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整理/观察者网 沈玉萌】

观察者网：党的历史上有三个决议，前两个决议分别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两个决议，分别要解决的历史问题是什么？对于党的发展和建设有哪些重要意义？

谢茂松：邓小平曾说到历史问题决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要深刻、通透地理解前两个决议，最好还是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于第一个决议草案的说明、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第二决议的起草意见来入手。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强调批判错误路线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来源：共产党员网

我们的党早期由于政治不成熟而导致犯了一些错误，决议所着眼的是全党的政治成熟这一关乎长远的大局。毛泽东深刻地揭示党之为党，乃是“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政见不同通过争论而达到政见相同，从而形成政治的团结。

正是因为党是政治团体，强调党的团结，所以党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团结——批评——团结，团结是出发点，通过对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后达到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团结是根本目的。

讨论通过第一个决议的六届七中全会与紧接着召开的七大，二者合在一起产生重大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决议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七大的方针就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说：“大会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如此我们也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开章明义强调决议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面负责的”，这样做的效果，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所说，“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七大之后，党在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国民党挑起内战，党通过发动全民的人民战争，用短短三年多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回顾解放战争能够提前取得胜利，离不开六届七中全会与七大对于凝聚全党的重大作用。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是全党上下“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保证。《论语》记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在全党确立人民领袖的个人领导地位与确立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道”的指导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具体的“人”，是抽象的“道”对于大众的最为直观、日常、亲切的体现，也是人能弘道的最集中体现，“道”与“人”合一而不可分；同时，作为具有原理性、普遍性的“道”、“道统”，也就是现代政党的指导思想，则具有超越个人的持久影响力，经过历史不断检验的思想能超越及身而止的个人而对全党具有更长持久的影响力，后继者也会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将其加以不断发展。

1981年，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指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正确与错误的正反对照着讲是其中的关键，非如此则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所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拨乱反正，纠正文革的错误，但在纠正文革错误的同时，如何恰如其分地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从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成为其中的争议点与难点。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针对“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正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显示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局观与远见卓识，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所以，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政治意识与历史意识，强调“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进而一再强调“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判断，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大局观与政治成熟。试想如果当时不这样做，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到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中。

第二个决议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经过了很多稿。针对过去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邓小平对此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家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的回答显示了政治家对于政治时机的敏感与政治决断，而这也体现在决议提交讨论、发表的时间上。决议提交讨论的时间，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决议发表的时间选择在了党的六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第二个决议全文最后一段说到：“1945年党的六届六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

至此，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党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中国加快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此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起到了像第一个决议通过总结过去、总结经验，从而引导大家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

观察者网：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推出，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决议，对于推动全党建设和发展有哪些指导作用？

谢茂松：我们为何要回顾前面两个历史决议呢？因为历史照见未来，唯有对照着前两个历史决议的产生以及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历史效应，才能更好地在大历史的纵深中预测、展望第三个决议的历史效应，尤其是其中“两个确立”在未来的长远历史效应。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之后，紧接着召开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迎接抗战的胜利以及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无比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发展，并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的伟大功业背后的成功经验被总结、提升为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年轻时就开始熟读中学、西学、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原典，在思想成熟时期强调“古今中外法”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中国化来自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来自于中华文明底层结构。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这道出了中国革命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对于中国文化入而能出、进出自如，从而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自觉来真正让中国文化在现代化中获得新发展。

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这是他在30年前说的话，今天来看，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几代人，五十年代又红又专的一代人、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无疑都属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的接班人。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在30年前所说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远见。

由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不难预测、展望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两个确立”的未来深远历史意义，我们党也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未来几代人。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将指导我们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继续保持深远的思想影响力。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教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而且也对世界各国人民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凝聚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与智慧，对于世界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思想首先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给他们带来信心、觉悟与智慧。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既包括曾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的亚非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受资本盘剥的人民。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遗产迄今还在发挥效应，从大历史来看，可谓是革命的长期效应与滞后效应。而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样对独立建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走出的中国道路，是一条包括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新时代在内的连续、完整的道路，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可以从中国道路中选择性地学习，所以新时期到新时代之前所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系统理论，就像毛泽东思想一样，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与智慧。

《论语》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文明被认为是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论语》又记载孔子答弟子问：“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指出了周因其集大成而具有文明普遍性，孟子则赞颂孔子谓：“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的地位也同样在其集大成。“集大成”而继往开来，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至高的位置。

从百年党史的大历史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具有中国文明传统所强调的集大成的特点。唯有这样的文明史、大历史的视野，才能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新时代思想三者的集大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中、外（西）、马三者的集大成。

从大历史把握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的历史定位，则可以对第三个决议有更为通透而全方位的理解。

之前两个决议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第三决议是完全正面地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建党百年，意味着我们党经受住了历史上的种种考验，按中国文明传统的说法就叫“天命凝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取得了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天命凝定”就要修史，有贞观之治则有《贞观政要》。取得了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就要对百年党史做整体性的全面肯定，这是不同于第一、第二个决议的地方。

以大历史的视野全面总结重大成就背后的成功经验，这是非常郑重其事者，是国之大者，政之大者。功成而修史，是要总结何以成功的道理，要将成功背后的经验提炼、升华到理论的原理性高度，然后以此自觉化的理论来继续指导未来新的实践，保证成功之后还能继续成功，这也就是中国文明的“可长可久之道”。

我们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建立了党史完整的历史大叙述，而历史大叙述的主轴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这个主轴之下的四个历史时期，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首先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其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三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其四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历史大叙述需要有一个通贯的整体意识，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有完整的通史写作传统，通史之为通史，乃是要有历史通贯意识，要历史诠释的历史观，这就是孔子在《春秋》中的“褒贬大义”的价值观、历史观所形塑的中华文明的文明意识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内聚力，这根本上就是中国之为中国之所在。决议中强调要坚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党史观根本上也就是决议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是谁，中国共产党之为中国共产党之所在究竟为何，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意味着建立完整、通贯性的历史大叙述。百年党史中的事件尤其是挫折和错误，如果从微观、局部来看是错误，放大来看就更是如此。但如果放在宏观的一百年的大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挫折、错误让党成长、成熟。正如王船山在解释《周易》“无妄卦”时，从一时、局面来看，事情有“妄”、有不好，但从整个过程、整体来看则是“无妄”，这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看待错误，对于党史中的一些错误不能揪着不放，不能有历史虚无主义，所以才有坚持正确的党史观的问题。只有坚持正确的党史观下的历史总结，才能为全党全国上下提供历史借鉴意义。

党的四个时期中，第四个时期即新时代与第三个时间具有连续性，但又更进一层，同时增加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新成就，这就是最为根本的文化自信。决议重点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这主要是考虑到对于新时代之前党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作过系统总结。基于这种考虑，突出这一重点的意义和作用，第一是，基于党的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的历史意识与高度的理想现实主义精神，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建功新时代。

第二，要深刻理解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先要深刻理解新时代党治国理政面临的各种重大考验，这就是决议中所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理解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面临的各种重大考验，接下来才能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如何面对这些重大考验的，决议中说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结好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得来。这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出来的。从而全党全国上下坚定信心、增强斗志、增进团结，而坚定信心又是建立在总结历史、把握规律的基础之上。

第三，突出这一重点，能让全党全国上下对于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强调“两个确立” 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经验性理解。

第四，突出这一重点，则能深刻理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的深远意义。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曾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历史照见未来，今天同样可以展望第三个决议“两个确立”的深远历史意义。

观察者网：这份决议也很受国际关注，之前外媒也有很多猜测。现在对中国崛起都非常关注，放到国际视角中来看，这份决议的意义在哪里？

谢茂松：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因为中国不是外在于世界的，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内在于世界的，中国的命运也会影响到世界命运。

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最大的引擎。在此之前，美国推行逆全球化，中国所强调的全球化并不是欧美那种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破坏生态的全球化。

疫情期间，中国是全球最安全的、也是最大的供应链，整个世界经济都需要中国这个巨大引擎来保证供应链的安全。而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国际社会当然会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路线进行“特别关照”。

另外，中国的崛起也让西方国家非常焦虑和不安，总觉得是一种威胁，在这种心态下，中国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受他们的关注。

虽然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国已经和世界连成一片，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国际上越来越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会关心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能够给他们提供某种可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也影响到世界的发展，中国又不同于美国的功利主义，而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同时给这些发达国家都提供机会。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办成了很多难以解决的事情，我们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经受了很多挑战，在国家安全上、意识形态上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共产党是最有历史感的，我们在总结过去的同时，也是为了下一个100年做准备，下一个100年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在计划之中。这些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心的，各种各样的人都以不同的角度来关心中国未来的道路。

观察者网：发布会上介绍到，《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用较大篇幅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在您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有哪些？

谢茂松：我想强调很重要的一点是，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来文化自信，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党的思想精神谱系以及文化建设上，建立起人民的文化自信。

在党的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纪严于国法，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同时，还提出了党的政治文化建设，这都是关乎党的长治久安的长远性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的党全面领导，并且写到了党章里，作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些都需要有一种政治魄力和战略眼光。

在经济方面，我们继续重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双循环、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数字中国，都是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会议上还提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等。

在科技上强调自主自强，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同时中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环境治理。比如2016年提出的长江经济带问题，当时沿江各省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要抓经济，而习近平总书记却提出重点抓生态，这是没有想到的，需要强大的魄力才能够完成。

在全球发展方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基于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有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比如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采取标本兼治，随后实现整个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

此外，还有很多原创性的思想，比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军思想、法治思想以及全过程民主等等。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个全局性、根本性变化。

十八大以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观察者网：决议总结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脉络和奋斗历程，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始终。您怎么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谢茂松：放到百年历史来看的话，马克思进入中国之后，我们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一开始是学习苏俄搞城市暴动，但最终我们发现这条道路并不适合中国。毛泽东看到了这个现实，他从中国历史中认识到，明清以来中国人口激增，带来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卷入到帝国主义主导的依附性经济，更加剧了农民的流离失所。

毛泽东就此认为，中国革命一定是一个土地革命，一定是一个农民革命，所以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当时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教条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具体实际调查研究，然后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开始也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但地方的积极性发挥不够，所以毛泽东讲十大关系，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也是中国道路的一种体现，在学习别人的时候，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要“洋为中用”，而不是完全照搬。所以前30年，我们一方面学习苏联，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历史文明和具体实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面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也是一方面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有中国自己的探索，所以中国避免了苏联的“休克疗法”，不走西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道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以贯之的事情，就是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最独特的优势，已经被载入宪法和党章。

所以我觉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到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要求结合中国具体的实际，还有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特别强调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体现了宋明理学中提到的“理一分殊”。“理”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性，比如马克思主义真理，但这种普遍性到了一个具体的时空中时，就要做一些变通和灵活的运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品性。

我们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出真知，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抽象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而是这个理论一定要结合到实践当中去，在一种具体实践当中产生理论，然后反过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检验理论，这样同时也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所以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变得越来越自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逻辑，但同时一定要有中国的实践，一定要有中华文明的底层结构。中华文化不是复古式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像流水一样是不断在变化的，不断与时俱进的。所以习总书记讲，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不仅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时代精神。

今年3月，习总书记到福建视察的时候，专门到了朱熹园。当时他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里面除了强调中华五千年文明，也同时是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连续过程。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都有深刻的关联性。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把这些贯通起来，形成一种文化自信，一种文明自觉。

观察者网：您刚才将党的百年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发展百年的承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走过弯路。如何看待党在转折时期对局势的判断和对发展路线的调整？

谢茂松：我们比较三个决议的话，前两个决议都是对以前历史上一些问题的澄清。比如第一个决议其实是针对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清算，第二个决议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反经验的总结，尤其是针对文革错误的清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很多错误教训其实也是一种道路探索。

第三个决议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个政党能够延续百年，证明她所选择的道路是成功的。因为前两个决议已经对党的路线错误做出了清理，而且形成了全党共识，所以这次决议就不再纠结过去的错误，而是总结这100年的重大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提出“两个确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其实每次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会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判断。所谓政治，一定要了解形势发展。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坚持井冈山斗争，为什么认为我们有可能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就在于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认为，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发生革命，因为中国太大了，一个列强没法独占中国，所以一定是列强瓜分中国，那么这些列强背后都有一个依附性的军阀。井冈山处于江西湖南交界地带，是一个“三不管地带”，所以苏区才能存活下去。

那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是动摇的，毛泽东就认为，在这种困难危急的时候不能慌不能乱，要分析形势，就能知道自己和敌人强弱在什么地方。当时他分析的结果认为，中国社会的症结在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是为自己而战，这一点和国民党有根本不同，所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威力的，再加上强有力的党组织，毛泽东相信中国共产党小片的武装根据地能够存在，最终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

但同时也要有底线思维，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最坏的打算。我们现在强调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要保持谦虚谨慎，也是这种底线思维的体现。

回到刚才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都会自觉总结正反经验，来教育干部，就像我们感冒发烧是构建免疫力一样，通过错误教育干部，让干部形成免疫力。这种对错误的总结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最终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

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路线斗争是非常重要的，确定了正确路线之后，接下来就是组织问题了，然后整个一套执行都能跟上。中国共产党是用理论武装起来的，因为她是有信念的，不是一种利益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靠信念、理论凝聚起来的，所以在那种历史关头的时候，怎么通过总结历史、总结经验，提炼出一套思想来武装全党、促进党的团结成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实这也是公告中提出的“坚持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本身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我们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不息就是严以律己。自我革命等于刀口是向自己的，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面临很多考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品格，和西方政党相比，我们的共产党党员干部承担着政治责任，是为了全体民众的利益，这里边都是一以贯之的自我革命精神。

观察者网：决议中提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如何理解这个“新的飞跃”？

谢茂松：第一个层面，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很多新的历史特点和伟大特征，正是在一种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中，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新发展。

第二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公告里提到，“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中国扛起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旗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具有世界性意义，为世界提供一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三个层面，这个“新的飞跃”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观察者网：决议提到“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10月中旬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该如何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什么根本区别？

谢茂松：西方经常批评我们没有选举，共产党不是选出来的，但西方的民主只体现在选举的时候，老百姓投完票之后对政治就没有参与了，只是一个程序民主。

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要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结合起来，既要有过程，也要有结果。我们看很多欧美的政客，都是投票的时候对选民许诺了很多空头支票，很难兑现。但在中国，我们不能像西方政客一样“巧言令色”，不能只是嘴上夸夸其谈，要把过程和结果结合在一期，重过程也重结果，是一个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民主。

不仅如此，我们的“全过程民主”还体现为协商民主，决策会广泛征求意见，事先做交流。比如这次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不仅在党内征求意见，也在党外和无党派人士、基层群众征求意见，西方民主没有这种广泛协商。

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的是全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而不是说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的“全过程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地方。

我们提出“全过程民主”，是中国对民主理论的一个原创性贡献，是对西方民主的超越。如果我们不去概况、不去总结、不去讲的话，就永远无法超越西方话语。现在我们变得越来越自信，要在民主的话语权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观察者网：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您能不能总结下十八大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哪些“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谢茂松：这个变化太大了，首先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过去我们在网上搜索，会有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负面的内容，包括什么民国范儿，都是对我们革命史、党史的歪曲解读和抹黑，就是要瓦解中共的正当性。特别是自媒体流行之后，盛行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也试图通过互联网发动颜色革命，我们也有所警觉。习总书记说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互联网治理上下功夫，重视网络安全工作。

还有十八大以来对思想政治课的重视和改革。因为思政课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包括设立中小学教材委员会，以前我们的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伪造爱迪生的故事、革命先烈故事被删掉等等，现在由国家成立教材委员会来统一编写，这个都属于正本清源的工作。

我们还提出了文化自信。中医讲“扶正祛邪”，扶正的工作就是文化自信，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举措。文化自信包含三方面：中华优秀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还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者是有机构成的。

所以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风气，那些歪风邪气现在就不敢来兴风作浪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重视调动体制内外的力量，用青年的方式来做青年工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同时调动每个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宣传不是空转，不能完成文件就算了，而是要到达每一个人的心里，影响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

观察者网：其实看到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成就，特别是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我们也能感受到全社会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和凝聚力在增强，我们的国际话语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继续构建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对内提升凝聚力，对外加强话语权？

谢茂松：我觉得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建立话语体系一定要有一套学术支撑。特别是对于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责任之一就是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学术支撑。人文社会科学界也要有这样一种理论自觉，一种政治敏感度。我们不能做书斋里的学问，也不能只是碎片化的、小圈子学问，自娱自乐互相欣赏，这样就没法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我们要有专业研究，但也要打破专业壁垒，形成跨专业、跨学科的通贯理论，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个层面，对中国故事的讲述，要放到文明史的结构中去看。要打通古今，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底层建构必须是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上，挖掘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连续性，然后再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打破中西藩篱，贯通中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讲什么都是得心应手的，才能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个层面，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主动性，手法上要灵活。要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了解他们的一套话语体系，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讲一套东西。在对东西方了解的基础上，发现共通的地方。人类是有共同价值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相互之间的理解会更容易。

同时，我们说出来的话要接地气，要让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看《毛泽东选集》，基本都是大白话，非常接地气。这些大白话背后，是毛泽东对中国经典的熟读，是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思考。所以他写出来的文章不掉书袋，他的语言非常生动，但这种生动又非常有穿透力，直指人心，因为背后是有理论支撑的。

观察者网：您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这项决议将总结“共产党如何看待其过去的百年，以及未来百年将如何继续发展”。在未来一百年发展中，我们该如何继续把握“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核心？

谢茂松：我们讲“党的全面领导”，是说党领导一切，发挥统揽全局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有一个政治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旧中国总是一盘散沙？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组织，把人民团聚起来，才能反对内外敌人。这一点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就像我最近讲课的时候问大家我们怎么来理解政治？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利，不能庸俗化理解政治。我们熟悉的三个和尚的故事，就涉及到政治组织动员的问题。共产党最重要的是锻造了这么一个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群众，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来共同奋斗，这才是政治。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讲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一个以高度的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出来的组织，最大的组织动员和激发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激发每一个群众的自我觉悟，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所以党的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帝国主义的凌辱。贸易战中，我们挺住了美国的极限压力，而在以往和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中，欧洲、日本都屈服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做到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像欧美是受资本控制的，才能带领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来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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