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奕萌、孙成昊】

“谁在乎这个？你叫警察啊！看看他们能做什么？我还会当着他们的面骂你‘你是中国XX（脏话）’，怎么着了？”

这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亚裔餐厅里，一名美国女子在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对店主大飚脏话。

而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并非个例。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ing,UCR）项目的披露，2021年美国仇恨犯罪（hate crime）数据和情况，显示美国境内仇恨犯罪事件从2020年的8120起增加到2021年的9065起，是1991年FBI公布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图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ing,UCR）

而美国民权组织“领导会议教育基金”（The Leadership Conference Education Fund）4月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仇恨犯罪将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后激增”。

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为何仇恨犯罪在美国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美国针对仇恨犯罪的治理又将走向何方？

在暴力中孕育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提出“仇恨犯罪”的概念，并颁布相应法律并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尽管当前仇恨犯罪的研究在各国较为普遍，但大量文献资料显示不同国家对仇恨犯罪的定义和应对模式差异较大。

1990年，美国出炉《仇恨犯罪统计法》，对仇恨犯罪进行明确的法律释义，而后FBI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因偏见导致的犯罪”，而偏见一般包括种族、宗教、民族、性取向、身体残疾等因素，即“仇恨犯罪并非真正关乎仇恨，而是涉及偏见与歧视”。

仇恨犯罪本质上是一种偏见犯罪，但由于评价标准不同，偏见的范围模糊、标准宽泛，而且仇恨犯罪的方式和手段也往往大相径庭。

在动机层面，最新的《统一犯罪报告》显示，在超10500起单一偏见事件涉及的12411名受害者中，有64.5%的动机是犯罪者的种族偏见、15.9%的动机是犯罪者性取向偏见、14.1%是犯罪者的宗教偏见、3.2%是犯罪者的性别认知偏见，其余1.4%和1.0%则是由于犯罪者的残疾和性别偏见。此外，还有310起包含上述两种或以上动机的多重偏见仇恨犯罪事件，涉及411名受害者。

在犯罪行为层面，最新数据表明有8327起仇恨犯罪事件被归类为针对个人的犯罪，其中43.2%是恐吓行为、35.5%是一般攻击、20.1%是严重攻击行为，另有19起强奸案和18起谋杀案被归为仇恨犯罪。在被归类为针对财产的犯罪的3817起仇恨犯罪中，71.2%是破坏性行为。

在仇恨犯罪诱因的共性层面，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群体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刑法规制能力不足、文化传统和大众观念的渗透影响、个人心理因素的副作用与社会心态的偏差等，都会导致无差别的仇恨犯罪行为。仇恨犯罪者为了宣扬特定文化价值，野蛮暴力地发泄对受害群体的歧视情绪，这是此类行为的主要心理动机。社会因素、个体因素、政治法律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的叠加使得仇恨犯罪异常复杂。

2021年3月21日，美国亚裔社区的成员和支持者在纽约市举行反对仇恨的集会。（图片来源：法新社）

“美国是在暴力中孕育的国家，”作为记者的美国原住民列维·里克特写道，“从欧洲人登陆美洲，我们的祖先就面临着暴力的侵袭。”他援引了美国吉福兹预防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公布的数据：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遭枪杀的美国原住民数量就增长了34%。他担忧道，“美国近期频繁发生的枪击案，让人感到充斥美国社会的暴力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的历史文化、人口构成等因素成为仇恨犯罪的“催化剂”。从历史上看，奴隶制度、种族矛盾和阶级分化，始终是引诱仇恨犯罪者将偏见动机外化为暴力攻击性行为的首要原因之一。二战以来，由于文化、宗教、习性的差异，接收了大量移民的美国社会中公民行为方式千差万别，对他人日常行为的不良解读和分歧碰撞下，群体间矛盾加深、刻板印象固化。在社区层面，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原住民“身份认同焦虑”，继而引发偏见甚至过激的暴力行为。在价值观层面，不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团体往往被贴上“异类”的标签，并通过污名化和弱化特定群体成员的方式促进歧视、进一步强化观念，直至其成为多数人的预期或无意识的共识。

除了上述主要因素外，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认为，近10年美国仇恨犯罪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都受到充满敌意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社交媒体的刺激和影响。

“赛博仇恨”加剧政治暴力、恐惧和回避

当前，美国的仇恨犯罪已经逐渐过渡到“赛博仇恨”阶段，美国主要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在广义上成为一种新的仇恨犯罪形式。

一方面，赛博空间中美国国内仇恨团体（hate groups）更加普遍化。即越来越多带有偏见的极端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互联网表演、动员和扩张，并通过虚拟社群聚集，共享信息。同时，这一现象也会使得具有同类偏见的潜在仇恨犯罪者相互联系，形成非实体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使得仇恨犯罪具有更加高弹性、非正式的特性。仇恨犯罪行为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区隔和高昂的交互成本，同时，被社交媒体管理员删除内容后，犯罪者可以切换身份重新进行暴力行为，且由于网络追踪的难度和隐蔽性，赛博仇恨犯罪行为的成本空前降低、形式灵活多变。

值得注意的是，赛博仇恨犯罪已经对美国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仇恨犯罪受美国政治和社会极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加剧国内政治撕裂。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成为美国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2023年年初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已创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控枪分歧愈发难以弥合。

而不断超越时空局限的赛博仇恨犯罪煽动美国民众普遍的不安和恐惧。不信任感不仅会使得群体间相互恐惧，也会加剧两极化的现象。社交媒体能够无限放大仇恨犯罪向社会传递的偏见和憎恶情绪，将仇恨蔓延至邻居、团体和整个社区，加剧社会分裂和认知分歧，破坏多样性和社会和谐，影响选区选举等公共政治生活的一致性和凝聚力。

赛博仇恨的影响也会延伸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日常生活中。有研究分析了2020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统计数据，得出现实中“冷漠政治派”约占美国公民的58.5%，“网络政治派”则占25.15%，热衷参与选举或为政治团体提供资金的“现实政治派”仅约占16.35%。未来，对政治持冷漠态度或选择网络参政的人数将进一步增加，“现实政治派”则会因更多现实层面的风险和掣肘而减少。

美国针对仇恨犯罪的治理及困境

作为世界仇恨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力图在立法政策和社会层面推进治理举措。

在立法层面，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是美国治理仇恨犯罪立法的起源，后依据仇恨犯罪行为的变化，国会1990年起多次修订《仇恨犯罪统计法》（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界定了仇恨犯罪的两个构成要件，并将基于残疾、性别等偏见的犯罪行为纳入这一范畴。2009年奥巴马签署《仇恨犯罪防治法》，赋予司法部调查或起诉仇恨犯罪的权力，扩大保护范畴。近年来，美国仇恨犯罪立法呈现出加大对煽动仇恨偏见行为的刑罚、注重数据和统计、扩大受保护群体范围等特征。

在社会层面，美国倡导群体领导人、民权组织和执法部门共同采取行动，加强对仇恨犯罪的制度化反应机制，完善社区关系，缓解公民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同时实时掌握小范围内部群体结构变化，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的偏见和暴力行为。例如，由谷歌和ProPublica联合推出的机器学习工具能够帮助公民查找和跟踪偏见引起的仇恨犯罪的新闻报道，并形成实时的预警图，在技术层面防范仇恨犯罪。

此外，美国主要采取主动教育和康复教育干预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信仰、文化和价值观念。例如马萨诸塞州要求已被定罪的仇恨犯罪罪犯参加多元化教育，用康复教育来代替延长刑期，教育的长度和类型将与所犯的罪行、罪犯年龄和受害群体成比例。教育可以是课堂形式，也可以是网上授课，还包括进行社区服务，从而加强其与整个社区和社会的联系，有助于在犯罪者和受影响社区之间架起桥梁。通过人际接触和交往，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加深了解，有助于减少偏见、化解刻板印象。

美国实时仇恨犯罪报道情况。图源：ProPublica

然而，美国对仇恨犯罪的治理方式也面临国内分歧和严峻挑战。尽管仇恨犯罪立法覆盖整个美国，但大多数仇恨犯罪是在州一级被起诉而非联邦一级。美国各州对于偏见和仇恨犯罪的立法和量刑也存在差异，阿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怀俄明州甚至没有制定仇视性犯罪法律，在这些没有仇恨犯罪立法的州，执法部门几乎没有动力去调查那些出于偏见而犯下的罪行。

此外，以詹姆斯·威斯汀和詹姆斯·雅各布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学者，在“仇恨犯罪立法化和提高量刑”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以仇恨犯罪作为单独类别的立法司法实践仍缺乏共识。同时，当前美国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效果有限，存在较大局限性。尽管对于仇恨犯罪的惩罚可能是公正的，但却不能弥补受害人实际受到的伤害，也不能缓解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和负面情绪。

美国各州仇恨犯罪立法情况。图源：《今日美国》

仇恨犯罪的治理困境，实质上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共鸣与共识难以达成。基于偏见的群体间仇恨意识与逻辑交织缠绕，并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由于偏见和仇恨表达的地方性，任何普世意义上对仇恨犯罪的观察、统计和防治都难以深入根源。只要美国仍存在适宜各种偏见生存并壮大的“土壤”，仇恨犯罪就难以得到根治。

展望未来，随着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对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重视，智能技术为干预美国仇恨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Facebook将网络仇恨行为的程度分级并给予攻击者梯度惩罚，又不断调整仇恨言论政策的保护范围，逐步增加对移民、年龄、职业等特征人群的保护；Twitter先后宣布将屏蔽报复性内容、恐怖主义言论等；YouTube也频繁更新相关条例，以适应“赛博仇恨”的新发展、新动向。但是，各个公司的仇恨干预政策都针对于自身特定的内容生态，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各异，因此至今关于赛博仇恨犯罪的定义和惩罚程度等仍然缺乏行业共识。

由网络媒体、极端主义者等煽动的偏见是否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永动机式的愤怒机器”从而使“美国民主陷入险境”，“否决政治”是否会异化为“报复性政治”，仍有待对现象和数据的进一步观察分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仇恨犯罪带来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共识。美国国土安全部曾多次警告，由“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内极端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群体之间和公民与公共政治的信任赤字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中长期结构性变迁。从中长期看，美国仇恨犯罪带来的影响将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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