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熊月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一百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专门文件——《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开展革命斗争。这对中国革命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上海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建构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重要实践地。民主革命时期，上海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即统战资源丰沛性、统战气度恢弘性、统战工作创新性与统战成效全局性。

统战资源丰沛性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由一个二十来万人口的普通海滨城市，跃升为全国最大城市。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5 万，是其时北京（85万）人口的近三倍，比杭州（65万)、苏州(60万)、南京(40万)、镇江(26万)、无锡(15万）与常州(12.5万)城市人口总和还要多，1935年，上海人口更是超过370万，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到1949年，上海人口已达五百多万。¹

由于城市特大、人口众多、来源广泛、租界并存、国际联系便捷等因素，上海成为全国统战资源最为丰沛的地方。

1929年的上海

上海是近代中国国际移民最多的城市。来自英、美、德、法、日等国的移民，最多时超过15万，占城市人口的3%以上，涉及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国际范围内的联系与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能与方便。

上海是全国民族资本最发达、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民国时期，全国工业产值通常有三分之一出自这里，众多著名工商企业家生活在此。这里也是全国文化中心，众多文化名人、社会贤达，涉足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化、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领域，长期在这里工作生活。

近代上海的宗教组织也相当繁盛，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都很发达。到1949年，上海地区已有各种佛教寺院近二千处，有道院、道房一百余所，有清真寺20座，有19个天主教修会，427座天主教堂，以及基督新教教堂280处²。民国时期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基督教活动中心、中国天主教活动中心、佛教与道教重镇。

此外，近代上海还设有全国最大的租界，这与澳门被葡萄牙占领、香港被英国割占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在与欧美世界联系方面，三地则有相似之处。上海与港澳联系也相当广泛而频繁。

上述这些因素，使得上海的国内、国际、各阶级、各党派、各宗教的统战资源都极其丰沛，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民国时期的上海成为党外民主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部分民主党派的发祥地。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有两个诞生在上海，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还有些党派，中央总部机关一度在上海，有的以上海为重要活动中心。1946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从重庆迁往上海；1946年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名义上迁到南京，实际上张澜、黄炎培等总部领导人集中于上海，上海成为民盟政治活动中枢；1949年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将总部迁至上海，到1955年2月才迁回北京。民国时期，上海共有各种类型的党外代表人士一千余人，人数之多、界别之全，为全国之最。工商界有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等，文化、教育、文艺等领域则有张元济、周谷城等。

统战气度恢弘性

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源，在于承认并尊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异性，承认并尊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一致性，承认并尊重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变易性，在此基础上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注意到上海统战资源的丰沛性，团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力量，包括不同阶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同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同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也体现为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国别相关人士之间的联盟，还包括团结、联合那些以前反对过我们、但后来有所变化的力量，体现出比大海还要辽阔的恢弘气度。

且以团结利用杨登瀛为例。

由于上海租界长期处于中国政权系统之外，既不受中国政权直接控制，也很少受中国政权更迭影响。这种政治态势，使得上海出现了一些政治上所谓“路路通”的人。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多种政治集团保持联系，哪边都不得罪，哪边也都能说上些话。他们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有时候也能起一些特别的作用。杨登瀛就具备这种特点。

杨登瀛（1893—1969），广东香山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9年回国，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加入中统，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他交游广泛、人脉丰厚，具有多方面信息来源；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与国民党中要人多有来往，与中共地下党陈仰山等也有接触。这样一来，杨登瀛便成了上海滩上非同寻常的人物。

中共地下党感到这样的人是可以联络、团结和利用的对象，因此让陈赓与他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络关系，并付给他可观的经费。

正是通过杨登瀛，地下党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

比如，1928年8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公共租界当局去破获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巡捕房探长派人将杨登瀛请来商量，杨与租界当局巧为周旋，并将情况转告了陈赓。陈很快查实，中共党员戴冰石已叛变，很可能对我党地下组织造成严重破坏。于是，在杨登瀛的巧妙协助下，中共特科人员将叛徒戴冰石即时击毙。

又如，经杨登瀛牵线，中共特工宋再生担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1928年，宋在这个位置上，获悉有叛徒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的信息，李立三危在旦夕。宋立即报告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马上通知李立三转移，随后秘密处死了叛徒。

再如，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投国民党。在白鑫的策划下，1929年8月24日，在沪西新闸路举行的中央军委会议遭到破坏，彭湃、杨殷等一批高级干部被捕。事发后，经杨登瀛协助，地下党很快查明是白鑫叛变所致。此后，经杨登瀛查清白鑫行踪，中共特科于11月11日晚，由陈赓亲自指挥，将白鑫击毙。

还如，1931年4月，中共党员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地下党通过杨登瀛，打探到捕房并未弄清关向应的身份，关向应身份没有暴露，进而辗转将关向应安全营救出来。

杨登瀛为中共地下党提供的重要情报，让中共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下，多次化险为夷，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是地下党巧用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就。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特地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并嘱咐称“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再以杜月笙为例。

杜月笙（1888-1951），上海著名青帮大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件中，他投靠蒋介石，残忍杀害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他是对共产党欠下累累血债之人，但又不是政治上极端僵化之人。中共地下工作者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

杜月笙以礼遇一批文化名人著称于时，杨度便是其中一名。杨度（1875 -1931）是清末知名立宪派人物，袁世凯称帝时，他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能明大义，于1929年加入共产党。杜月笙慕杨之名，聘其为顾问，每月送银五百元，赠以洋房。上海地下党利用这层关系，获取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开赴晋北，与日军血战，但由于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其时，杜月笙为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党组织派潘汉年致信杜月笙，希望捐赠防毒面具，结果获得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运送给八路军将士。1939年，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由上海地下党员翻译以后，缺乏出版经费。爱国人士章乃器去找杜月笙，告以此事。杜月笙拿出1000元钱，购买1000本书，于是地下党利用这笔经费出版了《西行漫记》，并为随后出版《鲁迅全集》积累了一笔资金。我党没有忘记杜月笙的这些表现，解放前夕，曾派人与杜月笙秘密接触，邀请他留在上海，国民党则拉拢他去台湾，最终杜月笙两边都不去，去了香港。

统战工作创新性与统战成效全局性

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中，有首尾12年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我党在这里所做的统战工作，本身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实践，也是从全党全国这个大局出发的，具有创新性与全局性。即使自1933年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中共在此的统战工作依然具有创新性与全局意义。

先以创办上海大学为例。

创办上海大学，本身就是统一战线的结果，也是中共二大以后，党的统一战线第一个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10月，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但大学的骨干力量是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员，大学的办学宗旨、系科设置、教员聘请，也主要由共产党人决定。请于右任担任校长，在学校立案、争取经费、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上大在办学过程中，相当注意实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1925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不但起了骨干作用，而且发动群众的实践，带有一定的统一战线特点。上海大学学生深入到总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把党的意图贯彻到这些团体的工作中去。党通过上海大学的这批人和其他各个区的骨干，掌握情况，领导着这次运动”³。党组织在总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中开展工作，为日后在工商界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上海大学仅仅存在五年（1922-1927），但成就斐然。这里凝聚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如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施存统等；造就了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包括文学系的陈望道、邵力子、谢六逸、沈雁冰、田汉、俞平伯、郑振铎等，英国文学系的何世桢、董承道、冯子恭、孙邦藻，美术科的洪野。这里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学生，1924年10月，上大青年团员数量几乎占上海团员的一半；1926年，中共上大特别支部的党员有130人，是全上海党员最多的支部。上大学生李硕勋、刘华、杨之华等，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到1927年北伐前后，上大已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大学，涌现了一批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学家，包括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阳翰笙、何挺颖、郭伯和、施蛰存、戴望舒、孔另境、谭其骧、匡亚明、丁玲等。正因为这点，当时社会上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

再以策划、邀请斯诺访问延安为例。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在全世界一下子正面起来，鲜活起来。

这对于向西方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廓清迷雾，拨乱反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正因如此，毛泽东一直高度评价斯诺的功绩，建国后不止一次地会见他，表示“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对于斯诺和《西行漫记》的价值，世人早已熟知。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斯诺访问延安、《西行漫记》的出版，背后有一连串统战实践。

斯诺在延安

斯诺成功访问延安，是由两个积极性与一个中介相互配合的结果。

两个积极性即毛泽东的积极性与斯诺的积极性。

毛泽东的积极性，源于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需要。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非常希望能通过西方记者之口，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通过上海地下党，请宋庆龄帮助物色一位合适的西方记者。

斯诺的积极性，既源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需求，亲身到实地考察，报道实际信息；也源于他的经济考量。他认为采访、报道延安，介绍一个罕为人知的世界，会有轰动效应，带来相当不错的经济收入。他那时候很需要钱，所以他到上海找到宋庆龄，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毛泽东和斯诺，都把目光投向了宋庆龄，投向了上海。正是得益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得益于宋庆龄中西文化兼通、中西人脉俱广的特点，宋庆龄在此前便已与斯诺等一批来自欧美世界的人士熟稔，于是成为毛泽东与斯诺联系的中介，她向毛泽东推荐了斯诺，并让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与斯诺同行。通过一番周密的安排，斯诺终于完成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之行。

宋庆龄会见斯诺

前些年学术界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基于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可以确认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关键人物。当时，想到访问延安、介绍延安的新闻界人物，并非只有斯诺，但是最后决定邀请斯诺，其中很关键的考量便是其美国人身份。当时，由斯诺介绍延安，比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籍人，更为合适，也更有影响力。

斯诺是经由西安再到延安的，这一路的秘密接待人，是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董健吾，由上海圣彼得堂的牧师，成为共产党员，也有一段成功的统战故事。

创办上海大学是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是团结、联合不同政治党派的统战实践；推动斯诺访问延安，是联络、利用国际相关人士，这些都是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全局性事件。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著名人物、工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包括联合、利用杨登瀛、杜月笙等人，也都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事件。

上面所述的上海统战资源的丰沛性，是与上海城市高度开放性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统战工作气度的恢弘性，是与上海城市无比宽广的包容性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统战工作的创新性、统战成效的全局性，则是上海城市的创新性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正因为统战资源特别丰沛、统战工作气度恢弘，党在统战工作中，才有可能地团结、联合、争取到那么多可以团结、联合和争取的力量，为实践党的纲领，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上海在统战方面的独特作用，既是以开放、创新、包容为核心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生动体现，也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内涵。

注释：

1.熊月之：《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序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2.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85-87页。

3.《周文在同志的回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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