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我的哲学，总统先生，是所有外国人都想坑我们，而我们的任务是先坑他们。”凭借这句话，美国财政部长说服了总统对全球经济施加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用总统身边一位幕僚的话来说，目标是引发“世界经济的可控解体”。

这不是特朗普团队在他们“解放日”关税狂潮前发生的事情，这是1971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说的。他成功说服了尼克松在几天后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尼克松冲击”，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维持固定汇率。美国因越南战争、国内社会福利项目（如“伟大社会”计划）导致财政赤字扩大，美元供应过剩。国际贸易失衡，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美元被高估。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对进口商品征收10%临时关税，改善美国贸易平衡，保护国内产业。

尼克松的一位顾问说：“世界经济的可控解体是八十年代的合法目标。”此人正是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通过利率增至3倍的加息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他真的完成了世界经济的可控解体。

保罗·沃尔克

如果说保罗·沃尔克最爱的词是“利率”，特朗普最爱的词就是“关税”。

但要通过关税实现沃尔克用利率实现的那种武器效果，特朗普面临巨大障碍。正如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所分析的，尼克松的等效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卡特总统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并允许他不受阻碍地继续尼克松计划；之后里根总统在1987年任命艾伦·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今天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不支持这种程度的跨党派合作。

即使本着“料敌从宽”的角度，假设特朗普再次可控解体世界经济的计划，在战略上是有意义的，不是质疑者所认为的糟糕自残行为，也必须要看到，特朗普想通过广泛关税恢复美国制造业，还有许多“天时地利”不同往日的障碍。

最显而易见的是当前美国制造业的局面，这个生硬的事实本身几乎无解：在1950年代，美国私营部门约35%的就业岗位属于制造业。如今，美国有1280万个制造业岗位，占私营部门就业的9.4%。即使美国制造业就业现在增加30%，其占私营部门就业的比例也仅升至12%，远低于历史高点。美国的目标显然不是重新开始生产自己的T恤，如果美国只是有针对性地投资高科技制造业（如半导体），即使做得非常成功，能带来的制造业就业增加，也还是微不足道。

而从特朗普政策的出发点——也就是法律前提，和特朗普政策的最终目标对象——也就是他要“解放”或“挽救”的美国制造业劳动者两个方面看，他都有难以克服的障碍。

特朗普政策的权力来源，通过IEEPA的法律授权，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开启对等关税，已经面临美国本土的诉讼，如佛罗里达小企业主的起诉，后果难以预料。而在劳动力问题上，美国面临的深层困境，并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恰恰相反，是制造基础设施和合格的制造业劳动力的匮乏，这意味着，重新开始生产自己的T恤对美国来说不是可选项。

全面贸易政策的法律障碍

先说特朗普政策的法律挑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那么可以看看欧洲思想大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怎么说的。

哈贝马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敏锐地如此评价：“这场制度变革的政治走向最难预料——它表面上会保留已被架空的宪法，实际上却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这种新型威权统治与历史上的法西斯截然不同。美国街头看不到制服游行，日常生活大体照旧——除了那些四年前受总统煽动冲击国会、如今却获得赦免的叛乱者。”

就差说特朗普的统治是另一种法西斯了。为什么哈贝马斯会说美国宪法被架空呢？

IEEPA于1977年颁布，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监管国际经济交易的广泛权力，以应对“任何不寻常且特殊的威胁”对国家安全、经济或外交政策的影响。然而，其立法目的明确指向特定危机——如外国侵略、经济破坏或敌对实体的直接威胁——而非作为总统推行全面贸易政策的工具。

历史上IEEPA从未被用于实施广泛关税，而是被用于冻结资产（如卡特总统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的措施）或禁止与特定国家的贸易（如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禁运）。特朗普将贸易逆差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行为定义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显然超出了IEEPA的文本授权和立法意图。

IEEPA的措辞虽然宽泛，但并非无限。法律授权总统“处理”威胁，但并未明确赋予其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权力。特朗普利用该法律绕过了其他贸易法规（如《1974年贸易法》第232条和第301条）中规定的程序性要求，例如事实调查和国会监督。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法律的特定性，也挑战了国会在贸易和税收领域的宪法权威。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将贸易和税收的权力赋予国会，而非行政部门。特朗普通过IEEPA单方面实施对等关税，实质上是篡夺了国会的立法职能。这种行政越权与最高法院近年来通过“重大问题原则”对行政权力扩张的限制形成鲜明对比。该原则在《西弗吉尼亚诉环保署案》（2022年）中得到明确阐述，要求行政机构在处理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政策时，必须基于明确的国会授权。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无疑属于“重大问题”。关税导致美国股市损失3万亿美元，标普500公司41%的海外收入面临威胁，消费者价格上升和就业岗位流失的风险加剧。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监管微调的范畴，而是对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然而，IEEPA并未明确授权总统以此方式干预贸易政策。关税政策“重塑全球贸易，可能使美国消费者损失数十亿美元，并扰乱整个行业”，这与奥巴马政府环保署试图通过模糊法律重塑能源行业的行为如出一辙，而后者已被最高法院否决。

历史上的司法先例表明，美国最高法院对行政部门在缺乏国会支持下的越权行为持怀疑态度。在《扬斯敦薄板与钢管公司诉索耶案》（1952年）中，法院否决了杜鲁门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接管钢厂的决定，认为这侵犯了立法权。尽管特朗普的关税不像钢厂接管那样直接，但其通过紧急权力对贸易政策进行全面干预，同样侵蚀了国会的宪法角色。

当前如佛罗里达小企业主已经发起的诉讼，可能成为检验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关键。原告认为，特朗普利用IEEPA“绕过国会，篡夺其贸易权力”，并援引“重大问题原则”要求法院介入。如果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基于《西弗吉尼亚诉环保署案》等先例，法院很可能裁定特朗普的行动缺乏明确授权。IEEPA的宽泛措辞可能为灵活性提供空间，但“重大问题原则”在如此高风险的情况下要求具体性，而特朗普的政策显然未能满足这一标准。

劳动力短缺的深层困境

对于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最终目标，人们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是为了解决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无论特朗普团队的表态还是主流意见都不否认，关税政策被寄予厚望是意在通过贸易壁垒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这一点上，特朗普注定要事与愿违。

在劳动力问题上，美国面临深层困境。供应链的复杂性、技能的缺失以及年轻一代对工厂工作的普遍抗拒，使得关税的宏伟目标几乎成为空想。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凭借数十年的积累，形成了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以苹果iPhone为例，其零件来自40多个国家，核心部件多由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供应，最终在中国的“iPhone城”郑州完成组装，数十万工人参与其中。这种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模式，是中国制造业的强项。

而美国却恰恰相反，不仅缺乏类似的制造设施，更没有能力迅速重建这一供应链。即使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北美地区，如墨西哥或加拿大，仍需依赖亚洲的零部件供应。要在美国本土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时间，且这还是在资金无限的前提下的乐观预测。

然而，比供应链更棘手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美国的小企业主们普遍抱怨，他们有大量职位空缺却无人问津。建筑、运输和制造业的空缺比例尤为惊人，分别高达56%、53%和47%。在美国，制造业的职位空缺已达到20年前的两倍，工人短缺的严重程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仅次于疫情时期。这种现象不仅源于数量不足，更在于质量的缺失。雇主们发现，能胜任工作、可靠且通过背景审查（如药检）的工人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仍需大量人工操作，例如组装iPhone时布线、涂胶和拧螺丝等环节，机器人尚无法完全取代。但美国年轻人对这些工作的兴趣却在减退。、数据显示，与1980年代相比，美国25至54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低了约5个百分点，意味着约350万名适龄男性“消失”在就业市场中，尤其是25至34岁的年轻人，少了130万。这种现象背后，有政府福利的“推手”：约17%

适龄男性依赖医疗补助，7.4%领取食品券，6.3%享受社会保障福利，许多人以残疾为由退出工作。此外，还有不少年轻人靠父母支持，整日沉迷于电子游戏或股票交易，自称“自雇交易员”或“金融博主”，却在股市波动时面临生存危机。

劳动力问题的根源不仅在技能，更在文化观念。美国年轻人，尤其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工厂工作普遍缺乏兴趣。他们被教育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剥削性”，工厂流水线被视为低人一等的选择。数据显示，即使是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生，失业率高达6.7%，年薪中位数仅4.5万美元，而在汽车装配线上工作，年薪可达10万美元，但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年轻人寥寥无几。美国的教育体系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联邦学生贷款资助了许多无实用价值的学位，如创意写作或旅游管理，却不覆盖学徒制培训。许多年轻人耗费数年攻读学位，却在就业市场碰壁后不愿“屈就”工厂工作。

结语

更深一层来看，在全球分工的现实中，各国根据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强行“回流”制造业不仅会导致效率损失，本身也不符合美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由于特朗普的关税目标忽视了美国在劳动力市场和供应链上的结构性劣势，这种“解体世界经济”和“回流制造业”的过程，即便能够发生，也会极不稳定，很容易反噬。

特朗普本身主观的特点就是多变，无视规则、随心所欲，而他宏大构想面临的现实，是起点到终点都存在障碍的客观局面，这自然又增加了本已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与特朗普进行谈判或预判其政策未来的取向，越来越变得失去意义。

与坚持管住利率，抓住主要矛盾，思路非常清晰的“尼克松冲击”相比，“特朗普冲击”的不确定性对美国来说并非优势，反而是战略实现上的严重拖累。这种动荡不定的根本特性，是从“料敌从宽”出发的分析者也需要注意的。

妄图谋求“解体世界”，用一次性的简单办法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即使能够侥幸成功一次，实则也是在拖延问题，延缓问题的爆发而已。“特朗普冲击”不会像“尼克松冲击”那样再次得逞的。

对美国制造业的劳动者来说，贸易与全球化从来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至少还包括：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华尔街资本逐利与短期主义的利润指引，教育系统的不适应与文化观念上对工厂工作的鄙视，蓝领工人收入停滞与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是需要对内改革，久久为功才能逐步改善的。

作为对比，东方大国的回应“办好自己的事”就格外值得寻味。东方大国也在困境中谋求新经济，希望通过新质生产力，通过新兴行业，重新调整、匹配自己的经济结构。求诸于己所以稳，求诸于外所以荡，“东稳西荡”的格局，已经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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