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在生命科学疆域疾驰的时代浪潮中，基因治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对抗疾病的图景。在技术突破的轰鸣之下，如何解锁其更广阔、更精准、更可及的潜力？如何让前沿科技真正穿透实验室的壁垒，惠及每一位亟待希望的患者？这不仅是科学命题，更是产业与人文交织的深刻叩问。

日前，心智观察所与“观察者网2024年度科创人物·年度领航者”——神拓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周露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作为深耕于基因治疗领域的先锋实践者，周露不仅带领神拓生物探索着疗法的“新范式”，更敏锐地将目光投向决定未来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AI）与生物医药的深度融合。

【转型契机：从学者到创业者】

心智观察所：您之前是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从校园学术环境到走出象牙塔开始创业，并且进入到生物医药研发这个领域，这一过程有过怎样的想法，或者是否有某种契机的推动？

周露：我在英国有过一次创业经历。2015年我在英国伦敦成立了第一家公司，叫超越实验室，是一家做BD（business development）服务的公司，帮助英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来中国落地，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展。该公司服务过30多家上市公司，做得非常好，完成了几个非常大的项目，跟国内几个非常大的上市公司都有过合作。

这一过程中，我萌发了自己要做创新药的想法，因为我们帮助过很多创新药公司，觉得他们有些技术很好。

2020年遇到了新冠疫情，因为中英航班暂停了，当时跨境业务不太好做，所以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转型。我们当时做超越实验室的时候，发现有一家英国很好的上市公司——也是牛津大学独立出来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叫牛津生物，他们是做慢病毒载体的公司。

我在医学院做博导的时候也做过这些技术，也找到了一些新的靶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我当时和几个好友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些新的靶点实际上对肿瘤有非常好的特异性，完全可以把它做成新药。

我们之前在校期间做了很多前期的基础科研工作，但当时没有想过把它直接做成药，因为那时候技术还不够成熟。在2020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能够解决很多目前癌症制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治疗癌症，主要基于一个“堵”的思想，就是哪里有癌细胞就在哪里“堵上”，把癌细胞杀死。但是癌细胞本身很聪明，它会出现耐药性。因此你就要换一种新药，否则就难以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所以我们就从一个新的思路出发，找到了靶点和载体，我当时判断这个公司大概率是能成功的。

所以我在疫情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研究了一下，并且在2023年年底拿到了第一个投资。领投方是杭州萧山的传化集团，正好他们也有个园区，我们就落到了杭州萧山那边。所以我是2024年年初全职回到国内来进行创业。

心智观察所：也就是说，您在做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查了一下背景资料，好像到2017年，全球才有首款基因治疗疗法批准上市。

周露：基因治疗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迭代，在海外有多个已经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比如Zolgensma，是诺华的，治疗肌肉萎缩的症状。另外还有Luxturna，罗氏子公司开发的，是治疗眼科疾病的，于2017年对FDA批准的第一款基因治疗药物。

心智观察所：这一过程中有一系列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比如2020年的新冠疫情，再往前一年，科创板开始设立，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包括整个环境对您的创业是不是也是一种助力？

周露：2020年和2021年创新疗法非常火爆，尤其是在新冠刚开始的阶段，资本市场对像基因治疗这样的药物是非常追捧的。但是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完美地错过了这一波。当时有很多投资人已经给到了我们很好的offer，希望我们能够立即回来，但是那个时候连机票都买不到，更不要讲长期回到国内了。

所以我一直到2022年年底才回到了国内，然后在国内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顺利拿到了上一轮的融资。但是我们拿到融资的那个时候，创新药这个热情已经下去了。所以从2022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出现了所谓的“资本寒冬”，融资非常困难。我们是完美地错过了最高点，然后进场的时候是最低点。

心智观察所：其实说不定这样一个“逆周期”对创业者来讲可能有奇效。

周露：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了一些资本的回暖。从去年以来实际上有一些非常好的创新药，通过BD把一些管线直接出海给到了其他的大公司。后来我看到一个数据其实也挺震惊的，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出海的总额，即把包括前期款的整个交易额算在一起接近500亿美金，已经超过了全年电动车的出口量销售总额。

突然之间大家又发现了生物制药创新疗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价值。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做了那么多年，我们的出口量总额也是有一定瓶颈的。突然发现创新药在甚至都没有上市，药物都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已经能卖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新能源车的出口总额。所以我们突然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个朝阳产业，有非常大的潜力。

更不要讲中国一旦真正把这些药物做出来，这一领域的爆发力能够特别吸引投资人，所以今年上半年港股的势头又特别猛，港股生物制药ETF指数基金涨幅接近60%。突然大家意识到了创新药领域从一个“寒冬”突然又爆发了。

【技术革新：第五代载体平台重构治癌理念】

心智观察所：神拓生物专注于开发第五代慢病毒载体平台，这个平台其实也有迭代的？

周露：慢病毒载体从199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这种新的改造，如果把病毒作为一个科研工具来使用，期间经历了差不多四代的迭代。每一次迭代都在安全性上有了巨大的提升

我们每一次做，一方面要考虑提高安全性，一方面又要考虑提高有效性，所以经历了很多次迭代，官方认可的至少经历过三到四次迭代。

但是这些迭代只是单维的，我们可以对于这个载体的结构做一些优化，第五代的标准是从体外细胞改造转向体内改造。因为目前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应用场景是把T细胞拿到或者其他干细胞拿到身体外面进行细胞改造，改造完了之后再回输进去。

如果我们经常听到的CAR-T疗法就是非常典型的第三代、第四代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人的T细胞、免疫细胞从外周血里面抽出来，然后在体外用慢病毒进行改造，或者逆转录病毒对这个T细胞进行改造，改造完了之后再把它扩增，让它变得更多，达到了1亿个或者10亿个细胞的数量单位，然后再回输到患者的外周血里面，这样的话进行血液肿瘤的治疗，这个疗效非常惊人。

很多患者已经有长达10年的缓解期，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也有很多技术瓶颈。所以我们的新载体的标识就是把体外改造全部做成体内——我们把载体做好了以后，直接把载体打到患者的身体里，它自己能够找到它要改造的细胞，然后进行全面的改造，然后在体内这些细胞能够增殖到一定的数量，然后就能发挥作用，这样的话避免了体外这一很长、很繁琐、很困难、成本很高的体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完全都避免了之后，它整个的价格会降得很低。

目前全球最贵的几款药都是基因治疗药物，最高的价格有300-400万美金每次疗程。所以现在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病毒载体的改造，让这个最终价格可及性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的目标是最终能够把这个做到国内医保能够承受的范围，这样的话如果能纳入医保，很多患者就能都用得起，个人的经济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的最新技术，也做了一些AI，我们通过AI技术把这个载体做一个全面工程化的改造，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们不是单纯说改了这一点或者那一点，而是需要把它做一个系统性的改造，就好像我们在平常使用DeepSeek这些AI工具的时候一样，直接和我们的载体工具进行对话，告诉它你的设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载体，然后AI就会帮你完成，做出一款马上能够成药的这样一个新的载体，而且这个载体就是药本身，它生产出来之后就直接打到患者体内，就能够发挥药效。

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设想，是一个很好的愿景。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第五代慢病毒载体的整个AI全面工程化、程序化的改造。

心智观察所：根据您刚才的阐述，传统治疗癌症的理念是以“堵”为主，这样一个新的范式和传统疗法是很不一样的。

周露：这是我们技术优越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主要出发点是提升每个人细胞里面原来就有的保护力，这个保护力其实原来就存在的，我们叫抑癌基因，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靶点。所谓的靶点是那些突变了之后的“坏”基因和蛋白，这些坏基因我们可以通过小分子药物或抗体抑制它，但是抑癌基因，它就是细胞里面的“警察”，起个保护作用。

这个抑癌基因每个人都有，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因为遗传的原因，或者因为外在的一些刺激导致抑癌基因的失活，失活之后它的保护力就不存在了，然后这个基因失去了功能之后细胞就失控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法不是“堵”，而是重塑这个天然的保护力，就是加强这个抑癌基因的量。有一些患者基本都没有了，有一些患者有一半，有一些人好像还是正常，但是也减弱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实际上就像大禹治水一样，采取的是疏通的办法，即增加自然的保护力。当这个保护力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癌症疫苗，人体还没有得癌症的时候，就能够主动地监测到这些细胞可能出现了一些病变，最后能够让大家都不会得癌症。

我们现在第一步工作是治疗已经患了肿瘤的这些患者，我们目前确信这个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心智观察所：感觉就是把人当做一个“程序”，对其重新再编程或者调bug。

周露：对于外界导致的细胞内部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为“再编程”。比如，我们通过载体把好的一段程序输进去，然后癌细胞就会经过一系列的再编程。这个再编程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个结果是这个癌细胞被判断为救不回来的，那我们就要判它死刑。另一个结果就是这些癌细胞被杀死了，但是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可以救回来。我们就会把它转变成一些正常的细胞，让其发挥正常功能。我们改变了细胞内部的基因编码，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再编程的过程。

【一座“金矿”： AI赋能生物医药】

心智观察所：目前全球领先的芯片设计企业，以及一些EDA公司比如英伟达、Cadence等等这两年开始大量投资或并购一些生物医药公司，开发一些仿真模拟工具，这些公司认为药物研发和芯片研发的很多环节是可以互通的。

周露：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新领域。确实，芯片领域和生物制药领域目前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强的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落地，实际上最好的应用场景是医学。因为医学的进步非常快，而且医学的底层逻辑是一串代码，这串代码就是人的DNA。

对于芯片公司来说这些是非常好理解的，之前做计算机代码的人，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场景来做DNA的代码，所以对他们来说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人体的DNA的量级是非常高的：每个成年人身体里面有约3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面有一个60亿的碱基对（DNA代码的密码子）。全球有78亿到80亿的人口，把这些数字叠加一下到一起，所以这个宇宙级的数字对于芯片公司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正在找一个成长期的行业，所以对他们来说医疗行业这是一个数字“金矿”。英伟达大概投了不下数十家生物制药公司，其中有一家就叫Recursion，他们就是做AI实验室的一整套方案，所以这些做芯片、做人工智能的公司，现在正在加大对于生物医药的投资。

心智观察所：这些芯片公司宣称，利用AI工具能切实性地加快药物研发的进程。

周露：药物研发是整个医药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当然也是比较激动人心的部分。我们认为，不止生物医药，整个医药行业领域能用的AI的环节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我个人认为AI更偏向后期，就是偏临床期。

药物靶点的筛选和新药结构的设计，这是最早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人工智能的优势。就好比说原来我们做小分子药物，用“大海捞针”来形容，即在一个很大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几十万个化学分子池里面找到一个合适你的病的药物结构。那现在加上AI之后呢？我觉得是“大海捞飞机”。“大海捞飞机”实际上跟大海捞针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而且我们“大海捞飞机”的时候，我们花掉的成本更高，所以人工智能的优势没有一下子显现出来。

但我个人感觉人工智能能够做的更多的东西是在后期和中后期，就是我们在临床设计、临床的运营过程中能够减少临床成本。药物的成本可以分几块，一块是新药研发成本，第二个是临床成本，第三个是商业化成本。所以有关人工智能，我个人感觉后面还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不只是筛选一个药物。

心智观察所：根据您的判断，从临床后期到商业落地走通，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周露：我觉得还需要十年。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和芯片公司来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接近爆发期的前奏。大家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我们能够在这一领域找到非常多的新东西。现在我们看三年前整体的科研文章，跟人工智能相关的篇数实际上很少，但是最近有一个大爆发。

所以我个人感觉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会有一个小突破，十年内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对医药行业的渗透率会非常高。做一个药需要十四年左右，十年对于新药研发不算一个很长的周期。

心智观察所：您刚刚提到了价格的问题，如果要更亲民的话，它的突破点还有哪些？从纯技术角度讲，这个技术的突破点和难点还有哪些？

周露：我觉得慢病毒载体接下来的一个突破点是靶细胞的靶向性。这个载体理想化的状态是可以指哪儿打哪儿，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个细胞发生病变了，设计好了之后，这个细胞不管是在心肝肺，或任何一个器官上面，我都能找到它，而且都能够改变它，给它进行重编程，这是一个终极目标。

下一代的载体的一个很大突破是要做一个非常强的靶向性靶头，就像一个精准的导弹，定位非常精准，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从分子和细胞层面改造很多东西，这样的话疾病不是治好，而是治愈，最终能够改变这个坏掉的细胞内部的基因，给患者做一个全身系统性的细胞改造。这样的话最后能够彻底地治愈这些疾病，不管这个疾病是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我们都能够去治疗它。

因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病。十年前我们可能说“所有的癌症都是基因病”，但是目前从我们的层面来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当然这个基因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基因，除了DNA还有RNA，还有蛋白层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编解码来完成疾病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靶向性的突破是我们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心智观察所：癌症也分很多种，目前基因疗法有没有对哪一种特别有效，比如肺癌、肝癌等？

周露：先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关注的适应症叫神经纤维瘤。神经纤维瘤病是神经鞘细胞——神经外面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鞘的细胞发生了病变。我们这个疾病的简写叫NF2，病变基因的名称也叫NF2。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药是把一个正常的完整的NF2基因递送到神经鞘细胞里面，对这个已经突变的、变成肿瘤的鞘细胞进行改造。

最后的结果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希望首先能够萎缩这个肿瘤，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肿瘤细胞会被杀死。但是我们更期望从长期的治疗角度来看，有一部分肿瘤细胞完全被改造回正常细胞了，它还能进行神经修复。有一些患者听力有障碍，或者有行动障碍，如果我们做到了神经修复，就有可能让患者听力得到保存或者提升，或者让其运动能力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

我们目前已经拓展到一些其他的大肿瘤，比如说胶质瘤、肺癌、三阴性乳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等。我们最希望做的一款药，是一个泛瘤种的，不会因为肿瘤的类型局限药物使用的范围，我们希望最后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广谱的治疗癌症的重编程代码，希望它最后即便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肿瘤都能够涵盖，这样的话就能提升这个药的价值。

心智观察所：根据您刚才讲的“几乎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我感觉这很哲学。比如说我们如何定义一种病？一个人如果30岁之后开始脱发，脱发可能也是因为基因导致的。那么神拓生物是不是也可以针对一些看起来不是“病”的症状加以改善？

周露：你举任何例子我都能告诉你为什么是基因病。脱发是因为毛囊干细胞的死亡，整个毛囊坏死了，它就不再生发了。我们的基因治疗可以让毛囊干细胞再生，毛囊干细胞的数量增加了，就会有新的头发长出来了。也有一些人说，比如我车祸或者其他的外伤，这是不是基因病？这也是的。只要出现组织再生的伤口，这个创伤修复都可以是基因病。所以我们从广义的角度看，什么东西都跟基因有关系，所以改善基因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可以这样去理解。

【行业生态重塑：监管、出海与伦理边界】

心智观察所：目前企业出海是个热点。我们国内不少企业出海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专利诉讼问题，医药行业也是一个专利壁垒比较强的行业，所以这方面神拓生物有没有相关布局？

周露：我们申请了专利和IP，也包括国际PCT专利。医药行业是一个门槛非常高、专利保护要求非常多的行业，你的护城河实际上就是你的IP，你的IP越广越深，保护得越细，价值就越高，出海的可能性就越高。

据我所知，很多大的制药公司是先通过专利检索才了解你这个产品，如果这个IP他看中的话，出海的可能性以及最后交易达成的可能性会非常高。所以我们神拓一定要把IP做好，把专利申请做好。这个专利要充分地按照国际专利的习惯来进行申请，也尽量地去多保护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所以这是很有技巧的。

当然神拓是一个初创公司，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当中，但是我们的确有非常多的、好的新技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数据出来，我不断地去加强我们的专利保护，所以我们目前在一个申请很多专利的过程之中。当然专利的获得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做了很多积累。最后大家能看到我们这家公司的技术属性是非常强的。

心智观察所：神拓生物目前处在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赛道中，但在现在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某些高科技产业面临一些中美“脱钩”的现象，目前生物医药领域的国际合作状况如何？

周露：谈到国际合作，我个人的感觉生物医药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确实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行业，我们和海外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当然目前遇到了一些困境，的确有有中美之间的一些脱钩情况的存在。但目前我们能看到出企业出海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交易量也很大，刚才也提到了上半年整个生物医药出海的交易总额超过了新能源车的交易额，可见我们这个行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也正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海外对我们优质资产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变化也导致美国国内的研发成本也提高了，所以他们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优质的、性价比更高的资产。经过综合判断，大药厂做出了最终的行动，都证明了中国的生物医药资产的性价比是高的。

所以我们个人感觉我们这个产业会受地缘政治波动的影响，但影响有限。不管国际形势和出海的困境有多难，做好自己的IP，把自己的产品的药效和安全性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就存在。只要价值存在，就一定会被认可。所以我觉得做好内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心智观察所：您怎么看待医疗行业的监管，比如说国家层面上对于这种新型药物的风险判定或者药品上市等等？

周露：我们医疗行业是一个强监管的行业，这个监管一直都存在，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治病救人。药到底合不合规，你生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按照GMP的条件来生产（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质量是不是特别好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监管，因为药品要给患者吃或者打到患者体内，所以我完全认可这个行业的监管要求，我也觉得这些监管带来了行业的良性发展，这样的话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当然因此整个行业的开发周期很长。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沮丧，因为看到其他行业的产品一两年就能上市，我们可能要至少做5到10年的冷板凳，要经历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研发，然后甚至上市了之后，我们还要再经历一个叫真实世界数据的考察。所以监管从来没有消失过，单个产品来说，你首先要去经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开发周期，然后我们即使产品上市了之后，也是一直处在监管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觉得出于对患者负责的角度，我非常认可这种监管，我们要做到合规，我们神拓一直都是把监管的要求放到最高。我们是按照全球一类新药，或者叫首创的药物来设计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最快，我们而且还要最好、最合规，这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出发点。

心智观察所：像您讲的上市之后还要面临一个真实世界数据考察这个监管，这是和患者相关的吗？

周露：真实世界的数据，尤其对我们这种基因药来说甚至更重要，因为在做临床的时候，这是一个被设计好的临床过程，这一过程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它的样本量比较小，其次它的场景是被控制好的。我们在真实世界收集到这些数据，更能代表这个药物是否真实有效，这个药物是否真的安全，这个药物最后会帮到患者什么。这是一个时间维度也更长的过程。临床做得再多，也是有限制，你不能无限制地做临床。有些患者服用的药，会有10年、15年的观察期，这都是真实世界的观察期。

所以我们的基因药物又是一个特别创新的东西，需要很多年来积累数据。比如说我的患者，三个月前我的第一个患者已经给了药，我的责任是要负担患者15年的观察，到15年之后我才能够放心地告诉大家这个药没有任何的毒性或者副作用。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做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责任，需要一个很大的付出，把这个真实的数据收集好，整理好交给监管机构。

生物制药医疗要开源，需要发表文章，真实地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什么，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所以不只是人工智能，实际上对于生物医药我们已经开源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文献都会发表，原原本本地把我们好的坏的都告诉大家，这样的话我们犯过的错误别人也不会再犯，踩过的坑别人不会再踩，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也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心智观察所：那您不怕别的公司或者竞争对手抄袭吗？

周露：中间的确是有这样的矛盾，我们越开源我们可能会得到的专利侵犯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专利是一种防御性的措施，这是所有做生物医药公司的习惯，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的knowhow，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从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公司的开源的措施上面看到，实际上处于让这个行业更繁荣的愿景之下，对单个的公司也是有帮助的，通过开源的这种形式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整个行业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你分到的份额就越来越多。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既需要防御，我们也需要开源，这是两个都要做的事情。

心智观察所：多年前和一个做生物医药的创始人谈过动物实验的话题。他说当患者数量不够多的时候，会用动物做实验，灵长类动物属于高级实验品。他接触了中国很多养殖猴子和猩猩的机构，数据显示中国饲养的猩猩和猴子大部分会出口到海外。他指出，观察猩猩、猴子的实验消耗数量，就能看出这个国家生物药研发的水平高低，目前我们国家对猴子的用量远不如西方国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周露：这位创始人谈的这个事情很有代表性。动物实验是我们生物医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在临床前获得很多信息，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

但是目前整个监管系统来看，美国FDA（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建议大家尽量少做动物实验，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实验。我们是出于伦理角度考虑这件事的。我个人的观点是，人类的疾病需要从人身上来找到解决办法。

即使是灵长类动物，它跟人已经很像了，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存在种属隔离的差距。另外，人的神经系统尤其是神经类组织，是高度发达的，这是灵长类还不具备的。人包括大脑和脊椎的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外周神经系统与灵长类差距比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药物里面最难做的几类中就有神经类药物。比如跟老年相关的阿尔茨海默、帕金森，这些在灵长类上面几乎都很难获得有益的数据。首先灵长类的寿命没有人这么长，第二个灵长类的大脑结构和人不太一样，第三个整个细胞内部发生的变化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人的疾病需要人的模型来解决。FDA现在给大家的建议是，尽量用健康人的细胞、患者的细胞加上人工智能来进行建模，通过计算机辅助来模拟整个疾病状态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现在已经正式提出来，以后会逐渐取消动物实验，这是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好消息。

因为之前用动物来模拟人类疾病的情况，会逐渐被人工智能结合人类细胞来替代。所以今年看到一些CRO就是外包公司数据显示，他们动物的价格都下降了。猴子的价格已经打了半折，我们自身的体会是去年的报价是今年的两倍多。

当然我们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完全替代大动物、非人灵长类的研究，我们还是要做，但是逐渐地我们会建立自己的模型，会用人工智能想办法来替代这些动物模型。

心智观察所：您讲的这些也适用于其他行业，比如汽车研发用动物做碰撞实验，现在确实也渐渐不让做了。

周露：是这样的，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逐渐用干实验室，就是用计算机模拟来替代这些东西了。现在对伦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能轻易用动物。

还有一个事情可以简单提一下，动物实验也有可能会误导药物研发。因为动物和人的生理结构差距，很多药物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在动物上很有效，到了人就不行。我们一期临床的成功几率只有10%左右，主要原因除了本身药物机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动物实验的数据过好，觉得这个事情在灵长类上特别成功，才到了一期。

回头再看你就发现，一期能够显示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如果动物真的这么好，转化率这么高，那理论上一期的成功率应该是超过80%。所以药物的研发也有可能会被错误的模型带偏。我们觉得这可以完全通过新的手段来避免，或者尽量减少这种情况。

【商业化路径：人才瓶颈与投资周期博弈】

心智观察所：确实，基因方面来看，动物和人毕竟还是很不一样的。刚才你讲研发周期比较长，你如何看待这个行业的人才储备？有多少人会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去实现人生价值？

周露：在国内还是有非常多的做生物医药的人才不断涌入到这个行业。当然对人才的吸引跟这个行业本身是有关系的。通俗地讲，就是不管做了什么阶段，我们都是对患者有帮助。所以医疗行业有一个比较崇高的愿景在那里，能够吸引到很多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

这个行业目前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实际上人工智能的一大困境就是它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应用场景，但目前来看，医疗行业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几乎每个人都跟医疗有关系，生老病死。全球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医疗行业的应用场景，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人工智能来说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巨多的交叉学科人才涌入医疗行业。我们也希望神拓能有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帮助我们发展。

我们需要这么几类人，第一类是有医学背景的人才，很多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等等；我们还需要生命科学的人才，就像我自己，我是做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已经逐渐从医院走到了实验室，我们需要实验室的人才。这些人才可能不太懂医，但是他对细胞、对基因钻研得很透彻，就能够在我们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是做载体开发、做基因治疗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计算机的人才。实际上生物医药对计算机人才已经有十几年的需求，我们现在也用人工智能做载体的设计和开发。我觉得复合型的人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既懂医学，又懂基因，又懂人工智能。

很多人能转型到这个行业，比如说做纯互联网的，虽然不太懂医学，但是他说这些东西能解决你的问题——之前是解决消费端的问题，现在是解决医疗端的问题。现在人才还是不够的。这也是整个行业发展的根本，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公司的发展速度快慢就跟人才有关系，人才越多越好，就发展得越快。所以我们会不惜余力地去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到我们公司。

心智观察所：目前我们高校的培养体系和现在这个行业的匹配度如何？

周露：我们的高校教学体系有点滞后，整个行业发展非常快。不只是人工智能，而且生物医药行业发展非常快。我在念大学刚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做得最多的是小分子药物，5到10年后，突然就变成了大分子药物，现在主要是抗体药物和小分子大分子结合的ADC药物为主。当然我们现在又开始做基因治疗，这代表了下一个十年的趋势，所以整个行业发展非常快。

我们很多大的高校，他们的注意力还是在小分子药物上，即注意力还是在十年前的东西。比如说很多药学院他们教的东西，教科书还是以药物的化学结构为主。可是我们仔细想想，现化学药物对基因治疗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我所有药物都是患者的细胞自己生产的，我只是输一段代码进去。所以我们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很多毕业生必须要重新进行培训，但好在现在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这些培训之前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用上人工智能，你就自学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解决了一定的矛盾。

我的设想就是我们如果新招员工，我们给他的第一个培训就是人工智能培训，你先学会用AI，这样的话你就进行了自我培训。

心智观察所：你刚刚提到了公司在2023年拿到了第一笔融资。但企业所处的赛道研发和回报周期长，是不是对投资人的耐心程度要求会更高？

周露：我们每个新药的研发周期在10年左右，但目前基金的存续期只有7年左右。中间差了3年，而且7年存续期中有3年是退出期，也就意味着中间还不止差了3年。我的建议是为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设计一类Evergreen绿色长青的基金结构，这样投资人可以不断募资和不断投资，就不会因为基金结构影响最后的决策。

心智观察所：现在半导体行业也普遍面临这个问题，创业者和投资方矛盾比较突出。

周露：医疗行业就更突出了。所以大部分的投资机构等不到新药上市那一天，如果他从比较早期的时候进入的话，他等不到那一天。但是有一个好处，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有很多BD的可能性，BD的阶段是相对提早的。

BD的最佳时间，你甚至从临床前就可以去做BD，有些人做了非常好的数据，临床前就把BD做出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周期可能从10年降到了3到5年，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BD很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医药行业有了一小波高潮的原因，就是和国际大药厂做BD。原来大厂是在药物开发的临床二三期，从时间维度就是在第五年到第七年左右进场，现在他们也提早了，从临床一期左右就开始进场了，甚至在临床前。这样的话，你新药开发可能在3年左右进到临床一期，周期就大大缩短了。

所以目前的好消息是我们生物制药这个行业还是有BD的可能性，能够减少投入和产出的时间周期，对于投资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当然对于新药公司来说，是一个不坏的消息，但你不能完全说好，打个比方，相当于你“把孩子卖给了别人”。

心智观察所：您对近期内神拓生物有什么展望？

周露：我们有一个新药在一年的时间就上到了临床，这个速度在全球来说也是非常快的。当然这个临床是个院内临床，叫IIT临床，就是由研究者发起的临床。我们希望在下一个节点拿到一个正式的药监局的批文，在明年的某个时候，这表示我们的药物被正式的监管机构认可了。我们近期的展望就是希望我们的药物能够尽快进入IND新药申报阶段，尽快证实临床研究，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断往前推进，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发展是很快的，这是我们对药物开发的一个近期展望。

心智观察所：公司目前在杭州有一个研发基地？

周露：总面积1000多平米，其中500平是实验室，500平是办公区域。我们规模还不算很大，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内，公司的规模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倒没说非要自己建厂，因为中国的药物产业链很完善了，有时候不需要重复建设。

我们希望实验室建成两个部分，目前只有湿实验室，如果我们有了人工智能的元素，我们希望把干实验室的这部分也加强，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招很多跟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员，他们会建立一整套干实验室的基建。相当于办公区域不只是行政办公，我们会有干实验室在这个区域里面，然后相对应地有一个湿实验室。

我们希望做的就是一个干湿循环，不是干湿分离，我们有一个自适应的研究方式。就是说我们干实验室做出来的模型产出来的可能性进到湿实验室进行验证，湿实验室的新数据又导入干实验室来加强模型的建立，然后又有新的东西，它就变成了一个干湿循环的状态。这种干湿循环的状态比传统的新药开发的速度可以明显提升3到5倍，甚至更高。

如果这一套都搭建好的话，我们可能会是整个中国范围内新药开发速度特别快的一家公司。这样我们就会源源不断地有好的产品做出来，我们也会积极不断地把这些产品往临床去推。

刚才我也讲到，我的理念是所有人的病都应该在临床上去找到解决办法，少做动物实验。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干实验室的AI模型，我们也从患者身上分离了好多细胞，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搭建一个更适应、更符合新的监管要求的新药开发模式。这种模式最后能够帮助我们在3到5年内的产出比别人更高。我们在有限资源下，最终的产出量会比别人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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