共的组织领导和结构进行一次重大改组，根据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地成立两个党组织，即工业党和农业党，其目的是使党更加具体地领导工业和农业，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然而，这一人为割断工农生产的领 导结构的改革却给苏联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严重的混乱和很多问题。这一改革持续了两年，直到 1964 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废止。可参见俞良早：《东方社会主义行进中：共产党执政与党的建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0-152 页.]

这些历史片段都与“工业党”思想有着谱系学意义上的联系。在当代中国网络“工业党”的构想中，修铁路开工厂的阎锡山、东非接受工业化输出的坦桑尼亚政府，都可归为“半吊子工业党”“准工业党”。[任冲昊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 页。]“工业党”思潮提供了一个样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民族主义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理论的民间表达。

综上所述，可以给“工业党”下一个临时定义：“工业党”并不具有正式的组织形态，而是21世纪初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和一股成分驳杂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主张用工业化程度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工业党”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广义的“工业党”还泛指带有“技术专家治国” 和工业主义色彩的各类思潮，也指各国支持和实践工业化的技术工程人员、政党和政治力量。

“工业党”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基本与中国互联网新媒介的社会使用史相重叠，为我们观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话语空间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窗口。这一思潮背后的意见领袖群体多为70后、80后男性理工科知识精英，这两代人的成长生活经历与80年代、90年代宏观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相映照。由此，“工业党”是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历史认知与政治想象的一个抓手，也是进入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光谱，理解实践中的公共领域动态的一个入口。我们希望通过梳理“工业党”政治理念聚焦的过程与他们发表政治理念的渠道、方式、媒介平台与互动形态，去管窥中国政治公共领域动态和中国具有主体性的政治群体的形成方式及其历史社会意涵。

二、历史转折中的“工业党”

“工业党”代表人物群体出生前后，共和国经历了最重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思潮和政治思考都很关注的核心关切之一。[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版，第3-49页，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 历史含义》，《开放时代》， 2013年第5期，第183-193页。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观察者网，http//www.observersnews.com/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_s.shtml,2014-08-02.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2013年2月，习近平执政初期就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的讲话并非无的放矢，他所要回应的正是讲话中指出的两种思想倾向，即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但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媒体保持“不争论”的默契中，回避这一分歧。21世纪后，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暗流涌动的民间舆论开始倒逼执政者处理这一基本问题。在官方表态之前，民间尤其是知识群体已经开始利用政治修辞试图抹平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在毛泽东的110周年诞辰（2003）和 120 周年诞辰（2013）、邓小平的 100 周年诞辰（2004）和 110 周年诞辰（2014）几个时间节点上，重新审视和评价毛泽东与邓小平留下的遗产成为知识群体的一大风潮.]

以邓小平时代为中介进入“工业党”生活现实的毛泽东时代成为其理论、经验与蓝图不断萌生的土壤。而“工业党”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成长并接受教育，“马前卒”将80后视作“第一代生在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并认为“这个时代特征对我们个人观点有很重要的影响”。[《工业体系建设决定我们的历史和未来》，观察者网，http//www.observersnews.com/MaPing/2012_08_20_92038shtml.]

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观社会结构性变迁是“工业党”这一代人认知结构形成的现实环境，更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现实构成了其最主要的问题来源。由此，我们需要将“工业党”个体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思想体系与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及社会意识进行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意义上的接合（articulation），最终达到以个人生活史为入口构筑社会史和社会观念史的研究目的。

（一） “文化热”与知识的人文化

“工业党”代表人物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在观念史意义上的“父辈”是所谓的“80年代人”。 在中国，80年代往往被认为是“文化的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思想限制也随之放开，在国家对社会放权所释放的言论空间中开始形成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话语体系。日后被“工业党”所贬斥的“情怀党”或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

80年代中期，知识界逐渐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框架中走出来，围绕中西文化比较、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和传统与现代冲突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被甘阳概括为“古今中西之争”，而在当时的甘阳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中华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问题。”[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35 页.]换言之，甘阳认为，“中西之争”是被夸大的，“古今之争”才是根本。李泽厚认为，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接续了并创造性地转换了“五四”运动的传统。[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 100-101 页.]80年代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渴望现代化，在此语境中，“五四”的核心内涵转变为现代化的问题。“五四”运动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全盘西化”论滥觞的年代。

李泽厚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将中西文化比较作为求索现代化的知识路径，而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而言，中苏关系仍未正常化，且苏联泥足深陷，处于劣势，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现代化的样板。在“文化热”的背景下，国人不免产生“西方崇拜”的思想倾向。同时期的中国也经历了从“文学时代”到“电视时代” 的转型，[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2页. ]“文化热”中的精英们也开始借助这一媒介进行“启蒙”大众的事业，而“西化论”的巅峰之一是 1988 年央视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这部片子以激进的姿态和诗化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机制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呼唤西方式的民主与法制，引发全国性的轰动，也预示了80年代“文化热”的最终收场。

这一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生产了繁复的话语，贺桂梅认为，80年代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能指的剩余”般的话语涌流。[贺桂梅：《1980 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上)》，载《励耘学刊 (文学卷)》，2008年第1期，第 210-226页.]当时知识分子结成各类知识团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以李泽厚、汤一介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汇聚国学精英，旨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主编“走向未来丛书”，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出发做东西方的历史比较研究；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译介20世纪西方主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将原为系统与工程学知识的“三论”包装成人文知识用作历史比较研究，鲜活地展现了当时知识的人文化风潮。同样的人文热潮也出现在文学、美术和电影等领域。而这些话语在后来恰恰被“工业党”认为是低效乃至无用的。

80年代是“工业党”父辈的年代，如果将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庸俗化理解，80年代繁复的人文话语和对西方的崇拜日后将成为后一代年轻人批判、拆解和重构的对象。

（二）市场化大潮与宏大叙事的退场

随着 “文化80年代”风流云散，知识分子迎来了“市场的年代”，面临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挑战。在许纪霖看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公共性的丧失，知识分子进入现代学院的知识体制，成为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专家，受到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主宰；其次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并趋于多元化与发散化，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传媒与演艺圈中的明星成为中心；最后，知识分子还面临理论上的致命挑战，即“后现代”崛起消解了宏大叙事，在理论意义上宣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死亡。[许纪霖：《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三大挑战—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之六》，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097. html. ]

公共知识分子暂时退场了，他们将在21世纪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回归，而90年代成为了技术专家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工具理性的主场，知识开始了“去人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符合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迅速增值，下海经商也在知识分子中成为热潮。经济专家开始取代人文知识分子占据舞台的中心。

随着“经济”成为知识界的中心议题，社会观念中的工具理性也强势崛起，在毛泽东时代和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道德与理想黯然失色。“工业党”以“情怀党”为论敌，而后者正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苗裔。“工业党”吸收其成长于其间的90年代的精神特质，彻底摒弃了80年代生产的繁复的人文知识话语，高度强调专业性。“两个人辩论高铁问题，一个能说出标准轮距，能说出区分客运专线铁路和货运铁路的道理，而另一个不能，前者就赢了一半。”（访谈记录 A20180316）90年代是“工业党”的工具理性思维和贬斥人文知识倾向的起始年代。

随着90年代的展开，伴随着国企改制、金融资本崛起、消费主义兴起、社会阶层分化等大趋势和大变革，全面市场化改革与“工业党”的个人成长史相交叠。他们已经能够看到在经济领域学习西方造成的一些问题，比如俄罗斯经历“休克疗法”后的寡头统治、激进的国企改制造成中国北方一些城市的凋敝和严重的社会失序。缺乏战略思维的工具理性并不能餍足“工业党”这一世代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 由此，“工业党”不同于90年代放弃了公共性而进入学院体制的专家，他们继承了80年代的宏大叙事，在“草莽”之间仍然关心国家与社会的走向。“工业党”思潮在21世纪初同时回应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问题，完成了80年代宏大叙事与90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

（三）两套工业化方案的分歧

在2004年底至2005年初“工业党”思潮萌芽阶段，军史BBS意见领袖钟庆和陈经曾就中国工业化路径的选择爆发一场长篇论战。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即认可工业实力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但双方却对工业化路径有着不同的选择。概言之，钟庆偏好毛泽东时代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国家和企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忍受巨大的艰辛积累基干工业和技术。钟庆大力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劳动密集产业，瓦解了本国相对幼稚的重工业体系和技术力。而陈经则不排斥利用外资发展技术、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以提升被长期压抑的居民消费水平，他批评钟庆对改革开放前经济路线的幻想过于完美，而对现实中国经济政策发展的预测过于悲观。陈经总体上认为，工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陈经与钟庆的不同主张后来演变为“工业党”的不同支流，这里姑且称之为“基干工业党”与“经济工业党”的分野。两者之间的龃龉实质上是共和国史上两个时代的非连续性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领导的虽然是同一个中国，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建设方案上的区别，更是价值取向和治国理念上的分歧。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工业化有其内在延续性，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尤其是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在“文革”时期，“四三方案”就已经开始了西方现成工业技术引进的预演。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非沦为全球市场的附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国防和民用两套工业体系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必须有所取舍。根据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择前者，而邓小平偏向后者。工业化方向的调整缘于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和国际基本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和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视基于当时严峻的冷战形势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进逼，而到中国先后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释放了中苏关系解冻的信号， 邓小平判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而这一判断成为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三、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之后

明晰了以上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尝试对“工业党”话语进行政治分析。

2015年，澎湃新闻的一篇思想周报敏锐地认识到“工业党”与中国近现代史主流叙事的异同。[辛束：《工业党的历史叙事：生产力和国家赞歌》，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国内思想周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该文认为，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流，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察和描述，即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基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将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线，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而现代化叙事则勃兴在改革开放之后，着眼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器物、政制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如果借用这一框架对“工业党”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党”话语对几种叙事的杂糅与取舍。 “工业党”认同革命叙事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也认同彻底改造社会的剧烈革命，并能够接受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工业党”还吸收了革命叙事的话语体系，如独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压迫等。 但是，“工业党”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弱化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个体改造和制度改造部分的讨论，而更多强调工业化本身作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和文化变革带来的历史性冲击与改造。

与80年代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叙事不同，基于社会主义前期的建设经验，“工业党”强调中国工业化路径与西方工业化的时代差异。中国可以吸取西方先进技术却不能完全依赖西方，更不能复制西方对外掠夺的工业化道路，他们高度认同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径。“工业党”将工业化与现代化叙事中的其他维度，如政治参与、思想解放与个人价值，放到比较从属的位置上，批判文人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有其客观发展规律，并不能按照“情怀党”的主观期待，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强调科学家和工程文化中实干兴邦、艰苦奋斗的传统。

此外，“工业党”接受了嵌入革命叙事的民族主义叙事，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倡导平视乃至俯视西方的民族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党”用革命叙事的外壳包裹了工业化与民族主义的双内核。

而这种叙事的取舍，尤其是对民族主义叙事的体认，影响了“工业党”话语斗争的现实策略。“工业党”与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都存在龃龉，同时反对各种“情怀党”：怀着共产主义和工人国家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倡导向西方学习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公知”与“主流经济学家”， 此外还有倡导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脱不开民族主义的底色，所以他们与“工业党”能在民族复兴和工业化的大目标上达成共识，同时也都认为只有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能够达成这一大目标，所以常常共同阻击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自由派和西化派。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或许不认同工业化的价值，而对传统文化抱有浪漫化的想象，但至少强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所以尽管“工业党”对其没有什么认同感，却也不至于与其发生激烈的对抗。

如前所述，在消费主义开始扩张的90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业党”没有放弃对公共性与宏大叙事的追求。但是，要重构一套宏大叙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这批中国青年而言，摆在眼前有两套现成的叙事可供改造：第一是向外看，即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案，其主要意涵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第二是回头看，即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方案。随着90年代的实践发展，他们已经能够看到经济领域学习西方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父辈”选择向外看，而他们选择回头向后看，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并非全盘接受，否则他们仅仅是邓小平时代的毛主义者，而不能成为“工业党”。

90年代的大学生

对于有志于重构共和国历史叙事的“工业党”而言，两个“三十年”的分歧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创造性地转换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都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价值根基所在，所以“工业党”不可能彻底抛弃。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核心问题，尽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核心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与邓小平两套治国方案的根本差异也落在生产关系上。

尽管不同的“工业党”派别对共和国历史各有偏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党”摒除了在他们看来低效的共和国前期的社会理想。同时由于不认同80年代包含了政治进步和思想解放内容的现代化叙事，“工业党”也没有采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一”[(1) 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 ]这样缺乏直接可操作性的文化叙事来弥合两个时代的分歧。为了统合两个时代，他们接受了更加偏向工具理性与工程思维的、以生产力为核心问题的、与苏联模式在形式上相通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建设方案，而淡化或回避了更加深刻地改造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并将前者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打通，最终统合进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中。“工业党”同时接受并工具性地阐释两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将生产力置于核心中的核心地位，将“现代化”和“工业化”作为新中国一以贯之的追求， 重构了宏大叙事的路径，从而取消或者回避了两个“三十年”的分歧。

四、讨论：“去政治化”年代的“再政治化”

（一）“工业党”与“小粉红”

王洪喆等人将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大致划分为三波，第一波网络民族主义中的主体以70后大学生为主，对官方在国际关系重大事件（如印尼排华事件、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上的表现不满，以强国论坛、铁血社区等 BBS为阵地介入社会议题批判现实。第二波当中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被称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除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外，还兼通网络与英文，能够直接接触西方媒体，对中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有着系统的、基于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而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培养的“小粉红”群体。[ 王洪喆 , 李思闽 , 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 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页.]

2016 年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关键性年份。这一年，“帝吧出征 Facebook”“赵薇事件”“奥运霍顿事件”“萨德导弹事件”折射出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舆论动员能力，同时也揭示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态转变，新媒介商业文化和中国崛起语境生产出来的“小粉红”登上公共舞台，与作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的“军迷”群体及“工业党”群体共同演进，各自发展。[ 同上. ]

“小粉红”成为一种“去政治化”时代与“再政治化”渴望的奇特结合。但这种新媒介商业文化生产的民族意识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最为著名的就是“表情包大战”。而这种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演戏” 形式是在商业化的粉丝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缺乏明确表征的、具有凝聚性和共识性的政治内核，消解意义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叙事，而其所形成的舆论动员能力可以被各种力量利用与形塑。

雷蒙·阿隆对法国“五月风暴”的评价也可以挪用到这里：“日常的沉闷生活突然得到了发泄消遣的机会。半真半假的革命，与其说是真干，还不如说是演戏，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们的热情。……而人们却沉迷于错觉，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册）》，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79页.]

虽然舞台上“半真半假”的“演戏”仍在继续，但这种“私密的反抗”的话语也正在遭受青年的质疑，部分人开始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扰：当20世纪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暂别历史后，日常生活革命何以导向真实的社会变革？从2008年到2016年这一时段的事态来看，许多群体开始转向20世纪的历史经验，“再政治化”的渴望超越后现代，有了历久弥新的内涵。世界从后现代的反抗表演往回退了一步，回头处理未完成的现代政治议题。

作为“小粉红”“兄长”一辈的“工业党”受到 90 年代工具理性的浸染，但与新媒介商业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再政治化”的渴望并不满足于空虚的表现形式，而试图寻找凝聚的内核，召回并生产宏大叙事。“工业党”如何与“小粉红”进行有建设性的社会互动和争论？在网络技术与市场机制不断制造“部落化”的时代，他们是走入“回音壁”式的自我言说与自我强化，还是能够继续其跨媒体、跨领域的话语实践，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团结？这是值得我们持续观察的。

法国五月风暴

（二）召回宏大叙事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工具理性和专业主义到了2008年，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导致了某种历史感与超越性社会关怀匮乏的状态，这符合前述的许纪霖的时代论断，也符合汪晖关于90年代“去政治化”的基本判断。汪晖的“去政治化”指的是基于特定价值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公共性与批判性的丧失。[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 37-40 页.]

然而，从2008年到2018年，变革的激情似乎正在被召回。回溯50年到1968年，战后维系了二十余年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结构遭遇了世界性的反叛浪潮，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又稍感不安”。[ 托尼·朱特 , 林镶华：《战后欧洲史 ( 卷二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而他们战后成长起来的子女却召回了政治渴望与宏大叙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造反”运动，志在打破僵化的现存体制、固化的社会结构和沉闷的主流文化。

今天距冷战结束也是二十余年，恰好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我们也能看到与1968年同构的时代情绪。全世界似乎重新燃起了政治化的渴望，动摇了后冷战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趋势。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与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和库尔德的独立公投，“阿拉伯之春”后的政局动荡与叙利亚战争，还有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世界性的政治伊斯兰浪潮，摩洛哥、亚美尼亚等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都说明了90年代形成的稳定秩序并不足以餍足当代青年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打破现存秩序的渴望蓄势待发或喷薄而出，对另类社会发展方案的追求也开始超越“历史终结论”，开始了新的探索。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与改革开放30年所蓄积的政治经济力量磅礴而出，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这个世代出生于“文化再启蒙”的80年代，成长于全面市场化改革的90年代，在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加入了公共话语的战场，试图求索新的理论以测定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打开国家的未来。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党”叙事及其“中国立场”可被视作全球政经格局与中国社会结构激变时期的一个片断。他们拆解了“父辈”的人文知识话语，又不满足于“兄辈”缺乏理想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同时他们并没有能力摆脱“父兄”的文化遗产，于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80年代的宏大叙事与90年代的工具理性嫁接在一起，并创造性地转换了“祖辈”的革命叙事与“父兄辈”的现代化叙事，推出了属于这个世代的工业化叙事，并逐渐从边缘地带崛起走向主流。

随着互联网进入中国并蓬勃发展，为“工业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当报纸和电视的公共话语空间被主流社会所控制，他们在 BBS、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几个阶段展现出比前一代人更强的媒介适应性，同时大众传媒改变了这一代人的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互联网成为他们呼朋引伴、激烈交锋的主战场，而他们也摒弃了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90年代学院知识分子繁复的术语，开始用通俗的语言和媒体的逻辑组织公共言说的宏大叙事。

（三）政治公共领域与政治阶层的生成

在讨论现代政治制度生成或者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新阶层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认同如何塑造的时候，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理想模板。他以欧洲现代共和制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为经验材料，描述了资产阶级如何从受封建宫廷控制的公共领域中解放出来，在由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文学公共领域中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内心和政治品格，进而在规范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中采取政治行动和政治实践。[[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一模板一度在后冷战的高潮中成为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传统国家政治转型的标准叙事，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基金会、国际组织、自由媒体等联合互动的机制，以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制度为普世价值，强势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关系。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传媒和社交媒体的资本化程度加剧，传统政治代表性断裂，国家转型失败、治理危机深化和社会分裂加深等多重困境中，我们看到那种依靠强权、威权或者资本的公共领域转型在文化价值观塑造和社会认同建构中的虚弱表现。

在中国，喧嚣繁荣的市场化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社交媒体中的众声喧哗都流于表面，并没有导向一个稳定的、有自我意识的、有主动价值认同的、有自治能力的中产阶层或者知识阶层。热闹的媒体公共领域和新兴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为转型社会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准备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阶层，从而促使社会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反而由于资本、技术升级、权力、个体利益等多重原因，很快处于分崩离析和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新阶层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新生力量崛起和新常态到来的氛围中，“工业党”从边缘地带的公共领域深耕细作、逐步汇集意见和力量，在相对健康的内部竞争和争论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共识、话语体系和相当的群体识别度，并在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文化领导权，是一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公共领域建构的正面案例。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工业党”话语的缺陷。“工业党”以反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名兴起，他们采取的对抗策略是推出一套工业化的“普世价值”与之分庭抗礼，并把工业化价值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在公共辩论中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多元化未来社会的探讨，拒绝所有非进步主义或非现代化的观念，如宗教信仰、文化保守主义、环保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抹除工业化“普世价值”中的“异数”（访谈记录 J20180407），在“工业党”的逻辑中并不允许拒绝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变态”存在。同样的态度能够在对待民族、地域、性别等议题上找到。对于建构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来说，仅有高度的智识自信与强烈的政治渴望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强大的舆论动员能力，对于建构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来说，进一步的文化自省和更活跃多样的政治论争亦不可或缺。

附录：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展了“接合”概念（articulation），“接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要素能在一定的情境下勾连形成一个统一体。简而言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话语之间，或某些社会力量之间，或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能够以并非必然永恒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本研究采取类似的方法，尝试从文本呈现的思想认知出发，将其与个人生活史（尤其是教育经历、阅读经历和媒介使用）进行勾连，从而将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思想体系与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进行接合，最终达到以个人生活史为入口构筑社会史和社会观念史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与虚拟民族志三种具体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对集中展现“工业党”思想体系的时政畅销书进行分析，从而概括“工业党”思潮的基本特征和话语风格，辅助的材料还包括“工业党”代表人物的社交网络发言和网络穿越小说。

深度访谈：对“工业党”代表人物或相关人物分别进行了1到3个小时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其历史认知、政治经济主张、个人生活史，用以探索其思想主张形成的经验来源。

虚拟民族志：采用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进入 BBS、百度贴吧、网站跟帖区、微信群聊等平台，对“工业党”群体、粉丝社群和论敌进行社会身份分析并描述其群体特征，同时着重探索他们在现实和网络两个层面上的沟通与交往方式，勾勒“工业党”群体的社会网络。本研究重点在2018年3月20日至4月20日期间对某“实业党”微信群进行虚拟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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