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前情回顾

由于德国主要政党在9月26日大选中得票“平均化”，社民党和联盟党这两个传统大党仅获得25.7%和24.1%选民的支持，远离历史上”30%+”的水准，因而失去了组阁的主动权。两党的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和拉舍特最终谁能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取决于排名第三和第四的绿党和自民党的合作意向。（这“第一场”的三幕戏请见《德国的“民主协商”大戏，比选举还精彩》）

绿黄两党当仁不让，其主要领导人在彼此私下会商后决定在10月初分别与社民党和联盟党单独摸底接触，然后根据结果决定未来的德国政府究竟采取“牙买加模式”（黑黄绿）还是“交通灯模式”（红黄绿）。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排除各种干扰，各方商定对交流内容不得外泄。

在这关键阶段，红黄绿三党均履行了“保密承诺”，唯独联盟党没有做到，两次会商后都出现了“剧透”现象。这反映联盟党内的凝聚力在败选后已丧失殆尽，黄绿两党很难与这样的政党联合执政。

就这样，“交通灯”成为最现实的联合执政模式……（“第二场”的三幕戏请见《德国新政府组阁谈判，关键时刻出了“内鬼”》）

本文则是第三场。

第七幕：“红黄绿”组阁谈判终成正果

从10月21日开始，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分22个“专题组”就《联合执政协议》进行讨价还价，在财政和环保等领域的争论据说还相当激烈，直到最后一天才最终得以解决。

尽管如此，三方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执政机会，相互尊重，遵守约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参与者众多、持续一个多月，并且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密集谈判中，三党成功恪守了保密承诺，对外密不透风。

11月24日下午3点，三党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推出这份将主导未来四年联合执政的纲领性文件。

根据这份厚达177页的《协议》，社民党除总理府之外、还将执掌内政部、国防部、住房建筑部、劳工和社会部、卫生部、经济合作部。绿党则负责“经济和气候保护”超级大部、外交部、家庭部、农业部、环保部。自民党获得财政部、司法部、交通部、教育和科研部。

这个结果基本体现了 “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因此，三党“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社民党的管辖范围能确保实现自己的三大竞选目标：将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至12欧元，保持退休金的稳定性和加速住房（包括社会福利房）建设。

鉴于目前新冠疫情空前肆虐，据说，三党在谈判中都不愿主动接手卫生部这个“烫山芋”，最后不得不由“老大”社民党出来顶雷。

但是，“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卫生部可能给社民党带来“噩运”，却也有可能带来“好运”。

目前比较“有利”的情况是，基民盟现任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已几乎把抗疫中能掉的链子都掉完了，只要社民党继任者不比他更差就算“成功”。

社交媒体上，不少德国人大骂施帕恩

为了扭转目前抗疫的被动局面，新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已决定在总理府建立“常设危机小组”（ein ständiger Krisenstab im Kanzleramt），以随时掌握并及时处理疫情。

绿党虽未拿到能为实现环保目标保驾护航的财政部，却获得了“经济和气候保护”这个超级大部，以实践该党“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有机结合”的政治理念。但是，该目标虽然与时俱进并关乎长远利益，却“动一发而牵全身”，需要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转识”，因而取得明显成绩并不容易，“翻船”风险极大。

同样，在对外关系中坚持自身的价值观固然重要，但在我们所处的多元世界中，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基石。有鉴于此，即将着上绿色的德国外交部未必就不会成为绿党及其外长候选人贝尔波克本人的“滑铁卢”。

自民党如愿以偿：主席林德纳将入主财政部，为德国守住钱袋子；司法部将确保自民党注重的个人自由的法制理念得以充分落实；交通部将兼管全国的数字化改革，是新政府现代化计划中的重中之重；教育和科研一直是自民党对旧政府诟病最多的领域之一，现在终于有了落实自己“理念”的机会。

财政部长这个位置原本也受到绿党主席哈贝克的特别青睐，但为了联合政府的整体利益和平衡，绿党不得不忍痛割爱。当然，这个结果不仅让林、哈两人的政治抱负有了个“了断”，而且也对两个不同的财政理念（控制还是扩大国家干预）作出了某种“裁决”。

哈贝克在周三与林德纳同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之前想执掌财政部，目的是为德国未来的绿色项目赢得财政保障，如今，经过组阁谈判，他基本确信林德纳不会成为环保工程的“障碍”，所以完全可以接受现在的这个结果。

但邻国法国的态度却未必会像哈贝克这般“坦然”，因为自民党和林德纳对巴黎的欧洲财务及纾困计划向来持保留和反对立场。

美国媒体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大麻：德国目前使用大麻不违法，但购买违法，新政府计划使购买也合法

三党的“四年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设立“住建部”，每年新建40万套房屋，其中10万为公共福利房；控制和降低市场租金涨幅。放弃缩减养老金以及放弃提高退休年龄。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至12欧元。

2.放弃增税，2023年起恢复“债务刹车”。

3.努力在2030年提前退出燃煤产电，维持前政府到2030年减排55%二氧化碳的目标；加快风能和太阳能扩建速度，到2030年，8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而非原计划的65%。在农业领域强化动物和环境保护。

4.迅速改善数字化基础建设，促进公共管理数字化，缩短行政审批时间。

5.为联邦国防军采购武装无人机开绿灯；从法律上限制军备出口。

6.放宽难民家属团聚的范围；改革学生“奖学金”制度；大麻合法化，取消堕胎广告禁令和变性人法案；在《基本法》文本中删除“种族”（Rasse）概念；将参加选举和考驾照年龄降至16岁。

《联合执政协议》是一份明确未来执政方向和具体措施的文件，并对联合执政各党如何彼此相处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从四届默克尔政府的16年执政实践中可以看出，协议再“好看”，最后都挡不住一波波不期而至的危机的“干扰”。

这“干扰”也包括德国国内民主体制下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彼此之间的掣肘。

议会内的反对党自然不必说，一如既往地执行“凡是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原则：基民盟（CDU）认为该协议非常“平庸”，看不出有什么三党自诩的“起航”意味；基社盟（CSU）警告新政府的移民政策会产生“引力效应”；左翼党（die Linke）则诟病协议明显带有资本政党自民党的“笔迹”，社会公正很难得以伸张；右翼的选项党（AfD）称协议为“左派项目”，自民党只是左营的“点缀”和“附庸”，德国将沦为“移民磁铁”。

“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对三党协议也颇为失望，认为它无法实现“1.5度”的限温目标，是在“有意激化气候危机”；“世代基金会”（Generationen Stiftung）中的青年理事会称《协议》是对年轻人的“背叛”；工会组织在肯定协议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表示担心恢复“停止借债”（Schuldenbremse，又译“债务刹车”）将使新政府失去大规模投资的财政空间；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和雇主联合会（BDA）称文件“并非什么大手笔”，抱怨新政府“缺乏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具体方案”。

总之，赞扬声寥寥无几（如“国际大赦组织”），反对声却随处可闻。

但不管怎么说，红黄绿达成协议，意味着新政府基本站住了，剩下的就是正常走程序。

社民党和自民党12月初将召开特别党代会，就联合执政协议进行表决；绿党的裁决过程相对复杂，本来打算从文件公布后的第二天开始，首次用电子投票的方式让12万5千党员来表决，但由于党内高层在人事安排上爆发派系斗争，所以投票程序拖迟一天才启动。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也不会），三党将于12月6日或12月8日在联邦议会推举肖尔茨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

届时，默克尔留守政府将正式卸任，“默克尔时代”也将随之划上句号。

第八幕：新政府首先会面临哪些考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本届“交通灯”政府上位之初即面临重大危机和挑战。譬如：

1）第四波新冠疫情

德国人素以“安全意识和前瞻性强”著称，可在抗疫中，德国从政府到民间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前三波疫情中所犯的错误，到第四波来临时依然还在犯。

8月下旬，德国“罗科所”（Robert-Koch-Institut）就已发出“第四波疫情”来临的警告；有专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预示今年秋冬疫情将再次严重。但是，德国各级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去年疫情严重时，举国期盼疫苗的到来，但政府订购不力，造成疫苗供不应求。今年，疫苗供应大大改善，可是，德国的接种率一段时间内却一直徘徊在60%左右。

是政府宣传力度不够？还是百姓疑虑未除？两种情况应该都有。

9月德国大选前后，疫情话题似乎不再突出，甚至一度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但新冠病毒从未离开过人群。

11月初开始，每日新感染人数剧增，达到数万之众，11月25日，感染人数日增75961，再创新高。死亡人数累计已超过十万之众。

德国突然沦为名副其实的疫情“重灾区”。

而此时，偏偏又逢新政府尚未产生，留守政府虽然还在作为，但毕竟“授权”有限。默克尔本人不断呼吁和发出警告，接种人数虽然开始明显增多，但似乎为时已晚。

在这种情况下，红绿黄三党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促使通过《感染保护法》的修正案，以应对当下前所未有的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在总理府建立“常设危机处理小组”、“跨学科专家理事会”等）是否凑效，目前还是个问号。

在新的病毒变种已在德国登陆的情况下，新政府是否能控制住第四波疫情，最终将成为证明其执政力的一块“试金石”。

2）未来外交政策基于“价值”还是“利益”？

今年大选竞选中，“外交话题”如同“新冠话题”一样，在公开讨论中几乎无人问津，基本只体现在各党的竞选纲领中。

绿党一再主张未来的德国外交要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之上”（wertebasierende Außenpolitik）；自民党的外交政策也偏重强调“自由、法治、人权”等因素；社民党的相关陈述难免也带有某些左翼意识形态色彩。

因此，观察人士早有预测，未来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有别于默克尔的“以利益为基础”和“妥协处理冲突”的“务实外交”。

根据三党《联合执政协议》中关于外交部分的表述，加上绿党贝尔波克将出任联邦外交部长这一事实，德国外交将向“价值观”转变似乎已呈不可逆转之势，而且必将体现在新政府的对华外交上。

在《联合执政协议》的涉华部分中，三党首先明确了德中关系的“三重”实质：合作、竞争和对手；其次强调以“人权”和“现行国际法”为双边合作之基础、以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为竞争之条件；最后，为确保德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三党力求在体制对抗中将德国的中国战略与欧盟的对华政策相结合，中德“政府磋商”机制也将被更多置于“欧洲”框架之内（stärker europäisch ausgestalten）来进行。《协议》还特别强调，为了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新政府将强化与北大西洋盟友及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协调。

以上是德国未来对华政策的自我定向。除此之外，《协议》还提出了新政府对中方外交的“要求”或“期待”（Erwartung）：a）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应对“和平与稳定”承担“负责任的角色”（eine verantwortungsvolle Rolle）；b）在解决南海及东海领土纠纷中，应以国际海洋法为准绳；c）改变台海现状必须以“和平手段”和在“海峡两岸均同意”的前提下完成。

最后，在涉及中国内政的这部分中，《协议》还强调以下三点：德方在欧盟的“一个中国”原则下支持“民主台湾”在具体事务中参与国际组织；将明确提出中国“违反人权”（特别在新疆）等问题；中国必须恢复在香港的“一国两制”状态。

的确，德国政府的外交还从未如此明确和“越界”涉及中国内政。对此，相关方应如何看待和应对？

首先，德国对华外交口径的变化有内因外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以下三个事实：

1）中国的高速发展被垄断世界若干世纪的西方视为“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认为是对其引领和垄断世界的地位的“最严峻威胁”。在这个视角之下，西方的整体对华处境是一致的，共同面对也是某种趋势。换而言之，中国的强大必然会引发西方集团的“抱团”态势。

2）西方集团领袖美国不断恶化对华关系，并在明中暗里对盟友施加压力，使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与美国相通的欧盟诸国很难长期完全“特立独行”或永远“不站队”。

3）德国绿党始终未摆脱“意识形态主导政治理念和执政行为”的做法，自民党也一直坚持“自由、民主、法制”的政治传统。这两个政党在野时都与中国有过程度不同的“过节”，而如今在“交通灯”政府中的地位又举足轻重。

在德国政府中，涉及对华关系最多的主要是外交部、经济部、司法部、环保部、经济合作部和总理府。从目前的三党分工看，前四个部已落在绿党和自民党手中，局面对中国似乎相当不利。

但外交不仅是外交部长的职能范围，更是总理的要务之一。有鉴于此，德国未来四年的对华政策更多是“对抗”还是“务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民党籍总理肖尔茨的立场和态度。

从其个性和政治立场来看，肖尔茨具有北德人典型的“冷静和务实”特性，他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现实利益；在社民党中，他属于“中偏右”，因而在党魁竞争中败给了党内左翼势力。

按理说，眼下社民党内左翼得势，但由于肖尔茨在大选中为本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逆袭”胜利，给党内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政治饭碗”，因此，他在党内的威望暂时还难以被撼动。

作为总理，肖尔茨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德国的整体利益。那么，德国的利益是否能离开中国的市场和发展，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德国未来四年的对华关系中虽然会多出不少“杂音”和“摩擦”，但大盘估计应该不会动摇。

《南华早报》报道：中国警告德国新政府，图为舒尔茨2019年访华

尽管如此，德国外交面临的挑战的确还是不少的。

譬如，如何处理“北溪二号”管道问题？该工程虽然已经完成，但德方的运营证却迟迟不发。

绿党的外交政策不仅服务于之前说的“价值观”，还会与“环保”挂钩。这令俄方非常头疼。

为此，普京正在抓紧给自己“抓”或“造”好牌：在乌克兰边境增压，在难民问题上支持白俄罗斯等。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领域的问题，其透射力会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安全和利益，而要解决这些危机，德国离不开莫斯科的配合。

眼下的世界，可见和潜在的危机四伏，《联合执政协议》中表达的愿景是否能实现或落实几成，目前很难预测。

第九幕：默克尔“上墙”，联盟党下野

柏林总理府里有一道被称为“总理画廊”（Kanzlergalerie）的墙，悬挂着战后各届联邦总理的画像。

这个传统始于“波恩时代”，据说是艺术爱好者施密特老总理的主意，为了彰显德国民主“香火”的延续性。

自他之后，各届总理离任前就可选择自己喜欢的画家来为自己画像，他的前任——阿登纳、埃尔哈德、基辛格和勃兰特——当然享受不了这份待遇，只采用了现成的画作。

不知为何，施密特和科尔两人请的画家均来自东德，是为了显示两个德国的“一体性”？还是因为东德画家画领袖肖像更在行，画得更好？

抛开这些猜测不说，但肖像显示出来的一般是画师眼中的被画者，也可以说是某种“时代印象”。

施密特留给那个时代的印象是位“独立的政治强人”（ein unabhängiger Macher），他任内与美国总统关系一度紧张，同时，他不顾党内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坚持部署美国潘兴II导弹。所以，他的画师海斯西（Bernhard Heisig）呈现出来的就是具有这种特质的施密特。

施密特的继任者科尔选择了海斯西的学生戈瑟（Albrecht Gehse）来当自己的画师。科尔任内促成了两德统一，东德民众对其充满仰慕之情。在戈瑟的眼中，科尔是一位“解放者”和“新德国之父”，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在“总理画廊”中独一无二。

施罗德是个喜欢跟人称兄道弟的政治家，非常注重个人友情，这从他与普京的关系就能看出来，因此，在画师的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好友茵梦多夫（Jörg Immendorff）。挂在总理“宗祠”墙上的施罗德肖像以金色为主调，别具一格。

按照传统，前任总理的肖像都由现任总理来“揭幕”。2007年，默克尔总理为卸任两年的施罗德画像上墙做主持。

施政冷静的默克尔私下却是个相当风趣的人。当施罗德肖像加入“总理宗祠”行列后，她调侃道：“这下好了，今后（前来参观的）学校班级里不会有人问，为何施罗德没被挂起来？”

好比中文里的“上墙”也有将逝者骨灰安放入“墙墓”中的意思一样，德文中将画像挂起来用的动词（aufhängen）也有别的意思（将某人上吊或处绞刑）。

默克尔的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喜欢开玩笑的施罗德自然不甘落后，很快接过话来说：“我这画边上还有足够的空间，亲爱的默克尔总理，虽然无人知道何时，但你早晚也会在我身边被挂起来。”

十多年后，默克尔的政治仕途也走到了尽头。她最终选择谁作为自己的画师外界不得而知，但她“上墙”之日已指日可待。

图片来源：路透社

可惜的是，默克尔尚未上墙，她的基民盟却已下野。

默克尔究竟给德国留下了什么？

她自称“问心无愧”，愿将此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去评说，但她给自己的母党基民盟的确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

她当了2年党总干事，18年的党主席。其间，她几乎“扫清”了党内的所有竞争者和政敌（均为男性）。2018年10月她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党魁一职后，基民盟经历了“断奶”的痛苦。

党内的能人虽然还有，但大部分不是转行另谋高就，就是被默克尔招安收服，真正能担当重任又具个人魅力的继任者所剩无几。

默克尔一度似乎看中了萨尔州州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将其召来身边当总干事，给人感觉要培养她当接班人。

这位被坊间称为“小默克尔”的女政治家最终也的确当上了党魁，但不久便遇到“图林根”危机。不知什么原因，默克尔在关键时刻并未给予她充分的支持，“小默”在任刚过一年就下台了。

面对这一新“真空”，本来在北威州好好当着州长的拉舍特失去了“定力”，踏上了逐鹿党主席一职的“不归路”。

经过党内的竞争和筛选程序，他于今年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基民盟党魁。之后再经过与姐妹党基社盟的一番“绞杀”后，勉强当上了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

可是，他的根基不足、优柔寡断和“倾城一笑”，给他本人和基民盟带来了创纪录的败绩。党魁的位置尚未坐热，入主总理府的梦想却已破碎。

联盟党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拉舍特成为政治“孤魂”：既在党内彻底失势，也无法再回北威州重执牛耳。

如果说政治上也有“净身出户”的话，拉舍特就是一个“范例”。

如今，基民盟内新一轮的党魁争夺战已拉开帷幕。参加竞选的三人中，梅尔茨（Friedrich Merz）和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是默克尔的昔日“政敌”，布劳恩（Helge Braun）则是她任内最后的亲信“大内总管”。

默克尔虽然不日将离开政坛，但她的“政治辐射”显然还在延续。

- 剧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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